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我推出两篇旧文《和教育谈恋爱，并结婚》《我参加工作第一天》，是专门写给刚工作的年轻教师的。我真心希望年轻人能够拥有真诚的职业认同，并保持青春的理想与激情。但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学校和体制，也应该善待年轻人，呵护他们纯真的初心，不能让一颗颗滚烫的教育心渐渐冷却。为此，我特写下这篇苍白无力的文章，也许“然并卵”，但说总比不说好——“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
我已经退休好几年。我经常想，如果我现在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会是怎样的情况？看到我身边的年轻教师，尤其是刚大学毕业或毕业没几年的年轻教师，我不得不感慨：现在的年轻人太艰难了！于是我特别庆幸自己年轻时所在的八十年代。首先我得去参加教师资格证考试，虽然我是四年制本科的师范大学毕业生。拿到了教师资格证，我还得奔波于各公办学校去应聘，或在网上搜索各地的公办学校的公招信息。估计一次性应招成功的可能性不大，那就先找个学校代课（无论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然后一边教书，一边复习，准备再次冲刺在编教师的公招考试。代课期间，学校的工作量肯定不轻。因为校长觉得“还是代课（临聘）教师好使”，所以不好（或不敢）安排给在编教师的活儿都压在非编教师身上。干的活儿虽多虽重，收入却比在编老师少许多，可还得忍着，不然连“泥饭碗”都保不住。收入很低，房租却不得不交。生活之拮据，真的是捉襟见肘。如此沉重的压力，早已让我喘不过气来，每天回家后只想躺平。当初报考师范的初心，就这样渐渐被销蚀。
万幸的是，我的青春时代不是在今天，而是在八十年代。我当年大学毕业后直接分配到学校，没有半点“就业压力”。第一年工资51.5元，第二年转正便是52.5元。这个工资很高，当时在机关工作的同龄人，如果不是大学毕业生，月薪也就三十多元钱，而一般的工人只有二十多元钱。所以，52.5元的工资，在当时可以说是很高的，让人羡慕，这也是当时的大学生被称作“天之骄子”的原因。到了学校也不愁住房。当然，刚到学校的年轻人是不太可能有套房的——可那个年代，一般的老百姓也很少有套房的。不过，学校都会解决一间宿舍。我刚分到学校时，就得到一间单人宿舍，很不错了。那时候，没有考编压力，没有经济压力，没有住房压力，一门心思只想怎么把课上好。但现在大学毕业参加教育工作的年轻人，能够心静如水地沉浸于自己的工作吗？现在年轻人的艰难还不只是来自就业和收入的压力，还有工作环境的极度逼仄——我这里指的不是物理空间，而是人文氛围。还是说说我当年。41年前的1982年，我刚到学校，被安排教一个班的语文，周课时六节，同时担任班主任，加上隔天一节共三节的早读课（那时每周工作六天），这就是我的全部工作量。关键是我非常自由——不对，不只是我个人非常自由，那时候所有的老师都拥有这种自由。就常规工作而言，只要我做到了两点，学校是不会来找我“麻烦”的：第一，班上的常规要搞好，课堂纪律必须保证，教室清洁要搞好，不能有迟到旷课、打架斗殴等违纪现象；第二，所教学科和所带班级的成绩要尽可能好——至少要说得过去，虽然那时候还没有“应试教育”一说，但“片面追求升学率”（“应试教育”的“前身”）已渐成气候，所以学校都会“抓质量”的。作为年轻班主任，只要做到了上述两点，应该说就比较自由了。是否搞班级活动、搞什么班级活动、怎么搞班级活动、教室怎么布置、黑板上方贴什么口号、墙上展示什么字画、歌咏比赛唱什么歌……都是班主任说了算——当然，我会与同学们商量，但毕竟是我做主，与德育处无关。而不像现在，教室里的一切都是德育处规定好了，整齐划一。不得有半点不同意见。
