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23日，上海某教育机构邀请四川成都市新都一中的夏昆老师给与会一千多名教师作报告。笔者与夏昆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了解到此信息，便在夏昆老师踏足上海的第一时间约见了他。访谈就在夏昆入住宾馆的茶吧里。两个多小时的交流，笔者感知到了一个高中语文教师的道与术。

“我是‘国子监四门博士’”

刘恩樵：夏老师好，我们是老朋友了。新都一别，转瞬十年，今在上海见到你，很高兴。明天，你将要做个报告。报告的内容可否先分享一下？

夏  坤：我这次报告的题目叫《教室里的电影院》。让学生在教室里观看与赏析电影，这是我给学生设置的一门课程。

这门课的开设最初是因为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高二都会有一个戏剧单元，为了辅助教学，大多数语文老师都会给学生放映相关的视频资料，如《茶馆》、《雷雨》、《威尼斯商人》等等，我也不例外。可是我也在想，电影也是一种艺术，好的电影作用不亚于一本好书，为什么不尽可能给孩子们介绍更多的好电影呢？于是，在高二学年，我利用自习课、班会、晚自习的时间给学生们开设一堂他们最喜欢的课叫电影鉴赏，“教室里的电影院”也就由此得名。

  我选择了十余部适合学生年龄层、对他们人生观、世界观有帮助的国内外优秀电影，将其分为几个系列进行鉴赏，并向他们推荐其他数十部优秀电影，同时将电影鉴赏与写作联系起来。每一部电影都是一个奇妙的世界，每一个镜头都是通向外界的窗口。2013年，我把在2011级开设电影课的相关文章与学生们的优秀影评整合在一起，出版了我的第三本书《教室里的电影院》，这是国内第一本在高中阶段系统开设电影课的专著，也是我与同学们在鉴赏电影时共同的心血结晶。在临近高考的时候，我将这本书作为毕业礼物送给我的学生们，我相信，这是在遍地应试的灰色校园中最特别的一件礼物，也是孩子们和我关于高中最美好的记忆。

   刘恩樵：你确实是一位课程意识很强的老师。将电影赏评引进高中语文的课堂可以说是一个创新。十年前，我在新都时，一次我们在KTV唱歌，你的吉他弹唱的情景犹在眼前。听说你现在还开设音乐欣赏课？

   夏  坤：你还记得此事哦。其实，那时我早就把音乐引入教学了。那时，只是因为作为语文老师班主任想更好地与搭档的英语老师配合。那时候我在一个偏僻封闭的小镇教书，学生情况参差不齐，英语水平很差。英语老师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商量怎么改变现状，有一天，我告诉他：我可以在我的课堂上帮你一把。于是我带上了我的吉他，利用每周的班会课教学生唱英语歌。从《Yesterday Oncomore》到《Edelweiss》，从《Careless Whisper》到《When a child is born》，十几首歌教下来，学生的英语水平还真得到了一些提高。而这时候有学生更表现出的是对音乐的浓厚兴趣。于是我想，为什么不把这个活动继续下去，甚至干脆开成一门课程呢？于是当英语歌唱完之后，我告诉学生，我们以后将每周用一点时间来上一门特别的课，这门课高考不考，也无关分数，但是“它有关我们的心灵，有关我们的灵魂”。这门课就是音乐鉴赏。

  曾经有人问我：中学不是有音乐课吗？你作为语文老师上音乐课，不是抢了别人的饭碗吗？我这样回答：在今天的中国，高中音乐课已经被弱化到可有可无的地步了。在一切唯分数的今天，一切与高考没有直接关系的东西都被视为异端邪说。我从教二十余年，亲眼目睹学生的音乐鉴赏水平一届不如一届。更让人心寒的是，音乐、绘画等艺术偶尔被家长和学生们重视，也一定是因为据说取得了某个级别的证书可以在高考时加分，如此而已。而在我看来，艺术是关乎生命、关乎心灵的。雷夫甚至说，艺术比诺贝尔奖更重要。可惜这一点被我们几乎所有的中学都忽视了。

  我是一个语文老师，但是我首先是一个老师，老师最根本的出发点不是考试，也不是分数，而是学生生命的美好。我愿意以一个长者的身份，在我的教室里与学生分享生命之美，艺术之美。我们一起关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惊心动魄，一起聆听《楚江花月夜》的涛声远籁，一起玩味《胡桃夹子》的天真童趣，一起感受《自新大陆》的不朽乡思，我们为贝多芬《第五交响曲》而血脉贲张，一起为柴可夫斯基《1812序曲》而慷慨激昂，我们被《大河之舞》的精彩绝伦而震惊，我们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心潮澎湃……

