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吾堂，陕西省高中语文特级教师，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校长助理兼教研室主任，全国优秀教师，陕西省省级骨干教师培训专家，陕西省基础教育研发中心专家库成员，陕西省高考评卷中心组成员，西安市教育局首批命名的名师工作室主持人（语文学科唯一），西安市小课题研究指导专家，西安市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语文学科主任，陕西师大教育硕士导师、文学院特聘教授，人教社教材培训专家。

很喜欢白居易《旅次华州·赠袁右丞》中的两句诗：“渭水绿溶溶，华山青崇崇。山水一何丽，君子在其中。” 因为它写出了华山之美的根源，不是“溶溶”流水的曼妙，不是“崇崇”高山的巍峨，也不是水“绿”山“青”的一尘不染，而是诗人以哲人的眼光指出了山水之美的核心因素是“人”而不是“山水”。 “山水一何丽，君子在其中”，形象地说明了一个生命哲理：自然之美不足美，唯有君子才是世间美景的核心。

何为“君子”？白居易在这首诗中所称赞的君子袁右丞究竟有何德何能我们暂且不去考证。仅从传统意义上理解，“君子”应该指两类人：一类是有崇高地位的贵族统治者，如《诗经·魏风·伐檀》中“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中的“君子”，再如韩愈《师说》中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中的“君子”；另一类是指人格高尚、道德品行兼好之人，如《周易·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周易·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所说的“君子”。

其实，古代君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指属，那就是作为一种尊称，像现在的“先生”“老师”一样，指那些有知识、有修养、堪称世范的师表。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先做“君子”后当先生，应该是我们教师的人格追求和人生目标。

一、遵道崇德，做生命风景中的君子

在中华古文明中，“道”指宇宙大自然的本根和核心，是天地万物和人获得能量的源泉，是宇宙的结构模式和运行规律。《道德经》中说：“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段话意思是：道大、天大、地大、人也大。宇宙间有四大，而人居其中之一。人取法于地，应该像大地一样厚德载物；地取法于天，人也应该像天体一样稳健地永不停息地运转；天取法于道，天地和人间都应该遵守道的规则，这样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人才能成为天地之间的风景；而道取法于自然，道就是大自然内在演变、生长和变化的规律，道既来源于天地自然，又规范着天地自然的演变，否则，“道”就成了枉道，而不是王道。

在《道德经》里，与道并列的是“德”，“德”是道的功能体性，是道外在的体现。《管子》中说：“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道德经》说：“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意思是说：“道孕育了世间万物，德养育了世间万物，不同的形态表现了万物的特征，而万物成长和成就则证明了世间的各种力量对万物的作用和效果。所以，世间万物都尊崇大道并重视德性。”道受到万物的尊崇，德被万物重视，但“道”和“德”并没有命令和约束万物，万物自然却因此而对道和德产生了情愫。

“道生之，而德畜之”，“道”化生了天地自然和人类，但如果没有“德”，天地万物和人类就无法得到蓄养，就会失去活力。所以说，万事万物都应该遵道崇德，都应该以悲天悯人的情怀，以善为本，以慈为根，关爱自然，关爱天地，关爱他人。教育者更应该懂得“道”的作用和“德”的价值，使自我生命和教育对象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养成善良、拥有爱心、懂得尊重、学会坚强、言行高雅，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拥有谦谦君子的素养、内涵和风范。

我的故乡紫柏村，虽然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凤翔县横水乡（镇），但距离供奉着周公、召公、姜太公及姜女原圣母等神像的周公庙只有三四公里，在文化上属于周文化圈与秦文化圈相交相融的地方。周文化遵道崇德之理念在潜移默化中化育了紫柏人的爱心、善心和守则意识；秦文化的善守能攻、积极进取之民俗在千年流淌中化育了紫柏人的进取、执着和自立自强的奋斗意志。紫柏村民风淳厚，守道重德，崇尚儒学，尊师重教，邻里和睦，家族和谐。相传在村子南崖背上自古有一条官路，路旁生长着一棵千年古柏，与柏树同根生长着一棵美丽芬芳的紫荆花树。每年春天，翠绿的古柏郁郁葱葱，红色的紫荆花芳香四溢，紫柏村因此得名，名扬四方。柏树之正直、繁茂和生生不息化育了紫柏人的坚强、坚毅和坚定的精神和信念；紫荆花的美丽、芬芳化育了紫柏人的儒雅、文雅、高雅的风度和气质。千年既往，紫柏人永远恪守着善良、守则、仁慈、自强的村风民俗繁衍生息，传承道德，发展进步，走向文明。