另外，那时候没有任何——我想了想，的确是“任何”——教育教学以外的形式主义摊派，更没有所谓“痕迹管理”。没有填不完的表格，写不完的材料，拍不完的照片……更没有什么被要求上街宣传这个那个的任务，也没巡河的要求——不过，我所在的成都市至今对老师也没有巡河的要求。还有，就算是教育教学的分内事，要做的也就是事情本身，而没有其他“附加”的事。比如，那时候家访纯属班主任的自觉行为，没有次数规定，更不可能与任何考核挂钩，而且家访就是家访，不是拍照，不是填表，不是写反馈。那时候阅读就是阅读，纯属个人行为，不是学校为了“营造书香校园”的各种表演，更不会检查读书笔记，或要求写读后感，并且与考核挂钩。
还有一点我差点忘记了，就是那时候学校对年轻教师的成长要求，主要就是多听老教师的课，好像就没有其他的事了。那时候除了年级组老师之间互相听课，偶尔在教研组内上一节研究课，几乎没有什么公开课。哪像现在，各种课堂大赛、班会大赛、技能大赛，还有各种名目的演讲大赛，美其名曰“为年轻教师提供成长的平台”，其实把老师累死了，压力也无比大。因为每一次“赛”都不仅涉及个人名利，更事关学校荣誉。如此浮躁，年轻人哪能静下心来备课、研究班级管理、走进学生的心灵？既没有就业、住房、收入的压力，也没有五花八门的形式主义任务和各种名利的“竞争”，年轻人真正有了安安心心教书的环境和自由的空间。于是，只要真正热爱教育的人，必然会迸发出创造力。比如，那时候我喜欢把语文教学放在社会环境与自然天地中进行。我组织学生分小组各自承包一条街，在街上一家一家商店、单位地找错别字，然后回到学校写成《街道错别字调查报告》，分别寄给文化局、电台、电视台和出现错别字的具体店铺。这一切都没人管我。我连教务处都不用请示。因为是我的连堂语文课，我可以做主。换作现在，我肯定得上教务处打请示报告。而我的请示多半不会被批准。又比如，当时乐山一中门口有一条破破烂烂的街，叫“致江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难行，严重影响学生上学。我就建议我班班长杨嵩向市长写信，呼吁市长整治这条街。呼吁信写好后，在全校征集签名，然后去找市长当面递交。杨嵩先是直接去了市长家，结果市长不在。后来，我班参加全市歌咏比赛的那个夜晚，杨嵩看到市长坐在主席台上，就直接上去把信递给了市长。没多久，致江路开始整治，半年后，致江路焕然一新。换做现在，不说其他，仅就征集全校签名一事就会触动一些领导敏感的神经，自然会被阻止；更别说见市长了，恐怕还没走到主席台，就被保安控制了。
还比如，1987年11月，我得知离我校30公里以外一所学校一个高一女生自杀了。问其原因，答曰“没有原因”；问其表现，答曰“品学兼优”。因为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没有原因”的自杀，我便产生了研究的兴趣。星期天我骑自行车前往该校，采访了老师和同学，得到了该女生的日记、作文和遗书，回到家里细读并研究。最后就这个女生自杀事件写成一篇长达9000字的报告文学《她给教育者留下什么 “遗产”？》。我的观点是，该女生死于“精神窒息”，因为她丰富的心灵世界没有得到其父母和老师的关注，太多的苦闷得不到排遣，最后“窒息”而死。她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是——教育，不但要关注学生外在的行为，更要走进学生内在的心灵。文章写好后投寄《中国青年报》，十天后居然在头版发表，头版没登完，第二版接着登。这事放在今天，可能吗？首先我“擅自”去别的学校采访就是“非法”的；就算我到了那所学校门口，门卫也不会让我进去，得先报告给校长；校长得知后会问我有没有“上级部门”的文件；即使我进了学校，也顺利采访了有关人员，我写成的文章也不可能那么顺利地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一个小伙子的文章不“运作”一番怎么可能在党报发表？然而，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大大方方地向所有真诚的教育理想主义者大开自由的绿灯！