刘恩樵：我知道，你就是一位有艺术才气的老师。因此，你将教语文与鉴赏艺术打通，这就是你的特色。你还有什么特殊的课程吗？

夏  坤：有呀，我还开设了一门课程，叫做“诗词鉴赏课”。起初这样做是希望学生们能够自己去查找一些诗词，多积累一些，以此作为我课堂教学的补充。但是，课文都经常出错的学生能够自信地上台讲解吗？对此我也没有信心。于是每个班第一轮，我允许他们照着书念，到了第二轮，就要求他们至少把资料抄在纸上念了，到第三轮时，则要求能够脱稿。一个班一般五十多个学生，一学期下来，每个学生至少能上讲台三次，而每次都能看到他们的进步。

  后来，就有学生不满足于单纯的诗词鉴赏，而希望做一次综合的讲座。于是有孩子用了整整一节课时间给大家做“野旷江清孟浩然”讲座，还有孩子做“司马相如与卓文君”讲座，还有孩子做“仓央嘉措诗歌”讲座，还有孩子做“千古才女李清照”讲座……

  前一段时间，很多教育学者、专家撰文谈“钱学森之问”，大家都纠结于这个似乎已成中国教育死结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教育出来的学生没有创造性？我对此的看法很简单：我们的应试教育挤占了太多不该挤占的时间和空间，学生的生活除了学习（准确地说是应试学习）就没有其他。学校、教师、家长想方设法使学生生活单一化，不准许他们越雷池一步，这样单调的生活，哪里还有创造性存在的空间？我当然无法改变大环境，但是我可以改变我的课堂，我的学生，其实就是在改变我自己。何况，我从中也获益良多。2007年，就在我的诗词鉴赏课开设了差不多十年的时候，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唐诗的江山》。

   刘恩樵：这就是你作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与众不同的地方。

 夏  坤：我曾经有一个博客名叫“边走边唱”，因为我觉得一个老师应该是丰富的、美好的，才能给学生展示这丰富美好的世界。教师最好自己能幸福，才能把这种幸福感传递给学生。现在，我常用的博客名字叫“一意孤行”。这三门课我已经开设了十六年了，连上我自己教的语文一共是四门课，因此，我常自嘲“我是‘国子监四门博士’”。我想，只要我还站在讲台上，我就会继续把这四门课教下去，让更多的孩子和我一起领略中文之美、诗词之美、音乐之美、电影之美，这些值得我一意孤行。

“我是啃读过《二十四史》的”

刘恩樵：恕我直言，你的这些课程与当下的应试教育有无冲突呢？

夏  坤：也恕我直言，我的这些课程都是进入我任教班级的课程表的。在语文教学中，应试的训练是必要的，但是我尽量地减少一些重复低效的无意义训练，而合理地植入这些课程。事实上，这些课程不但不会减低我学生的分数，反而提升了分数，更重要地是，这些课程对学生的未来发展也有着很大的作用。我很坚信上海复旦大学附中语文教师黄玉峰的话，他说：“以素质教育对应试，则应试胜，以应试教育对应试，则应试败；大环境不好，我们可以创造良好的小环境。”黄老的话，以我的语文教学实践经历来看，是非常中肯的。

