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木春，福建省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首批福建省中小学教学名师

        教师的“教”与“学”相伴相随，相互促进，“学”不单指向学生，也是为人师者自始至终的必修课。 

        作为教书育人的教育者，自身不断地进修业务，应该是一个常识。回顾我国数千年的教育史，“好学”一直是历代为师者坚守的优良传统。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常识”或“传统”在当下却面临挑战。 

        平时，我极少见身边的老师拿起或谈及任何一本教材之外的书。有一次，我和一些老师分享读书心得，讲座结束后，就听到隔壁办公室某老师高声说：“教书匠领这点工资，读什么书？神经病才读书！”我突然感到一阵羞愧，好像刚做了一件丢人的事。 

        此刻，我又想，倘若孔子活在今天，听见这话，将说些什么？会不会忍不住呼喊：“天之将丧斯文也！” 

        孔子堪称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书匠。《论语》开篇即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又自白道：“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在他看来，教师的“学”是“诲人”的前提，也是职业快乐的源泉。古代另一位了不起的教书匠是朱熹。他提倡教师要做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他身体力行，在为官与讲学的间隙，勤学苦耕，著有《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等，影响后代深远。 

        孔子和朱子，均兼有名师与大学问家的双重身份。从他们身上，我们触摸到古代教师“好学”的优良传统。《学记》云，“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故曰：教学相长也。”可见，教师的“教”与“学”相伴相随，相互促进，“学”不单指向学生，也是为人师者自始至终的必修课。 

        教师的必修课，还有一个“德”字。孔子终生讲“修己”“克己”“正身”，围绕的圆心就是“德”，即个人的道德修养。身为教师的孔子，诲人不倦，有教无类，安贫乐道，直道而行，乃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执着等品质，足为世代师德楷模。孔子关于道德修养的论述中，有两点特别具有现实意义：一是重视“自求”，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二是强调“自省”。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后来朱熹也说过：“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都说明了个人反省的重要性。 

        当前，国家制定了《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对教师的行为做出多方面要求，这是必要的。但这些规范都是些外在的强制性的规定。从这个角度看，儒家倡导的“自求”与“自省”，恰好是对《规范》的一种必要补充。 

        道德修养离不开教师个人的“自求”“自省”，知识的提升亦然。我还是年轻教师时，也漠视个人学习，理由是待遇低，高考成绩与读书不相干。当一个人没有意识到学习之于职业、之于生命的意义时，外界的逼迫往往是徒劳的。 

        无论是学而不厌，还是注重道德修养，这些教育传统到了近现代，在不少教师的身上依然延续着。民国时期教育的成功，重要原因在于，那时候从大城市到普通乡村，都活跃着一批好老师，甚至大师。他们学问深品行高，在逆境中自强不息。钱穆中学毕业后，因家贫而辍学，到无锡的农村小学任教。但钱穆并未消极应付，他决心走一条自学成才之路——“一意自读书”。他白天上课，晚上静心苦读古籍。10年的农村小学教师生涯，钱穆博览古籍，奠定了深厚的国学根基。书画大家、著名学者启功也因家境艰难，初中毕业后就去从教。初登讲台时，他的恩师陈垣教他“上课须知”，其中一条是：字写不好，学问再大，学生先已看不起。一次，启功在批改作业，陈垣对他说：“学生的字比你的字好，你怎么给学生批作业呀！”启功深受刺激，从此发奋习字，终成一代书法大家，且在古典文学等领域卓有成就。 

        如今，走进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黑色大理石上镌刻着八个字：“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是启功为北师大亲笔书写的校训。秀挺的一笔一划之间，让人仿佛看到中国几千年来沉淀下的教育传统在闪光。

拓展阅读

王木春：从苦闷中超拔而出的大师

　　翻开季羡林的《清华园日记》纯粹因为好奇。

　　该书是季羡林1932年8月至1934年8月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习期间的日记。2002年出版过日记影印本。我手头的书，是根据影印本一字不改照排的，连错别字也不予更动，可谓“实录”。季羡林把这喻为“赤条条地走上舞台……目的是向读者献上一份真诚”。

　　读了30多页，失望的情绪在心头漂浮着。所记无非上课、下课、睡觉，一堆流水账，索然无味。耐着性子往下读。一幅20世纪30年代大学生活的图景，终于一点点地展开。我体会到何谓“赤条条地走上舞台”。

