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高为师------中国近现代教育家介绍

一代宗师——蔡元培 （1868—1940）

　　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功绩卓著。毛泽东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　　
　　蔡元培出身于商贾之家，少年时期饱读经史，17岁考取秀才，18 岁任塾师，21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升补翰林院编修。1898年 戊戌变法失败，他认为革新必先培养人才，于是走上倡导教育救国之路。同年9月，他弃官归里，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二十世纪初，他 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致力于打破封建主义教育，为反清革命培养人才。1906—1916年间，他赴德法留学，为兼通中西文化奠定了基础。1912年他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 对封建教育进行改革，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教育体系。1917年任北京 大学校长后，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对北大 进行全面改革，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成为研究学术、传播新思想、培养新人才的基地。“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主张抗日，与 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 援救了一批革命志士和爱国青年。晚年，为抗日救亡事业奔波，努力促成国共合作。蔡元培的一生，主要以教育和科学作为事业的支柱， 为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功绩卓著，影响深远。 蔡元培写了许多教育方面的著作，后人将其收入《蔡元培选集》、《蔡元培教育文选》和《蔡元培全集》中。 　　

　　蔡元培非常重视健全人格教育，提出“五育”并举主张。1912年初在出任教育总长时提出，教育方针为“在普通教育，务顺应时势， 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同年2月，他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提出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 育及美感教育五项主张。他把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与“超轶乎政 治”两类。隶属于政治的有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和道德教育三者；超轶乎政治的则是世界观教育和美育、实利主义教育和道德教育 三者。他认为，两类五种教育均不可偏废。为了强兵富国，需要军国 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但“必以道德为根本”。公民道德即“自由、平等、亲爱”，亦即儒家的“义、恕、仁”。他把欧洲资产阶级道德 观念同中国儒家的传统道德观念揉合在一起，主张培养现实社会的完 全的人格。但教育的终极目的还在于追求超现实的实体世界，使人达到最高精神境界，因此还必须有世界观教育，即引导受教育者超脱现 世，领悟最高精神境界的教育。他认为，这种世界观教育是知、情、 意、德、智、体诸者的统一体。从现象世界进入实体世界，不能依靠经验或理论，只能依靠浑然直觉的美感，美感是两个世界的桥梁。他 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各级学校、各种社会活动都要进行美育。蔡 元培提出的教育思想体系，是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 的办学方针。他认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应该广集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 让其互相争鸣，自由发展。墨守成规，抱残守阙，持一孔之见，守一 家之言，实行思想专制，是不可能使学术得到发展的。他说：“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 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他要求学生要“以研究学术为天职”，“砥砺德行”，“敬爱师友”； 鼓励学生兼听不同学派的课，进行独立评判，并大力支持学生成立各 种学会和研究会，培养学生自由思考和独立研究学术的能力。蔡元培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他认为学与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 始可。但学与术虽关系密切，而习之者旨趣不同，所以治学者可谓之 “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至于文理资料，互有交 错，治学者不可局守一门，应当沟通各科界限。在这一思想指导下， 他把北京大学工科并入北洋大学，取消文理各科界限，并且改“学年制”为“选科制”，使学生能“专精之余，旁及种种有关系之学理”。 蔡元培还提出“教育独立”的主张。他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 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 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 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即教育事业应超然于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以外。 　　

　　蔡元培的教育主张，能根据本国需要，兼采各国所长，“食而化 之”。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教育的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的革新，起了推动作用。 吕雅范

现代教材建设奠基人-----叶圣陶

　　1894年生于江苏苏州。原名叶绍钧，笔名有柳山、桂山、郢、郢山、华秉亟等。1899年进私塾读书，1907年进 公立小学，一年后进苏州公立中学。中学时期，喜读外国小说，开始接触文艺，曾与同学组织诗会放社。1911年中 学毕业，后历任小学、中学、大学教员，还当过编辑，编 过《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和《中学生》等刊物。