我出生的1961年，是三年困难最艰难的一年，可以说母亲是饿着肚子孕育了我，营养极度不足虽然亏欠了我的身体，却又给予了我顽强的生命力，尤其是抗饿的耐力。从记事起好像每年春天或春夏之交许多人家都缺粮食，母亲连一碗面汤都舍不得倒掉而一定要自己喝了或者放到晚饭时做成拌汤一家人喝了，母亲会把米糠（小米的谷壳）磨细用粗箩筐箩过拌上玉米面做成坨坨给我们吃。但母亲对于乞讨者绝不吝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老家那儿经常有甘肃武都、天水、灵台一带的人来讨饭，母亲宁肯自己挨饿也要给乞讨人一点馍馍，遇到吃饭时间一定要匀半碗热饭双手端给他们吃。谁家遇到什么困难事，母亲一定尽己所能给予帮助。村里有个老太太在儿媳手里受虐待吃不饱，母亲便乘儿媳不在家的时候揣一块馍馍送过去，或者热一碗搅团请老太太过来吃；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村里有一位住村女干部因怀孕胃口不好，母亲像对待女儿一样大冬天的让女干部坐在热炕上给她炒酸辣搅团吃。

母亲不识字，不会交给我什么知识，却在极其贫困的环境里用自己朴素厚道行为给我幼小的心灵种下了爱心和善良，种下了尊重与平等，种下了坚强与守则。当我们姊妹、姐弟之间争吵的时候，不识字的母亲竟能说出“一句冷言伤人骨，一句好话暖人心”的警句来，她总是教导我们兄弟姐妹要尊长爱幼、要谦让守礼、要说话和蔼。

我的父亲在村里算是有文化的人，在本村私塾读过三年书，会背诵《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因他十五六岁的时候在凤翔师范学校当过三年工友，就是给先生提茶倒水的服务生，而旁听过师范生的部分课程，也自学过《四书》《五经》《左传》《国策》及《朱子家训》中的一些篇目，直到我工作了几年之后，年近七旬的父亲还能背诵《论语》和《诗经》中的一些篇目。父亲很重视教育，教育方法比较简单。记得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父亲砍柴不小心砍伤了脚，因治疗不及时感染而卧床不起，在这卧床不起的一个冬天里，他除了监督我复习小学一年级的课程以外，还教我背诵《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教我背诵《毛主席语录》，每天都有定量，背不会就打，背会了还要听写生字，生字写不会也要打。记忆中父亲一个冬天的家塾教育就是两个字，一是教二是打，教是为背诵和听写扫清障碍，背诵和听写是对教的效果的检查，而打则是教后的一种跟进和落实。

到了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好老师，是文革前六五届高中毕业生，他叫王东江，知识渊博，教学很负责，他教我们两年半时间里复习了二年级和三年级的课程，还教会了我们如何读书，尤其是叫我们读课外书，教我们读报纸，写批判稿，还记得在五年级的时候还教过我们写大字报。我在这两年最重要的收获就是知道了除了课本以外还有许多好书如孙犁的《铁木前传》、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王愿坚的《闪闪的红心》、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等可以读，作文除了写好人好事以外还可以写一些批判“错误观点”的文章，并懂得了读书的路子和写作的路数。这是我初中两年尽管因为出现了反潮流英雄黄帅和白卷英雄张铁生而彻底开门办学离开学校的两年里还能有所进步的的根本原因，因为我可以阅读，因为我们可以涂鸦式地写作。

儿童阶段，是心灵播种的年龄，是养成习性的阶段，是点亮心灯的季节。孩提时代养成了一种积极向上、自强不息、温文尔雅的性格，一辈子都会固化为一种习惯而不会轻易改变；孩提时代是心灵上色的阶段，家长心灵纯正、乐善好施、坚守规则，孩子的心灵必然在耳濡目染中染上纯正的底色，孩子的思维意识、规则意识必然在潜移默化中得以固化；少年时代如果在家长和老师的正确引导下养成了爱读书、爱思考、爱写作的习惯，必然受益终身，最大化地发掘个人的生命潜力和潜能，取得最大的生命成果。