刘恩樵：你能说说你的应试高招是什么吗？

夏  坤：这个问题很尖锐，说来话长哦。我说我是啃读过《二十四史》的，你相信吗？我的应试高招都在《二十四史》里。

我刚分配到西昌的那所子弟校时，一位同事给全校所有语文老师整了一份“江湖排名”，我是名列倒数第二。那时，我最迫切的愿望就是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也就是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更期望的是老教师能够把自己的绝世秘笈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自己，就像武侠小说里高手打通后辈的任督二脉一样，让自己轻轻松松地变成高手，从此称雄武林。就在那时，我结识了何瑞基老师，他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老教师。当我问他如果过得应试这一关的时候，他的一句话让我醍醐灌顶，同时又愧不可当：“有什么捷径？唯一的捷径就是读书！”“那我应该看什么书呢？”我接着问。何瑞基盯着我看了半天，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你应该看《二十四史》。”《二十四史》共3249卷，4000万字，是世界图书史上的巨著。一个语文老师，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精力去看历史著作？何老师告诉我说：“任何知识都是有根的。文史不分家，很多文学知识其实就植根于历史中。”于是，从1998年开始，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天至少看一卷。为了强制自己，我在电脑系统上设置了一个预定任务，每天晚上8点，不管是在听音乐还是看电视或者打游戏，系统就自动打开《二十四史》阅读系统。天天如此，从不间断。到2000年，我已经读完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北史》，开始读《南史》。2005年开始读《宋史》时，我已经明显感觉到以前散乱的知识凭借着历史的线被串在了一起。历史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所有的语文知识都能在这棵树上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不再是孤立静止的一个点。我也终于明白：读史让我找到了语文的根。随着阅读的深入，课堂也慢慢发生变化。课堂上，我对与课文有关的知识如数家珍，旁征博引。一节课下来，甚至连书都没有翻开，但一切了然于胸，毫厘不爽。对于这些，我并非炫技，真正的原因是在阅读了这么多原始史料之后，我已经将课本的知识还原到了它们在历史中各自的位置上，对一些课文中传统的观点也有了自己的视角和看法。当然，啃读《二十四史》，加上我对高考试题的研究，不仅让我在应试上有了“功夫秘笈”，更使我在古诗文研究上有了本质性的突破。我陆陆续续写下了十余万字的读史笔记，结集成书，定名为《一本不正经》，2007年，我又出版了第一本专著《唐诗的江山》，紧接着，又写了一本《宋词的家园》，作为《唐诗的江山》的姊妹篇。

“我只想当个窗户边的守望者”

刘恩樵：夏老师真是了不起呀。你能说说在你的教育经历中，什么事情触发你对教育的思考与实践呢？

夏   坤：我给你说一个故事。2002年的时候，我的在学校里的“江湖排名”已不再是倒数第二了。正当我沾沾自喜的时候，有一件事却深深地触动了我。

班上有一名复读女孩叫可可（化名），我们师生的关系很不错。可可学习非常努力，但是在私底下，老师们很清醒：她的天赋比起年级最优秀的几个孩子还有一些差距。但没有一个人把这话跟可可说透。相反，在她不断努力而成效不太大时，大家都鼓励她：“加油！你一定会成功！”2002年，可可没能考上重点大学，上了半年大学之后她选择回来复读。2003年，又一次参加高考。高考后的一天早晨，同事对我说可可在找我，想找我谈谈。当时我正忙得要死，只简单地答了一句：“回头再说吧。”然而，就在中午吃了饭，我接到一个电话：“今天中午，可可服毒自杀了！”这以后，我常常自责，“我是不是推波助澜了？是不是她本来只有那个水平，而我一直在给她层层加码，编织幻想？”悲剧发生后，学校关心的只是这事是否与学校有关，甚至把跟可可有过密切接触的老师都叫去开了个会，拟定了回答记者提问的统一模式。很快，可可就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有人说这孩子心理素质太差、抗压能力太弱，有人说家长教育方式方法不对，引导得不好。这一切，让我心寒：原来，教育对生命是如此冷漠。一年后，我带完了高三学生，离开了那个学校、那座城市。我离开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可可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从那时候开始，我经常在问自己：我们到底在干什么？教育的本原到底是什么？再后来，我耳闻更多年轻生命的逝去。这些消息多得让我们都快麻木了，可是我仍然想问一句：到底是教育为了生命，还是生命为了教育？一种漠视生命的教育是不是真正的教育？漠视生命的教师是不是合格的教师？”

刘恩樵：我看过你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到一个词叫“毕业死”。你能具体说说吗？

夏   坤：我是提出过一个词，叫“毕业死”，这是用来概括当下一部分老师的心态的。我发现，在有些老师心中，只要学生高考有了一个好成绩，哪怕他（她）毕业后第二天就死了，都跟自己没有关系。这是非常可怕的心态。这种心态其实来自他们对教育的理解，一种鼠目寸光、急功近利的理解，这是对教育的亵渎。

教育的效果应该是10年或者20年之后才能看得出来。学习成绩本来是重要的，但是过分地把成绩当成唯一的目标，就会走向反面，甚至是反教育的了。教育的目的原本就是成就生命。而一个孩子的人生路径远远不止学习成绩这一种。只要学生对生活有信心，有不屈服的信念，品德上没有问题，哪怕成绩上一无是处，也会成为很了不起的人，成为给社会带来正能量的人。

刘恩樵：夏老师确实是个有个性有思想的教师。那么，你怎样定位自己的教师角色呢？

夏  坤：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我不愿做这样的老师》，在网上广为流传。可以说，这篇文章从反面表达了我对教师角色的理解以及追求。感兴趣的老师可以到网络上搜索看看。

