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有巢，鼠有穴，牛有圈，马有厩，鸭有棚，鸡有窝，狡兔还有三窟哩，作为现代人更应该有自己舒适的家。哪料想，曾经我也羡慕过有三窟的狡兔哩。

　　30年前，已经成家立业的我，还没有一个让人踏实、属于自己的“窟”。记得1977年初，我从江苏北部的盐阜大地调到爱人所在的海门天补中学。当时，她还住在集体宿舍，总不能我来了，就把她的室友都赶走，因此，我只得与寄宿男生为伍。学校领导对我们双职工还挺关心，尽了最大的努力，终于腾出了一间平房，让我们踩着鹊桥，住进了一个属于我们双栖的窝。尽管是间只能搁两张铺的狭窄小屋，但我们还是满意的，岂知当时的单身教师三四个人还扎在一室呢。后来，我们接来了孩子，又有一个内侄来此借读，家里的空间只得向空中发展，摆上了架子床。假若有几个亲戚、朋友造访，晚上根本没有留客的一席之地。那时，我们朝思暮想，多么希望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窟”呀!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的独苗儿已是中学生，三口子挤在一个“窟”里的日子挺憋屈。偶有老父来我家，谈起要在老房基上翻建新屋的事，内当家听了，同我商量，决意从羞涩之囊中掏出几个子儿支持盖房。于是，老宅上翻建了三间五架梁的瓦房，虽然它并不气派，但在当时的乡村，也不觉得落后。我们终于可骄傲地向世人宣告：

　　没有窝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我们也有了属于自己的“窟”。虽然我们平时不容易享受此“窟”的幸福，但父母却享受到。利用假期探亲时，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的“窟”中潇洒自在好些天呢!这种美滋滋的感觉只有我体会得最深刻。

　　改革开放以后，江海大地面貌日新月异，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百姓新楼鳞次栉比，教育系统的安居工程也悄然启动。我们学校两度为教师盖了集资房，单位按政策补一点，自己掏一点。我们赶上了好时代，不借一分债，也在1998年元旦搬进了三室一厅新居，它还带卫生间、双阳台和车库呢。看到房产证上赫然写着我的名字，我好激动呀!

　　老家的耄耋父母，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儿媳带着孩子，一起赶来庆贺我们的乔迁之喜。新居里，四代同堂，融融乐乐，彼此有说不完的沧桑、道不尽的快乐。父母看看这，摸摸那，感慨万千道：“这真是吃着甘蔗上楼梯，节节甜，步步高!”环顾新营造的第二“窟”，想起那狭小斗室，真的，我们的心里比蜜甜。

　　进入新世纪，儿子、媳妇携手到上海发展去了，这当然是开心的事情。然而过渡时期租房住，退休的老伴也随儿子下江南，三代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过日子，生活确实不是那么美气。更何况每月要掏千余元的租金，等于为别人加工资，为自己减工资，总不能老像这样寄人篱下吧，于是我们又白日做起了“美梦”——在上海筑一个自己的“窟”。好在我们的工资在不断地增加，儿子、媳妇的工资是我们几倍，手头都有那么几个子儿。2005年春天，购房蓝图在我们眼前展现，我们掏尽了腰包往上海送，儿子也把他们的积蓄拿出来，还贷了一部分款，终于告别了出租房，欣喜地搬进了装饰一新、120平方米的套间。与前两“窟”相比，此“窟”最新潮，三室两卫一个大客厅，特别是年轻人的设计和陈设让我们开了眼界。我们沾上了改革开放的光，竟然在东方大都市也“异想天开”到一个美丽的“窟”，这真是三把钥匙挂胸前——开心、开心、真开心!

　　说来真有趣，我的小孙女恰巧是属兔的，我常常给这只“小兔儿”讲那过去的事情，话咱们老张家“狡兔三窟”的故事，语重心长地教导她：花好稻好比不上改革开放好，没有改革开放，“狡兔”怎能有“三窟”?我们怎能脚踏楼梯步步高?

　　《中国教育报》2008年11月9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