然而，一个人品德和习惯的养成，以我个人的成长经验来说，真的印证了孟子那句老话：“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想做君子者多，真成君子者寡。为何？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家长造成的，家长因为爱而没有或不愿意劳孩子心志、饿孩子体肤，空乏孩子之身，从而使孩子失去了修养意志、磨练品质的条件和环境，甚至连机会都没有给孩子提供；其二是自我造成的，自我生命在成长的过程中，因为懒惰，因为自满，因为贪图安逸，因为缺乏自觉成长的意识和毅力，而违逆了生命成长之道（规律），选择了不适合自我生命发展特性的成长道路，或虽然选择了适合自我成长的人生道路却难以持之以恒，或者受旁逸左道的诱惑而迷失方向。

每个人若都能自觉地从“修道”“养德”两个方面自觉提升，自觉发展，就一定能够最大可能地接近君子的生命境界。懂得了向君子看齐，以君子之德约束自我，这就是懂得了生命成长之道；生命的一切本领都是生命之“术”，是生命的技能和方法，只有在“道”的指引下才能习得和掌握。

二、教书读书，做主宰自我的读书人

我是中师毕业成为高中语文老师的。因为学历不达标，自1983年冬季开始参加了西北大学主考的陕西省自学考试。当时的自学考试是没有人辅导的，连个复习资料都没有，遇到问题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完全靠自己钻研思考，但每次考试都像高考一样严格，而且不能在县区设考点，只能在地市级城市统一设置考点。自己用了三次大约不到两年时间获得了12门功课的顺利通过，是全县200多名参加自考的学子中首批获得大专学历的三个人之一。这期间最大的收获，从生命成长的角度来说不是毕业证，而是学会了自学和思考，提高了自主钻研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1986年6月，我参加了陕西省成人高考专升本考试，被陕西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师资班录取，终于有机会进入大学校园全身心地读书，无功利地钻研。当年的陕西教育学院可谓名师荟萃，教先秦文学的焦涛教授，教语言学的萧嘉教授，学识渊博、德高望重；中文系主任、教现代散文的沙作洪教授文采飞扬、思维活跃；中文系副主任、教西方文艺理论的李长青教授理性缜密、治学严谨；还有教元明清文学的申士尧教授、教现代小说的赵克强副教授等一大批老师给当时的中文系带来了新理念、新思想、新视野，再加上中文系隔三差五地邀请陕师大霍松林教授和马家骏教授等专家级老师给我们做专题报告和治学讲座，使我们除了学习中文系所开设的课程以外，还大量接触了古典文论和西方文论及其代表性经典作品。如西方现代主义作家T·S·艾略特的论文《什么是经典作品》、诗集《荒原》，如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文艺理论著作、丹纳的《艺术哲学》，还有马拉美的象征主义文论、柏格森的直觉主义文论、叔本华的唯意志论等等。这些理论使我们对艺术美学、艺术哲学及各种文学流派及其文学主张和创作理念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知，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文学视野和文化视野，也从方法论的角度丰富了我们的思维方法和思想基础。我自己在学习现代文学史这门课时，除了认真学习了高等院校中文系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认真阅读每一个阶段代表作家的代表作以外，还购买了王瑶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香港司马长风著的《中国新文学史》，将三套现代文学史做了比较研读，从不同视角认知中国新文学的起源、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全貌和实绩，学会了比较研究的学习方法。