在我看来，教师的神圣职责不是为了学生分数，而是为了学生生命的美好。我在前面说过的可可的例子就是教育的悲剧与悲哀。我再举另一个例子。2013年的一天，我接到一封陌生的邮件，邮件第一句话就是“夏老师您好，您还记得我吗？”我很好奇，于是接着往下看，邮件里说：“一直都不敢跟您联系，因为在我心中你是神一样的存在，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在高中时候成绩很差，高考的时候成绩也很差，语文都没有考及格，最后只进了一个专科，不好意思跟高中老师联系。”他告诉我：为什么现在敢跟您联系呢？因为进了大学之后，突然发觉我由高中、小学、初中全班最后一名，大学的时候突然变成了全校的风云人物，组织了各种社团，参加各种活动，和老师、学长、校长一起商量学校的活动安排，和老师一起出差，成为全校师生关注的焦点。他说，他现在是读成都一个很普通的专科，读到大学二年级，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国际公司到中国来进行面试，他参加了，第一次面试，他被淘汰了，因为他面对的竞争对手是有博士、硕士、双学士、学士，只有他一个人是专科。他说后来面试官在中国转了一圈之后又跟他说，让他参加第二次面试，面试官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说他特别能干，特别能够表达，他的PPT做得很好。第二次他去了，他战胜了无数的博士、硕士、双学士、学士，以一个专科还没有毕业的学生的身份得到了这个公司的Offer，他非常激动，当然我也非常激动。当时我还是不知道他是谁，于是我把滚动条拉到下面，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于是我笑了，因为这个孩子我不可能忘记，他的故事我也不可能忘记。这就是比分数更重要的生命。学生生命的美好才是教育追求的最高的境界。

大学的时候看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可是当我当了老师之后才发现，我们的教育不是什么麦田，而是一间黑屋子，里面关着学生，也关着老师和家长，大家在这黑屋子里苟延残喘痛苦挣扎。其实，这间屋子本来是有窗子的，只是不知道被谁挡住了。这时候我就想，我应该成为那个窗户边的守望者，把那些想来挡住这窗户的人一脚踢开。我还要告诉黑屋子里面的每一个人，窗外有很多很美好的景色，绝对不像屋子里这么黑暗，我要告诉他们，该狂奔的时候，你们就尽情地狂奔吧，别管往哪个方向跑，没有人能把你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窗户边的守望者。

“我还要背着吉他走天涯”

   刘恩樵：看来，作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夏老师的“道”就是为了生命

的美好而做窗户边的守望者，“术”就是做好“国子监四门博士”。那么，对今后的教育人生有何打算呢？

   夏  坤：刘老师太客气了。其实，我的所谓的“道”也好，“术”也好，我所做的都是遵循教育的常识，教育本该如此。有人说我有个性，也很叛逆。要说个性或者叛逆，其实应该是指另一拨人，是他们叛逆了教育的本真，异化了教育的个性。如果说，我的想法与做法是个性与叛逆的话，那么，我愿意在未来的日子里，始终如一的“一意孤行”下去，让越来越多的教师与学生分享到我的个性与叛逆。

刘恩樵：我很好奇地问一问，你觉得你的这些做法，别的老师可是效仿吗？

夏  坤：我想，照搬我的方法来效仿肯定是不行的。要说效仿，就是要参照我的理念，加深对教育的理解，从而展示出属于自己的个性教学来。我相信一个好的老师一定是一个善于将自身资源更好地运用到教育中的老师。我曾跟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我擅长毛衣，我就会把这个与学生分享；如果我对NBA了若指掌，我也可以把它用在教学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和长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多老师一成为老师就有意无意抹杀了自己的个性。学生需要的正是有个性的老师。

  刘恩樵：我完全赞同夏老师的这个观点。听说你现在在做文化公益讲座，是这样吗？

夏   坤：是的。从去年开始，我和我的朋友们将目光从校园内扩展到了校园外。我们与深圳弘爱人文阅读推广中心合作，在成都先锋学校、草堂小学、草堂博物馆的支持下，举办了系列公益讲座——夏昆人文艺术讲坛，免费向社会公众介绍唐诗、宋词、音乐及电影，所以，当我们相信生命应该是由教育培育的，而教育应该是为培育生命而存在的，那么，我会朝着这种美好的愿景继续做下去，且越做越好。我明天在上海做完这场《教室里的电影院》的报告之后，后天就要去南京，给暑假里社区里的学生们做我的音乐鉴赏与诗词鉴赏讲座。看来，我今后不仅要把电影院与吉他安放在我的教室里，我还要背着吉他走天涯呢！

刘恩樵：敬佩！祝夏老师在上海与南京的讲座成功，更祝夏老师能够更好地展示自己的教学特色，背着吉他行走在教育的原野里，一意孤行，边走边唱。

夏  坤：谢谢！

源自：《福建教育》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