　　解放后，曾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 版社社长；历任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中 国文联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叶圣陶早在1914年就开始用文言文写短篇小说，五四运动前后改用白话写作。1921年初，和茅盾、郑振铎等人 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提出“为人生”的主张，并严肃认 真地进行实践，这时期的作品有短篇集《隔膜》（1926）、 《火灾》（1923）、《线下》（1924）、《城中》（1926）、《未厌集》（1928）、《抗争》、《四三集》（1936）， 散文集《脚步集》、《未厌居习作》，诗歌集《雪朝》（1922），长篇小说《倪焕之》（1929）等。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暴露和讽刺了旧社会的黑暗，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悲惨命运。在看到兴起的革命力量之后创作的作品，则充满了对光明的热切追求。

　　早在1920——1921年间，叶圣陶就为少年儿童创作了《儿和影子》、《拜菩萨》、《成功的喜悦》、《小鱼》、《两个孩子》和《损害》等多篇小诗，这些以儿童生活为题材的诗作，充分体现了“五四”以后科学与民主的时代 精神，既能教育孩子，又提醒了成人对儿童教育问题的关 注。1921年冬天起，他致力于童话创作。1923年，出版了第一部童话集《稻草人》，这部作品，鲁迅在1935年称它 为“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1931年，又出版了第二部童话集《古代英雄的石像》。以后，又写了《聪明的野牛》、《鸟言兽语》、《冥世别》等童话，还 创作了童话歌剧《蜜蜂》、《风浪》等。

　　早期童话，竭力勾画出一个美丽的人生，一个儿童的天真的国土；不久，意识到与其以意想的美去陶冶儿童，远不如为他们展露人世的不平。后期童话，一面无情地讽刺、鞭挞反动腐朽势力，一面热情地歌颂群众斗争和革命力量。新中国成立后， 于1956年写了《一个少年的笔记》，生动地记述了一个少年在成长中的精神世界，想象丰富而美丽。同年，出版了《叶圣陶童话选》。1979年，又出版了《稻草人和其它童话》。作为现代著名作家和教育家，作为当代的“语言大师”之一，叶圣陶在我国儿童文学史上有着特殊地位，是我国现代童话创作的重要奠基人。

国学一代宗师---季羡林

季羡林(1911-)语言学教育家和梵文学者。山东清平(今临清)人。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41年获德国格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副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南亚东南业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中国南亚学会第一届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一届副会长，中国语言学会第二届会长，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第一届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第一届会长。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长期从事印度古代语言文学、印度佛教史、中印文化关系史及吐火罗语的研究。著有《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还有《大唐西域记》等。

附：季羡林：拒绝“一代宗师”称号(2006-08-14       解放日报)

本月6日，是季羡林先生的95岁生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解放军总医院，向这位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表示祝贺和敬意，两人还一起探讨了“和谐”话题。

用季老自己的话来说：“近年季羡林走俏”。然而，光环和浮名并不能帮助人们理解季羡林，理解他的平淡和孤寂，理解他拒绝“一代宗师”的称号。对此，女作家张曼菱有着深刻的感受。

一位内心仁慈细腻而经常沉默的老人

季老常用戏谑的口吻说：“近年季羡林走俏”。我认识他，和他相处、相对于朗润园中，漫谈于后湖之畔，则是在他没那么“走俏”、有时还颇不合时宜的年月里。

对于我，他是北大校园里一位真实的正直的学者，一位内心仁慈细腻而经常沉默的老人。

二十余年来，他称我为“小友”，我亦终身以“良师益友”相对之。

当初，在我陷于困境时，他曾挺身而出呼唤我，勉励我。

我初入北大的那一年，就参加了竞选。当年，“民主”的意识甚至在北大也很可怜，许多人竟贴出大字报，认为我“不能当候选人”。他们可以忍受一个不认识的人，却不能忍受自己熟悉的人成为“候选人”。于是连我的恋爱我的宿舍夜话以及我上课早退等等，全都成了“揭发材料”。真是“群起而攻之”。我的男友因此与我决绝了。