从1986年9月到1988年7月，我自费购买了大约一千册文学、哲学、美学、文艺学和心理学著作，其中有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艺探索书系中的四本文艺学专著对提高我文本解读的能力帮助很大。一本是赵园著的《艰难的选择》，该书通过研究五四以来现代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心理特征和小说创造知识分子形象的艺术方法，对新文学史上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从创作学角度做了解读，也诠释了新文学长廊里知识分子形象和性格的历史成因；第二本是刘再复著的《性格组合论》，论述了小说创作中的“人物二重组合原理”，使我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学会了审辨思考、学会了从形而上和形而下、从历史的正面和历史的反面、从一个维度到多个维度来认知文学形象的多元认知方法；第三本是劳承万著的《审美中介论》，该书作者在康德审美哲学的启发下发现了研究审美中介的重要意义，又在马克思主义的启发下找到了研究审美中介的科学方法，研究了作为现实生活反映主体，又作为文学作品创作主体的作家，在他将生活现实“还原”或“呈现”在作品中的时候，其主观的审美意识、审美情趣、审美心理和审美素养对选择、描述、再现生活的影响，使我懂得了生活与作品存在反差的现象和原因；第四本是余秋雨的《艺术创造工程》，该书以中外经典文论为理论基础，以经典作品为典型案例，充实而详尽地论述了作家从对历史和现实的认知遇合开始，到创作认知的意蕴开掘，再到创作形式的选择与凝铸，再到由宏观到微观的作品创造以及思想情感的溶注等全过程的艺术创造的心理流程和心理秘笈，使我懂得了艺术创造这一独特的脑力劳动的心理机制和流程，从而从创作学的角度懂得读懂文本、解读文本的思维方法。

1982年8月至今35年，除了两年离职学习以外我一直在高中教学一线教书，但读书、写作几乎占据了我全部的业余生活。我的读书，大体上读四类书籍：

第一类当然是教材。对教材中的课文我至少要读10遍以上，经典的达到背诵，更重要的是独立思考课文的思想意旨和艺术价值，绝不轻易相信教师用书的分析和解读。

第二类书籍就是与教学有关的杂志。如首都师大的《中学语文教学》、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语文学习》、山西师大的《语文教学通讯》、华南师大的《语文月刊》和陕西师大的《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还有吉林长春的《作文与考试》、黑龙江大庆市的《作文成功之路》，还有河北师大的《思维与智慧》，等等。这些杂志最大的好处能够帮助语文人从不同的视角解读和认知文本，从不同的价值指向上论述教学评价，在不同的背景下以不同的理念论述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让我们懂得教育规律和教育道德，提升我们的教育思维和教学智慧。

第三类书籍是教育理论名著和语文教学专著。教育理论专著如《苏霍姆林斯基选集》、赞可夫的《和老师的谈话》、巴班斯基《教育过程最优化》、布鲁纳的《教育过程》、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皮亚杰的《智慧心理学》、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伯特兰·罗素的《教育和美好的生活》、夸美纽斯的《大教育论》、陶行知的《陶行知文集》、朱永新的《新教育之梦》、陈向明的《教师如何作质的研究》、陈龙安（台湾）的《创造性思维与教学》，语文教育专著如倪文锦、欧阳汝颖主编的《语文教育展望》、王荣生的《语文科课程论基础》、王纪人的《文艺学与语文教育》、倪文锦的《语文考试论》、卫灿金的《语文思维培育学》、董菊初的《语文教育研究方法学》、于漪的《语文教学谈艺录》等。这些专著的阅读价值首先是能为我们一线教师提供教育教学和学科研究的理论支撑，使我们的教学与研究、课改与实践、课内教学与课外指导、名著阅读与名著导读，既有理论指导又有方法指津，克服了经验和体会、尝试与盲目的弊端。

第四类书籍就是文学、史学、哲学和文化学经典了。这类书首先是现行语文教材中的必读名著，不论是文学经典《三国演义》《红楼梦》《高老头》《堂吉诃德》《巴黎圣母院》，还是美学经典《谈美》、文化经典《论语》等，在要求学生阅读以前一定做到自己先读，先读之后才设计导读教案，编制同步阅读计划和同步阅读检测练习，在师生都阅读了以后或举行整本书的阅读检测，或举行读书交流，使教师的阅读和学生的阅读达到共享与分享、交流与碰撞的效果。

除了阅读文学名著，我还阅读一定量的历史名著、哲学名著和文化名著。如徐寒主编的《二十四史精华》使我既熟悉了中国历史，充盈了文化涵养，又提升了理解历史人物，尤其是理解史传人物的史学储备。又如康德的《批判力批判》不仅让我懂得了哲学的分类，更让我懂得了美与崇高的关系、悟性与理性的关系；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以其毕生探索的哲思精华、独立热烈的人生探索、彰显自我的人性锦囊和哲理思辨、与众不同的诗人激情和高贵精神，使我明白了思想先驱必然性的悲剧生命，使我懂得了西方尼采和东方屈原惊人相似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生命写照。再如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使我明白了中国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先生对“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的文化归因，引发了我对中国文化和民族性格等诸多问题的思考：相对于西方的“个体本位”来说，中国人是“社会本位”，但中国人为什么常常是“一盘散沙”，喜欢“窝里斗”呢？说中国人“一盘散沙”“窝里斗”，但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为什么唯有中国文化的血脉得以延续和传承而始终没有中断呢？中国文化自幼发达、辉煌灿烂，却为什么没有提早形成像样的科学体系呢？这些思考和困惑，促使我阅读了恩斯特·卡西尔的《人论》、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吕思勉的《中国文化史》，在读书中思考问题，在思考中认知人性，在认知人性的过程中重新解读文本，并尝试表现人性，表现生命和自然。

