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2006年,昆明都市时报的一个封面新闻吸引了我——《带着19个孩子结婚的爸爸》(原标题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这个“爸爸”就是李志祥。那一年,李志祥28岁。办着一个叫“德馨”的民办学校,收养了19个无依无靠的“野孩子”。我记得,那些无名无姓的孩子一律性“李”,李登龙、李登凤、李旭......德馨学校就是他们的家,李志祥就是他们的爸爸。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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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大年/ 帮助这位伟大的校长——他收养“野孩子”,我们帮他认养芒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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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会前,学校会议室里的场景都像一出无声的默剧。教师们迟疑地徘徊,目光在前后排之间逡巡,最终默契地选择“靠后、靠边”的安全区。而前排与主席台,那片被精心打理、茶水飘香的区域,则如同一个无形的磁场,既吸引着敬畏的目光,也划定着清晰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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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网友给我留言:“......教务处每节课都有老师从后门进入查睡觉的学生,若有,就用手机拍下,然后扣老师的钱。不知道您如何看待这样的操作?”学生上课打瞌睡,学校扣老师的钱。这样的情况我不是第一次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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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判一所学校的管理层级与人文底蕴,有三处“微景观”无需刻意寻找,便能一览无余:厕所、食堂与宿舍。这三处地方,是学校管理最真实的“素颜照”,也是师生文化素养最直观的“显示器”。其中,,厕所作为师生每日高频使用的空间,这个最不起眼的方寸之地,恰恰是学校管理最精致的一张“隐性名片”——它藏着学校对细节的关注、对师生需求的回应,更是办学理念与治理能力的微观缩影。一所连厕所都能做到“有温度、有细节、有文化”的学校,其管理水平与人文关怀必然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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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在甘肃庆阳讲课时,有位老师提到一个案例:一个学业优秀的中学生,因在校玩手机被老师发现,班主任通知家长,家长没收了孩子的手机并惩罚了孩子,最终导致孩子拒绝上学、拒绝沟通,彻底躺平。我当场分析了问题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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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局长约我去成都新津讲课,并安排了我的专场,线上线下同时进行。他的理由是:“5月19日在滨州听了你的报告,没听够,才又把你请到新津来。”2023年6月1日吃晚餐时,高局长来晚了。一进门,就有朋友向我介绍:“高强局长。高强的高,高强的强。”高局长马上回应了:“很多看上去高大上的名字其实都是拿来掩饰本身的不足的。不过,或许是父母的一种期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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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大年/如果孩子“不爱学习”,是孩子错了,还是“学习”错了?
我经常会思考一个问题:孩子天生是好奇的,为什么有不爱学习的孩子呢?是不是学习的本身让孩子无法去爱?那么,怎么样的学习才会让孩子“爱”呢?这一次,我在牛津大学听了一位教授关于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等四个学习概念的分享。对我的启发很大,简直认为这是给“好的关系,才是好的教育”的教育实践找到了更有力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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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率”的本质是利益:是官员的政绩,是学区房的利润,是房贷的利息,是教师的职称,是某些人的灰色收入……你能“反对”? “升学率”的背后是家长半辈子的心血,也是孩子(几乎是所有孩子)青春的全部赌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背后是一个民族创造力的丧失。你能不把“反对”的声音喊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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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大年/一些“网络成瘾”的孩子其实不是网络成瘾,只是关系断裂
在昆明丑小鸭中学上学的孩子,他们在来这所学校之前,都是厌学、休学的孩子,基本都是“网络成瘾”的孩子。但在丑小鸭中学,不但不“禁网”,相反还要求每个同学必须配备ipad,上课都用AI学习,教学楼的WIFI是不加密的,教室里和走廊上的一体机也可以随时使用。丑小鸭中学15年的教育实践发现:很多被认为是“网络成瘾”的孩子,其实只是关系断裂。换一句话说,孩子要的其实不是网络,而是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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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妈妈问我:"我的孩子很优秀,但我想不清楚她为什么会伤害自己?"原来,这位母亲是一位中学教师,她的女儿从来就是好孩子,中考成绩特别优异,考入了重点高中。女孩上高二后,频频出现用小刀刮伤手臂的情况,成绩也明显下滑。后来,孩子慢慢不去学校了。这位妈妈问我:"孩子成绩那么优秀,一直名列前茅,她应该很满足呀......为什么还要伤害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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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的宏大棋局中,每一位教师、家长乃至学生,都是执棋者。我们常常急于求成,渴望一步到位,看到立竿见影的成效。然而,真正的教育智慧,往往不在于“落子”的迅猛,而在于“布局”的深远。它遵循着一种内在的、不可逾越的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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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大年/有10%的学生可以考入牛津剑桥,但这所学校没有校园(访英日记之七)