就在这时候，季羡林派人找到我，要我去见他。于是我稀里糊涂地受到一位老者的勉慰。回来后，我才打听出他是谁。那时他是北大副校长，找我原意是一种爱护与担心。大概看我大大咧咧的样子，“已摒忧患寻常事”，渐渐就与我谈开了人生与学问。从此越走越近。

毕业前夕，我步入文坛。季老很是欣慰。他曾要把我介绍给韩素音，参加什么世界华人写作活动。那年我正在新疆流浪，他找不到我。回来后我说，算了吧，韩与××那么近，我不去也罢。季老一笑。

我所认识的季羡林，执著于记忆中的每—桩珍贵往事。他曾对我讲过鲁迅，讲过胡适，讲过他的恩师陈寅恪。其神情谦恭无比，如师长犹在前。他说，他们都非常爱护年轻人。

北大郝斌曾跟我讲过，他陪季老去台湾的事。他说，当时邀请一来，季老马上就答应了。说明他心里有事，想去。到了台湾，季就提出要去谒胡适墓。

那天，郝斌跟在他后头。季老上前就恭敬地朝着胡先生的墓地三鞠躬，然后回头对跟在后面的郝斌说：“鞠躬。”语气很严厉，容不得半点商量。这在季是很少有的。郝斌于是也鞠躬完毕。

后来郝斌跟我说：“他不叫，我也是要鞠躬的。因为他在我前头，我得等他行礼退下，我再上前行礼。不料季老那么性急。他怕我不行礼。”

情之急切，可以想见。回来之后，季写了《在胡适墓前》的文字。

这埋藏在他心中已久的感情终于宣泄。可见，季是一个有心灵底线的人。面对多少年来对胡适的不公平与攻讦，季只能沉默不语。但该守望的东西，他没有丢掉。

学者的严谨个性体现于平素的处世中

季羡林是认真的人。学者的严谨个性也体现于平素的处世中。

我在拍摄《西南联大启示录》时，提出要采访他。季老先是拒绝，以为不合适。

他从来没有拒绝过我什么事。但这一次，因为他本人不是西南联大的，抗战时期他正留学德国。

我说，我采访他是因为这部片子需要谈谈陈寅恪，而国内能够谈陈的人不多了，季老才答应。

他着重给我讲了陈寅恪一家“三世爱国”的传统，他说：“爱国，也是遗传。”采访时，也请他谈西南联大，他谈得非常审慎。自己的身份摆得很恰当。

我当时曾暗想：今后我也要这样，不能什么都插一杠子。季老为我示范也。

季羡林不是圣人。作为一个从建国后各种“运动”中走出的知识分子，他的脚步不可能是笔直的。他也有过若干的徘徊。

而一旦猛醒，便不随大流。铁肩担道义，衰躯护犊子。这是我由衷敬佩季老和愿意一生追随他的原因。

我在海南时期，曾想创办一所职业大学。季老欣然地支持我，还为我筹了六十万韩币，让我用发票来取。但大学没有办成功，钱也就没动。

“一个民族最需要的是创造文化和传播文化的人”

那以后，他对我说得最多的是：“一个民族最需要的是创造文化和传播文化的人。”

他希望我做这样的人。每一次见面，他都要求我坐下来写作，要坐冷板凳，他曾说，曼菱要能坐下来，必有大成就。

关于名誉，他曾在电话里对我说过一句话：“实至名归。”

乙酉之秋，我万里来京。人到了医院的大门口，却不能见面。

但他知道我来了，让李玉洁老师带两本书给我。知道我要出文集，很快题词寄给我。我没有收到。于是，季老又写了第二遍，再次寄出。

这一次季老为《张曼菱文集》的题词，我要用它了。我知道，他以风烛残年、辗转病榻之躯，两次为我握笔，慎重加印，目的就是在勉励我提醒我，要写下去，要“坐冷板凳”。

我想，是时候了，我要挣脱万事的困扰与诱惑，与岁月较量，板凳越冷越好。

坐冷板凳，其实正是季羡林的本分、本色，也是他心安理得之处。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季羡林直到七十岁后才有了“坐冷板凳”的权力。每天他黎明即起，万籁寂静中，在灯下写作迎接早晨。他如饥似渴地整理旧文章，写出新思路。而每天晚上，他必要写二千字以上的学术日记，才能躺下。