三、道术并重，做生命成长的导师

语文之道就是生命的成长之道，就是尊重心智成长之道。婴儿的出生只能算是自然生命的诞生，社会生命的成长，尤其是人的心智的成长是通过教育来完成的。心智的成长在伴随身体成长的同时，首先是思维的成长，思维的成长与言语的发展和语言的进步几乎是相伴相随、同时进步的。在语言和思维进步的同时，进一步的成长就是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的发展，最高层次的心灵成长是文化的认同与传承。

所以，语文教师给学生教授的不应该仅仅是语文知识，也不能仅仅是语文能力，而应该是“语言建构与运用” “思维发展与提升”“ 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等四大核心素养。

如何提升中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呢？

第一，追求两种语言系统的建构和应用。一般人的语言系统有两个：一个是“逻辑语言”系统，用来表述抽象思维过程和结果；一个是“形象语言”系统，用来表述形象思维的过程和结果。前者追求的的严密准确，后者追求的是诗性形象。

在语文教学中，笔者经常指导学生进行着两种语言表达的转换，如把形象化的诗歌语言或散文语言转换成平实的合乎形式逻辑和语法的语言，或把抽象化的逻辑语言转化为诗性的形象化语言，在高中阶段掌握两种语言系统的表达和运用，低一点目标要达到会写一般议论文和比较有文学特质的散文，高一点目标要达到具有一定的论文写作能力和文学创作能力。其实，不论是低一点还是高一点的目标达成，都需要指导和督促学生积累较为丰富的语言材料，包括识记一定量的汉字，积累一定量的汉语词汇、成语格言、名言警句、文化常识和言语经验，并在口语交际和书面写作中自觉运用，自觉扩大语言建构，自觉规范地富有逻辑地富有文采地运用语言词汇，运用名言警句，运用文化常识，做一个语言得体而高雅的人。

第二，以开发智力为核心提升语文核心素养。语文教育应该使学生变得越来越有智慧，越来越聪明，而不是越来越迂腐、越死板、越僵化。所以，笔者在语文教学中教学生学会善良，学会尊重，学会理解，学会分析，学会审辨，学会判断，学会求索，学会证明，还教学生在纷繁芜杂的社会现实中学会以哲学的眼光透过现象看本质，学会以历史的眼光透过迷雾求真相，学会以因果思维和价值思维的方法在情感纠结中把持理性，尤其教学生在理性思维的成长中知行、知礼、知觉、知慧地生存和生活。

在课堂教学中笔者自觉运用启发式启迪学生的创新思维，在辩证赏析中开发多元思维，在对立统一中培养学生的求异思维和聚敛思维，在多元探究的过程中教给学生缘果探因的方法，教会学生以因究果的技巧，通过这些指导和训练尽力开发学生的智力。