　　在引言中，季羡林声明自己从来不是“圣人”。是的，在日记里，我看到一个真真实实的大学生，他时常“刷课”（逃课），为了观看球赛，或者打牌、打麻将，或者只因心情糟；他对那些把学生当成抄写机器的课堂感到愤愤不平，对“念书只为考试”的现实发出“终日在考里过生活，为考而念书呢？为念书而考呢？”的质疑；他也在考场上为自己能趁机“大看别人笔记”，“大抄一阵”，“心里颇舒散”；他还坦言：“论文终于抄完了。东凑西凑，七抄八抄，这就算是毕业论文。论文虽然当之有愧，毕业却真地毕业了。”他甚至由于考试的失利，担心会失去山东省教育厅每月几十元的津贴……

　　这样一些荒唐事与私心，大凡经历大学生活的人，几个不曾有过？

　　不仅如此。季羡林还表现出格外强烈的“成名欲”。他多次迸发出“我非成名不可”的决心。为什么要成名？要让一些人看得起自己，要为将来出国打基础。成名的通道是什么？季羡林终于找到了“写作”一途。但，也因为写作，他变得敏感，常为某篇文章是否发表而情感起起落落，为别人对自己文字的几句批评而耿耿于怀、孤枕难眠，乃至暗自讽刺朋友和编辑是“无眼”、“瞎子”。

　　然而，正像卢梭那样，季羡林之可贵在于能时时反省，超拔而出，不被种种现实和本能所羁绊。当对别人产生偏见，他随即能自我提醒：“我自己心胸总不免太偏狭，对一切人都看不上眼，都不能妥协……倘若对自己表示一点好感，自己就仿佛受宠若惊。”每次考完试，他总会松懈下来，一段时间什么书也读不下去，这时候，他就在日记里反复提醒自己；他贪玩，但每晚基本能认真预备第二天的功课，而且平时的学习效率也极高，比如，一个早晨，他可以读法文小说《爱玛》50页，还翻译左拉的作品。而每当坐在一些极端无聊的课堂里时，季羡林也很少荒废，而是拿起笔进行写作。正因此，大学四年，季羡林不仅精通了英文，还掌握法文、德文，并创作大量的评论文章和小品文。如此丰硕的收获，在一个大学生身上，极其难能可贵。可见他用力之勤。

　　晚年季羡林总结一生的经验时曾说，他的成就来自三方面：机遇,天分，勤奋。他把机遇置于首位，并阐述了其中理由——受惠于几位恩师。

　　日记中呈现出的30年代清华大学并未如我想象的那般完美：一些老师不甚了了，时常借故缺席，上课自始至终念讲义，或让学生不停地抄写；有个教中世纪文学的英国教授，水平实在差劲，让人怀疑是否真的毕业于牛津大学；有个叫华兰德的德国女教授，简直患有迫害狂，动辄臭骂学生，而当学生成绩好了，她该高兴了吧，相反，她更怒不可遏，“因为抓不到辫子骂人”。

　　当然，多数的教师值得季羡林终生尊敬。日记中记载，季羡林曾几十次拜访杨丙辰教授，受到杨的热情关照。毕业前夕，季先生已决定回母校济南中学教书了，杨先生仍鼓励他不要放下德语的研习，要随时准备参加考试，到德国留学。可以说，没有杨教授的殷殷期盼，就没有季羡林后来的一番成就。

　　至于吴宓先生，更是一位与学生亲密无间的长者。作为名满天下的大教授，吴宓毫无架子，多次设宴请季羡林、李长之等学生，还热心参与学生办的《文学评论》刊物。郑振铎、朱光潜诸先生，也常跟季羡林等学生“厮混”一起，探讨学术，畅谈人生，指点江山，师生不存芥蒂，亲似一家。季羡林等学生则随时可拜访师长，登堂入室，聆听教诲。

　　晚年的季羡林在一篇追忆老师陈寅恪的文章里坦承，他在清华四年的必修课程学习，收获不大，充其量混了个学士头衔，而真正给予他深远影响的倒是选修课的陈寅恪、朱光潜等先生。他对梵文和巴利文的兴趣，正缘于偶然旁听了陈寅恪“佛经翻译文学”。此言不妨看作季老的谦虚，但也揭示一个道理：真正的大学教育不在乎教给学生多少知识，更重要的在于思想的启发，精神的引导，学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