当他还在朗润园家中时，有时一天不断地来人，这样持续着，到了晚上他就会生闷气，一句话不说，因为他没有了“坐冷板凳”的时间。

他最多的文章最重要的著作都是在七十岁后写成的。就这样干活，直到八十八岁“米寿”之期，他完成了二十七卷的《季羡林全集》。

由于家庭成员有的早逝，有的又在国外，有时我觉得，季羡林正像一个僧人，怀着对信念使命的忠诚；而宁静地思索与写作，是他晚年幸福的源泉。

他爱引用的一句话是：“任重而道远，士不可不宏毅”。

“什么‘一代宗师’，好像听着不入耳”

季羡林一生致力于东方文化的研究，以印度为主。这在他的《学海泛槎》一书中一一作了交代。而近年来人们瞎给他与实际不符的称号，其实有损他的学者风范。

“什么‘一代宗师’，好像听着不入耳。”季羡林这样反应。

再问他：“如果给您下一个定义，应该是什么?”

他说“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

他还说：“对一个人，要给他名副其实的定义，他自己心安理得。如果不名副其实，他自己也吃睡不安。好多事情不是这么出来的。什么是‘国学大师’?先得把这概念搞清楚。”

他说过，我不是作家，作家这个称号是很神圣的。我只是一个随意写东西的人。

学术和历史都是最认真的一种事实，并不是人们可以随心所欲的。

光环和浮名，并不能帮助人们理解季羡林，理解他的孤寂，他的苍凉之心。

面对于世俗应酬，他其实是一个天真的人，容易相信人们的表象。只要对别人能有些帮助，他总是愿意尽力而为。

对于季羡林一生所事的东方文化，我是外行。但二十年来，亦曾与先生共度劫波，心灵相通于天涯。季羡林，这是一个认真而实在的人，是一个铁骨铮铮的人，是一位爱护青年而舍身护犊的导师。

一次到他家中，是在卧室中见他的。他于半坐卧中对我说：“够本了，就这样吧。”神情非常恬静。

那时他已经将他的一切都捐献于北大，万事无牵，他说，一闭眼就可以去了。

季先生在很多方面不像他的先师陈寅恪，但有一点绝同，这就是九死而无悔，将生命合进了中国泥土，一辈子没有离开中国的大学。（摘自《北大才女》，张曼菱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陈独秀【近代】 （1879—1942）中国近代思想家、教育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
    1918年和李大钊一起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积极参加并领导五四反帝爱国运动。1920年12月，任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曾试图改革当时的教育，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创始人之一，被选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1924年著文主张收回教育权，支持教会学校学生的斗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因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27年被撤销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职务。1929年被开除出党。著作辑为《独秀文存》
胡适【近代】 （1891—1962）中国近代学者、教育家。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在上海梅溪学堂、澄忠学堂和中国公学求学。1910年赴美留学。先后入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受业于杜威，获哲学博士学位。自称“受杜威先生实验主义哲学的绝大影响”，实用主义是他“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
    他一生参加学术活动的领域较广泛，在哲学、文学、历史和教育等方面，均有专门论著。教育方面，他提倡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论，要求学生“安心求学”，埋头于“读书救国”，反对学生参加革命运动。同时竭力宣传实用主义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他对高等教育的建设和规划特别重视，认为高等教育是国家学术研究的中心。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上卷）和《胡适文存》等。
李大钊【近代】 （1889—1927）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字守常。河北乐亭人。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刨始人之一。热情歌颂俄国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并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工作，1920年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负责北方区党的工作。在这期间还直接领导新潮社、北京学生救国会、少年中国学会等进步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第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三、第四届中央委员、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 他是最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的先驱者。认为要使中国社会得到彻底改造，光靠教育的努力不行，“只有铲除国内的督军制和国外资本主义这二重障碍”，教育才能振兴。他提出了劳动教育问题，要求人人都有受教育的均等机会。他还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把知识阶级与劳工级打成一气”。其著作合编为《李大钊文集》。
粱启超【近代】 （1873—1929）中国近代思想家、教育家。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县人。早年曾应科举，中举人。