第三、在语文教学中落实以培养审美心灵为目的审美教育。审美的心灵首先是善良的心灵，是感恩、奉献和富有爱心的灵魂。如何教会善良？这似乎不是语文课能够解决的问题。笔者在语文教学中始终贯彻正确的“三观”教育，以三观教育落实审美教育。人的成长是多元智能的成长，最重要最基础的成长是体能的成长，其次是心理和人格的成长，再次才是技能和智能的成长。心理和意识的成长和成熟过程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耳濡目染的过程，心理的矫正和成长必须以正确的三观为基础。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蕴涵在文质并茂的课文中，关键是要发掘出课文最有价值的内容作为核心素养的教学目标来达成。我在执教《藏羚羊木雕》的一次初中语文示范课公开教学中，没有干巴巴地教学生如何描写友谊，如何珍惜友谊，而是在引导学生在认真把握“送木雕”和“要木雕”的过程中充分认知和理解前后行为的原因，让学生自觉感悟万芳身上那种全真友谊和“我”身上那种抛却世俗的功利的意识和价值观来回报别人无私帮助的优秀品德。在教学生学习《边城》的时候，我通过引导学生探究翠翠爱情悲剧的原因，让学生懂得亲情与爱情冲突中的理性选择和价值观取向。在教学生学习《林黛玉进贾府》时，我没有津津乐道于小说的环境描写、人物描写的方法和技巧，而是引导学生认知小说“双向交流式”的写人艺术，即以黛玉的眼睛写贾府众人，又以贾府众人的眼睛来写黛玉，从而反映贾府众人的地位、心态和性格，让学生从贾府众人对待黛玉的不同态度和表现中把握封建家庭成员的不同地位，尤其是通过黛玉的眼睛来描写二位舅母处房宇院落的高大与小巧、房内陈设的奢华与普通，以此来认知封建伦理的长幼与封建地位的巨大反差与强烈冲突，从而认识封建道德的虚伪和二重属性，进而认知封建地位所决定的人格地位或说话方式，使学生真正认识到“审美”的本质就是对人性的认知，就是对表现人性的艺术欣赏，从而提升学生审美素养，促进学生的心智成长。

第四，在情境教育中实现文化传承和认同的教育。学生的爱国情怀从何而来？不是从说教中来，不是从抗日神剧中来，而是从恋母情结、家乡情结中演化而来的。幼小时期的恋母情结演化为成年后的恋土情结，再演化成一辈子的家乡情结，然后才会形成情感色彩强烈的爱国情怀和爱国意识。有了爱国情怀才会有民族意识，然后才会有民族自信、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和理想自信。

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在教育教学的情景和过程中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拥有正确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思维，在此基础上使学生树立民族自信、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和理想自信。在西班牙举行的自行车赛中，车手埃斯特万在距离终点只有300米时不幸遭遇了爆胎，他只好扛起自行车跑向终点。此时他身后的竞争对手纳瓦罗出人意料地拒绝超越，慢慢地跟在爆胎的埃斯特万身后！后来，取得冠军的埃斯特万想把奖牌送给纳瓦罗，但遭到了纳瓦罗的婉拒，其理由是：自己不想在快到终点时超越一个爆胎的对手取胜，那样是不道德的。纳瓦罗不愿超越爆胎的对手，实质上反映了一种自珍自爱，反映了一种道德自信。

人生真正的比赛，比的不是冠亚军，而是胸怀和境界。我们在语文教学中如何落实文化传承和认同的核心素养教育呢？我尝试着从关注学生的心智成长开始，在多元智能成长的过程中培养健康的心理和人格。例如从岳母刺字类的孝道教育培养家国情怀和爱国意识；从民族文化根《尚书》《道德经》《易经》的基本思想与柏拉图《对话录》的文化价值的对比中培养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从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在和平的日子里》《创业史》和《人生》《白鹿原》的阅读和探究中培养道路自信和社会制度自信。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

中小学教育，尤其是高中语文教育存在着太多的功利意识和功利做法，学生和学校都存在着“分数分数就是学生的命根子”的观念和思想，抛却了语文的社会性、人文性和道德性。只瞅着分数的语文教育不是核心素养的教育，核心素养的教育旨在促进学生的心理思想和心智能力的全面成长。没有心理思想的成长和成熟，单侧的心智成长是不健全的成长，即使暂时获得了一点方法和智能、技能和技巧的发展，就人生的长远发展来说也是不可持续的。核心素养的教育也并不是不关心考试成绩，在核心素养教育的前提下进行语文教学，必然带来心理和心智的同步发展和进步，考试成绩也一定是优异的。笔者1994年在凤翔县凤翔中学担任高三语文教学，高考成绩获得宝鸡市当年高考质量评比理科语文平均分第一名；1997年在西北农大附中担任高三语文教学，高考成绩获得咸阳市67所高中理科语文平均分第一名；2010年在交大二附中担任高三语文班教学，理科班高考语文平均分达到120.4分，唯一的文科班高考语文平均分达到119.7分。成绩不代表核心素养，但核心素养一定能表现在高考成绩上。

源自：《西安教育》2017.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