奥多中学(Oundle School)位于北安普敦郡迷人的集镇 奥德尔(Oundle),是英国领先的男女寄宿和走读私立学校之一。学校成立于1556年,是一所拥有400多年历史的私立中学,该校招收11-18岁的男生和女生。目前该校有1200多名学生。2024年,这所学校有17名学生被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录取。这所学校平均大约有10%左右的学生进入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75%以上的学生会考入罗素集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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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听说过夏山学校,但对这所学校并没有过多的了解。2011年,我在昆明创办了丑小鸭中学以后,常常接待一些教育同行来访,也就不断地有人说我办的昆明丑小鸭中学是“中国的夏山学校”。大概是在6年前,我买了《夏山学校》这本书,粗略地读了一遍。去年12月,三川玲给我寄来了她翻译的《夏山学校》,我又再翻看了一遍。但读得不是很认真,因为我认为丑小鸭中学的一些做法并不比夏山学校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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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三位一体服务链,育时代栋梁之才——关于构建教育正向反馈生态的呼吁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是点亮民族未来的希望之光。构建社会(政府)、学校、师生三位一体正向反馈服务链,不仅是优化教育生态的关键举措,更是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国家培育栋梁之才的必然要求。这一服务链并非单向的付出,而是环环相扣、双向赋能的有机整体,唯有各方协同发力,才能让教育的暖流滋养每一个成长的生命,最终反哺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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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食堂的餐盘里,装着学生的健康,更连着千万家庭的牵挂。然而近年来,学校食堂"丑闻"不断,甚至愈演愈烈。这些事件看似是管理疏漏,根源却直指畸形的经营监管模式——“自己经营,自己监督”或“儿子经营,老子监督”的利益绑定困局。 "利益"二字,才是问题的本质。唯有构建“利益对立面监督”的新模式,才能筑牢校园食品安全的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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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大年/做一个幸福的老师——老师的最高价值(在益阳师范百年华诞庆典上的即席演讲)
我叫詹大年,益阳师范1979级15班的学生。我是16岁到益阳师范读书的。17岁那年,我的班主任换成了戴国智老师——就是你们嘴里的戴校长,但我不愿意称呼她为“戴校长”,因为“校长”是全校的,“老师”才是我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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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是个从来不懂礼仪的人。饭桌上,我不会注意到是不是哪个少年在长辈未动筷时就先伸手里;宴席上,我往往是那个众人已经"敬酒一圈"后的万不得已才勉强举杯的人。 所幸,我已经老了,这些缺点也慢慢熬成我自信的组成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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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题模式下,学生的学习过程变得机械而被动。他们无需深入思考知识的本质,无需探索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只需记住题型和解题方法,就能在考试中获得一定的分数。这种方式看似高效,能够快速提升学生的应试能力,但实际上却严重阻碍了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长此以往,学生的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被逐渐磨灭,他们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变成了只会 “输出答案” 的 “答题机器”,与依靠数据投喂的低级 AI 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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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有个老网友,还是那种比较聊得来的网友。从她的朋友圈里时不时闪现的“金句”看得出,她是做家庭教育的。去年,她告诉我,她的孩子13岁,已经辍学一年多了,呆在家里不出门,亲子之间已经“无法沟通”了。她求助于我,问我“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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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我们家孩子什么都爱,就是不爱学习。”这句话本身就有矛盾,“什么都爱”就不是学习吗?这是把广义的学习与狭义的书本知识学习对立起来了。如果,我们对“学习”的概念认知是错误的,那么即使孩子已经在学习了,我们也看不到孩子学习的状态,甚至还会责备孩子“不爱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