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后远游美、澳，至辛亥革命后才回国。在日本时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在东京办大同学校，在神户办同文学校。在宣传西学方面起了思想肩蒙作用。1905年后坚持立宪保皇，政治上日趋保守落伍。1920 年后，专门从事讲学和著述。任清华研究院导师，并兼任南开等几所大学教授。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名著在此期间问世。在大学讲学时，传播资产阶级的哲学、历史等人文科学的理论，以及治学方法论，培养了一批在社会上享有盛名的学者，并在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研究和整理上作出了成绩。 其教育主张主要有： （1）教育救国。认为国家的强弱以教育为转移，“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并注意到教育应着重提高国民的素质。（2）变科举、兴学校。认为：“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弊皆由于此”。中国欲求富强，进行改革，其根本之途在于从实行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入手。他依据儿童身心发展的状况，设计了国民教育制度体系、在“兴学校”的主张中，特别重视“政治学院”、“师范学校”和“女子学堂”的开设。（3）改革课程内容。认为学校应设西学，包括西政、西艺、西文。在西政与西艺之间，又要本着先政（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后艺（科学与技术），以政为本，以艺为用的原则。他在《西学书目表》中详述具体西学内容。（4）改良教学法。认为旧的教学法“导之个以其道，抚之不以其术”，必须彻底改革。对西方的优秀教学法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王国维【近代】 （1877—1927）中国近代学者、教育家。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曾留学日本，归国后1903年起先后担任通州和苏州师范学堂心理学、伦理学教习。1922年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信导师。1925年受聘为清华研究院教授。较早介绍西方哲学、美学、教育学和心理学。 教育思想方面，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德育、智育、美育和体育多方面发展的“完全之人物”。力主理论知识与实际知识并重。认为教育应以道德为中心。较早提出美育应列为学校的正式科目的见解。 其教育主张主要有： （1）大学要办成研究学术的场所； （2）大学应承担培养年轻一代*理论学术人才的责任；学术应自由和独立等。（3）重视师资的培养，强调必须办好高等教育，以充实中学的师资；办好中学及师范教育，以充实小学的师资。其著述甚丰，涉猎教育、哲学、文学、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诸方面，主要收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所译日本花铣三郎著作《教育世界》，为中国第一部介绍的外国教育学。
章炳麟【近代】 （1869—1936）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一名绛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主张教育必须为革命利益服务，通过学校宣传革命思想和培养革命志土。认为革命是开通民智的最好方法。在爱国学社时，常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历史事实为教材，激发学生反对清王朝的革命热情。反对清廷尊孔读经的教育宗旨，认为“尊事孔子、奉行儒术”，完全是为了“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主张德育、智育、体育三者并重。认为道德主要是靠社会熏染，而不是靠讲解。智育也不专在读书。其著作收入《章氏丛书》，今编为《章太炎全集》。
曹靖华【现代】 （1897—1987）中国近现代文学家、教育家。河南庐氏人。1921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学院任教。1933年回国后，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平东北大学、中国大学、清华大学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创建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任系主任。为中国文联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翻译工作作者协会副会长。其教育思想：（1）坚持“外为中用”原则，学习外国经验、介绍外国文学需考虑中国的实际与需要；（2）学生要在知识广泛的基础上，对专业知识和技能精益求精；（3）翻译工作者不仅要精通外国语言，而且要掌握好祖国语言；（4）要实地劳作，专心致志，“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遭”。著有《 曹靖华散文选》，翻译有《铁流》、《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苏联作家七人集》等。
陈望道【现代】 （1891一1977）中国近现代语言学家、教育家。原名参一，笔名佛突、雪帆。浙江义乌人。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华东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高教局长，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辞海》主编。为第一至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至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常务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 其教育思想： （1）强调正确掌握语文工具，创立独具特色的语言学体系，首创中国修辞学体系。（2）以“宣扬真理、改革社会”为民主办学纲领，引导青年有胆有识，好学力行。（3）强调高等学校发展科学研究，自由讨论，以利教学质量与学术水平的提高。（4）强调高等学校师生建立革命性与科学性统一的学风，首创复旦大学新闻系，开中国高等学校开办新闻系之先河。 著有《修辞学发凡》、《美学概论》、《文法简论》、《因明学》，译文有《艺术简论》、《艺术社会学》、《苏俄文艺理论》等。后辑为四卷本《陈望道文集》。