我更想到我的“未来班”班歌的创作过程。这个动人的故事很多人已经知道了，我就不赘述了。我想说的是，当时，我和我的学生无需任何领导批准，就凭着八分钱的邮票，就把装着我们歌词的信封寄到了北京，寄到了谷建芬老师的手里。收到谷建芬老师寄来的班歌后，我直接拆开信封，掏出谷建芬老师亲笔写的歌谱就教学生们唱，然后参加歌咏比赛。这事儿没有媒体报道，我也没想过要给媒体说。校长私下给我翘了个大拇指：“小李，不错！”但也没在学校公开表扬我，可能他觉得没有必要。整个过程单纯而朴素，当然，也很美好和梦幻。放在今天，又会怎样？设想一下，应该是这样的节奏：如果领导知道了我的想法，会“按程序”上报有关部门审批，有关部门得审查我们那封信的内容是否“符合”什么“政治正确”的精神，如果觉得没什么问题，也得提出“建议”让我修改，以提高“政治站位”；歌词可能也会被要求加进一些“新时代”啊“中国梦”啊之类的词儿。审查合格的信，估计又得通过“规范途径”层层上报，最后以“组织形式”送达谷建芬老师的手里。谷建芬老师给我们的回信，多半不会直接送到我的手里，而是通过各级宣传部层层传递，最后到了我所在的市，然后有关部门会组织一个大型的“新闻发布会”或者叫做“作品发布会”，请来从中央到地方各路媒体记者，对了，事先会通知我准备一个发言，而发言稿得事先由领导审查，然后一切按照宣传的套路进行……于是，本来一件很单纯的事——就是我和孩子们与谷建芬老师之间的纯真交往，变成了一个“领导关怀”“彰显特色”“打造品牌”“提升形象”“扩大影响”的“正能量”重大新闻。请别说我是在虚构不可能出现的情况。2007年夏天，我被某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条亲笔批示“高度评价”后，就是这样被“折腾”的。
所以我说，如果我现在大学毕业参加教育工作，我的手脚将被牢牢捆住，我的课堂将被各种“不准”的戒令和“必须”的要求“规范”得死死的，我的班级管理不允许有半点“另搞一套”，连黑板上方写什么字都有统一的规定，我的所有想法都不能表达，因为领导“不允许发半点杂音”……幸亏啊，幸好啊，幸运啊！正因为有了八十年代那份宽松、简单、朴素以及对年轻人无限的信任，我才会有那么多如今回想起来就热泪盈眶的教育诗篇！请所有读者理解我今天这篇文章的主旨。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已经退休，毫无名利可求；何况按世俗的眼光，我可能会被认为早已“功成名就”，何苦在这里“愤青”式地“吐槽”呢？请我们的社会，为年轻教师减轻一些不必要的压力，至少应该让他们衣食无忧，能够静心教书、潜心育人。一些胸怀理想的年轻人，一到学校便遭遇种种不应有的挫折和打击，满腔热情很快冷却，这是我最最心疼的。我希望我们的年轻老师，走上讲台后，他听到的不是各种“不准”“不准”“不准”，而是“可以”“可以”“可以”；他忙碌的不是应付各种非教育教学“差事”，而是课堂教学和班级管理本身，尤其不是为了“学校发展”而造假甚至教学生说假话做假事；他除了专注于每天上好一堂课、找孩子谈心、思考教育问题、阅读和写作，就无须再被动地完成任何上级的摊派——他甚至有权拒这些摊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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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重读——
01 直言不讳答网友：我不会接受任何道德绑架
02 不做“意见领袖”，不为“圈粉”写作
03 别老想着请教别人，只有你自己能够帮你自己
04 也许有一本适合你——为您推荐12本拙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