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家里没有一本书。可他精通12种语言，一生培养了6000名弟子。

有领导曾建议他去中国社科院当副院长，他不去。可1978年让他兼任北大副校长时，他一口答应了。

朋友不解地问：为什么放着副部级的职位不要，却去当个副局级？

他说，我只想当个教书匠。

他，就是季羡林。

他说：“其实，在我看来，我只是一名教师而已。”

如果一定要在这教师前面加个称谓，那么我想我在讲台和研究室的案台上工作了一辈子，要说一点经验没有，也是说不过去的，那就姑且是一个稍微有点经验的人民教师吧。

那些学问，学术，在我看来也只是为了更好地在这三寸讲台上教书育人吧。

碾转多个讲台   老师学得越多，学生走得更长远

我这一生辗转于多个讲台。1934年，我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我应母校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的邀请，回到省立济南高中任国文教员。1935年，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报名应考被录取。不为别的，总觉得作为一名教师应多出去看看，把外面的知识多带一些回来。

同年9月，我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师从瓦尔德史米特教授、西克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及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我不得不承认我确实喜爱语言，在这方面可能也有些许的天分，既然喜欢，就多学一些，第一是因为这些是我发自内心由衷热爱的，第二也是为了今后在讲台上不至于无话可说。

既然当了教师，那就甘为人梯吧，我学得越多，为学生们铺的台阶就能越长，他们的路也能走得更长远。

教育者的情怀  就是为学生栽出更好的“花”

四五十年以前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曾多次对德国人爱花之真切感到吃惊。家家户户都在养花。他们的花不像在中国那样，养在屋子里，他们是把花都栽种在临街窗户的外面。花朵都朝外开，在屋子里只能看到花的脊梁。

我曾问过我的女房东：“你这样养花是给别人看的吧！”她莞儿一笑，说：“正是这样！”。我想，我毕生研究语言，国学，不敢说有什么成就，如果把这些学问比喻成“花”，那么我毕生所学都只是想让我的学生们更好地看到罢了。

作为教师，我们的职责就是为这些后起之秀们栽出更好的“花”。干我们这一行，社会责任感很重要，用实际行动为大众着想，为学生着想，为社会尽到自己的义务，也就不愧学生叫我一声老师，不愧祖国和人民给我的这些信任了吧。

我眼中的好老师  难忘西克教授，一想到就泪流满面

留学期间，西克教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我这一生中都难以忘怀的一位好老师，西克教授的家世，我并不清楚。到他家里，只见到老伴一人，是一个又瘦又小的慈祥的老人。子女或什么亲眷，从来没有见过。

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早越过了古稀之年。他是我平生所遇到的中外各国的老师中对我最爱护、感情最深、期望最大的老师。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到他，我的心立即剧烈地跳动，老泪立刻就流满全脸。他不仅对我传授知识，还在我在德国期间，如父亲或者祖父一般慈祥地照顾我。
 

直到今天，我一看到他的相片，心里依然生出无穷的勇气，觉得自己对梵文应该拼命研究下去，不然简直对不住他。他对我好得真是无微不至，我永远不会忘记！受他影响，在我的从教生涯中，我对待学生也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

我想身为人师，本身就应如此。

此心安处是吾乡  回来，是为了传承美好的知识

1946年，回国后我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我终于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我就是要回来，当年出去就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回来。

经陈寅恪推荐，我被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我很欣慰，我觉得我在国外飘荡中研究的这些学问终于可以有机会传承下去了，但在北大教书的这期间，我经历了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时期，说是灰暗，倒不如是一次磨难。

我教了一辈子书，做了一辈子学问研究，以上的这些，是我对学问，对身为人师认识的浅谈，如果硬要让我来个总结，我想我这一生坚持的无疑是四个词，敬业、博学、求实、创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