成仿吾【现代】  （1897—1984）中国近现代教育家、文学家。湖南新化人。1910年留学日本。五四运动后，在上海参与发起创造社，宣传革命文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著译科学丛书。曾任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从事教育工作数十年，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党的教育方针及师资培养、教育行政管理等方面，多有论述，强调“没有教育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其他部门的现代化”。论述辑为《成仿吾教育文选》。译有《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多篇。
范文澜【现代】 （1893—1969），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教育家。字仲云，号芸台。浙江山阴（今绍兴）人。
    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三所所长、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第一至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九届中央委员，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 著有《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上编、《文心雕龙讲疏》、《群经概论》、《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唐代佛教》等，及论文《历史研究应当厚今薄古》、《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多篇。
梁思成【现代】 （1901一1972）中国近现代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广东新会人，1927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硕士学位。1928年入美国哈佛大学美术研究院学习。1947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学部委员。为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第一至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常务委员，北京市第一至三届委员会副主席。其教育思想： （1）理工与人文结合，知识要博而精； （2）设计与实施并重，培养富有创造力之实用人才、以毕生精力培养大批建筑工程技术人才。 著有《清式营造则例》、《中国建筑史》、《中国雕塑史》、《营造法式注释》等，论著辑为《梁思成文集》。
马寅初【现代】 （1882一1982）中国近现代经济学家、教育家。浙江乘县人。1906年毕业于北洋大学，留学美国耶鲁大学， 1915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为第一、二、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至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 1958年发表《新人口论》，遭批判。1979年9月恢复名誉，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毕生热爱教育事业，热爱青年，提出应以全面发展的观点去教育青年学生，不仅要使他们有丰富的科学知识，而且要使他们有高尚的思想，强健的体魄和初步的办事能力。 著有《马寅初演讲集》、《新人口论》、《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等。
孙敬修【现代】 （1901—1990）中国近现代儿童教育家、儿童故事专家。北京市人。
     编著有《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雷锋故事》、《怎样给儿童讲故事》。《孙敬修演讲故事大全》、《我的故事——孙敬修回忆术录》等。卒后北京市少年宫立有孙敬修塑像。

吴玉章【现代】 （1878—1966）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文字学家。名永珊，字树人。四川荣县人。
    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为第一至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六至八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工会首届主席，在长期革命教育实践中，倡导根据文字的科学化、国际化和大众化原则，推行汉字简化和汉语拼音方案，以利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和推广普通话，促进经济建设和文化革命。同时主张：（1）高等教育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机械搬用外国经验。（2）建立多种学制、多种规格、多种形式的办学体制，从速培养经济建设管理人才，尤其要关怀工农学员的成长。（3）脑力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断提高教师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不断提高教学质量，（4）要善于总结革命历史经验，教育后辈青年继承革命传统；同时提倡青年独立思考，发挥创造性，少年儿童要培养和发展才能，认真钻研科学。著有《中国文字的源流及其改革的方案》、《中国新文字的文法》、《辛亥革命》、《吴玉章回忆录》等，论述辑为《吴玉章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