在昆明丑小鸭中学，这些年，每到开学，老师们会面临一场突然袭击的“考试”——某一次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校长会发给每位老师一张A4纸和一支笔，然后请大家单人单行坐好。“请老师们把你认识的学生名字写在白纸上。”

“詹校，您好。我上次给您说过孩子抽烟的事，没想到一个假期完全变成了问题学生！不仅抽烟还参与打架，跟上其他辍学学生乱跑，坐出租车去西安兰州。我想开学会不会好些，结果报名去了，上了半天课就因胃疼身体不好请假。今天说他下周也不去学校。思想没转变即使强拉到学校也不学，我作为一名老师，遇到了这样的孩子，该怎么办？”

丑小鸭中学2011年办学以来，有不少抑郁孩子莫名其妙不知不觉地在这里被治愈了。一些医学专家曾经对“丑小鸭奇迹”进行过研究。他们认为，治疗抑郁症的阳光疗法、运动疗法、饮食疗法、群体疗法、音乐疗法等，与丑小鸭中学的教育设计不谋而合。

早几天，和几位老师聊到如何”转化问题学生”这个话题（其实，我不不喜欢说“转化”这个概念），有一位老师说：“詹校，我好佩服你，好佩服丑小鸭中学的老师。你想，一个班如果有一个问题学生，一个家庭如果有一个问题孩子，都会弄得鸡飞狗跳的......丑小鸭中学全部是问题学生，上百个这样的孩子，你们的老师却能搞定......不敢想象呀。难度有多大！”

绍兴鲁迅纪念馆里一幅展现鲁迅抽烟的墙画，近来成了舆论焦点——控烟志愿者孙女士以“可能诱导青少年吸烟”为由举报，建议将鲁迅夹烟的手改成“握拳”。这场争议看似是“控烟”与“文化”的碰撞，实则暴露了一种非黑即白的思维误区，也让我们不得不思考：用现代标准苛责历史人物、用个人立场干涉公共文化，真的合理吗？

早几天，在高铁上，邻座有个10来岁的男孩，在和一位30来岁的女士聊天。看样子，女士和男孩很熟悉。我听到男孩说：“我妈妈不准我玩手机，她说等我考上清华北大了，就可以玩手机了......只有很少的时候，我妈妈也会把她的手机给我玩一会，那是她在奖励我。”男孩长得很清秀，带着一幅黑边的大眼镜。

2011年办学以来，丑小鸭中学只招收来自全国各地的不能正常上学的初中孩子。这些孩子，就是所谓的“问题学生”。这些“问题学生”最大的共同点是学校不要他们，他们也不要学校。他们和学校、校长、老师、父母的关系亮起了红灯。

开学时，要不要来点仪式感？要的。如果校长不在此时此刻刷新一下自己，很可能谁也不知道校长是谁。有位大学毕业生告诉我：“大学四年，我只见过校长两次。第一次是在开学仪式上——我坐后排，也根本没有看清校长。第二次是在《毕业证书》上。”

有位家长给我留言：“我家有个高二的男生，智力还行就是学习不专心。学完课本上的东西做完最基础的作业，就去玩了，喜欢游戏，和他一起制定学习计划但执行力差，讲道理听不下去甚至很反感。焦虑，担心考不上好的学校......”

我很多次遇到家长的求助，他们说孩子无可救药了——“逃学，不与父母沟通，把自己关在家里，整天打游戏黑白颠倒……”咋一看，孩子的“问题”是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比一个严重。你看，以下这几个问题是不是越来越让父母绝望？第一，逃学。第二，不与父母沟通。第三，把自己关进房子里。第四，整天玩游戏。第五，黑白颠倒。

社会在发展，家庭的功能在改变，家庭成员对家庭的依赖性在减少，父亲的权威性受到挑战。半个世纪以前，中国的农村基本处在农耕时代，我是湖南农村长大的，我不清楚城市人的家庭生活。那时候，我们做顿饭都要全家人合作：爸爸挑水，妈妈抱柴，我煮饭，妹妹拣菜。

教育的本质是唤醒，校园文化设计的使命则是搭建唤醒的桥梁。当我们打破"展馆思维"和"公园思维”逻辑，让每一面墙都能对话，每一处景都能参与，校园才能真正成为滋养生命的土壤，而不是仅供参观的标本。毕竟，教育的生命力，永远藏在那些充满烟火气的互动与生长里。

我退休后创建了“李镇西博士工作站”，这是一个吸纳理想主义年轻教育者的学习共同体。与一般的“名师工作站”不同，我从不要求成员们制定任何“成长目标”和“学习计划”，也不要求他们定期写总结，我自己当然也从来没制定过“培养计划”。教育局对我们也没有任何“阶段性考核”和“成果验收”。一切都是开放而自然的。我对老师们说：“我不要求你们必须成为特级教师或什么名师，只要你们永远热爱教育，热爱孩子，永远保持激情与好奇，永远处于一种尝试和探索的状态，能够享受教育的幸福，就可以了。幸福比优秀更重要！”

开学了，家长只需要问问孩子：“要帮你准备哪些东西？”其他都是孩子自己的事。他不说，您别管。开学就像开花，正常的事，只是一个季节。一年还“开”两次呢。家长一紧张，孩子也跟着紧张。家长的焦虑会让孩子不知所措。一个开心、自信、从容、独立的孩子比什么都好。 “开学恐惧症”是吓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