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征1：他们当年所专注、所钟情的是“立业”，而非“成家”。

立教育之大业，他们没有想到“成家”，成为今天我们所说的教育家，教育大家。他们一生远离功利，“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们用自己的一颗赤子之心办教育，脚踏实地，默默无闻，精耕细作，做了他们自己认为值得做的事情，仅此而已。至于我们今天尊奉他们为教育家，那是我们的事，与他们当年的追求无关。

★特征2:当时社会并没有刻意打造、培养他们“成家”。

比如苏霍姆林斯基，他从年轻时起至去世前(1970年)，一直担任他家乡所在地的一所农村完全中学——帕夫雷什中学的校长。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1969年），才被授予前乌克兰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功勋教师”称号。

中国教育家陶行知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等，成就斐然。虽然郭沫若曾将其与孔子并列：“二千年前孔仲尼，二千年后陶行知”，但是，他生前并没有获得任何关于教育家之类的头衔。

当代教育家霍懋征老师曾受到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斯霞老师，早在1963年，新华社就播发通讯《斯霞和孩子》，向国内外介绍了她的感人事迹。但是，他们当时没有获得关于教育家的殊荣。

教育家的成长与培养需要理性与稳健，需要多一点自然成长的因子，少一点人工培育的痕迹。

历史上的教育家，犹如一棵大树，他在自然环境中栉风沐雨，自然成长，最终长得根深叶茂，没有揠苗助长所带来的脆弱与肤浅。他们常常用生命的全部智慧做教育。他们心无旁骛，全神贯注，沉浸其中，乐此不疲。我们用这些极富正能量的词汇褒奖他们，丝毫不显得虚伪和过分。这些，才是自然成长为教育家的必备条件。

我很认同获得“全美最佳教师”称号的美国教师雷夫•艾斯奎斯，他把教育视为宗教，把他的56号教室当作教堂，以对教育近乎疯狂的热爱，成就了他自己的事业，感动了整个美国。

我们扪心自问：今日社会，有多少人怀着宗教般的敬仰去做教育？又有多少人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做教育？舍此，期盼真正的教育家，恐怕很奢侈。

这一字之差，体现的是两种追求和心境。前者，具有鲜明的功利色彩，常会导致非理性者精神的狂躁、狂奔而不能趋于宁静；后者，具有鲜明的事业向往。事业向往常会使人的精神沉醉其中，让人的灵魂趋于专注、从容和淡定。
 

作为一线校长，如果一心朝教育家目标而去，则势必会滋生很多功利性追求。他要去主动寻求轰动效应，他要去主动寻求媒体的华丽包装，他要去主动追求教育的短平快。这时候，那些“副学术成果”、“副办学成果”的应运而生也就不足为怪了。所谓“副”者，虚实并存、甚至欺世盗名之谓也。其最终结果，很可能把教育办成了“政治”，甚至把教育办成了名利场。

一所学校，如果成了办学者的名利场，那不仅是办学者的悲哀，更是社会的悲剧。这样的学校，可以出“名人”，但是很难诞生真正的教育家。

今天的教育，与其说缺少教育家，不如说缺少用教育家理念办学的优秀校长。

什么是教育家理念？其实就是符合教育规律、切合教育本质的理念。而这些理念，今天的校长,谁都可以娓娓道来。但大家都清楚，今日媒体化信息化时代，是诞生和包装名校长办学名言和“名理念”的时代，是催生轰动一时的名校长办学成果的时代。

我们时常被某些办学名言、名理念和名成果所感动，内心油然生出“说得真好”的感慨。但是，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流逝，又常常归于沉寂。最令人吃惊的是，当我们进一步走近时，听到的、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

于是，我们的教育便一次次陷入困境，一次次试图突围。一次次突围，一次次难以“出界”。

这一切，同样在启示我们：社会舆论需要理性，需要稳健。我们可以呼唤教育家办学，但是我们更需要呼唤更多的有识之士用教育家的理念办学。我们要呼唤教育家的理性成长、缓慢成长和真实成长，当然我们更要呼唤教育家的自然成长。

或者，我们不去倡导教育家办学，而是倡导用教育家理念办学，将如何？然后，再有一点耐心，让后世去认定那些用教育家理念办学，且办学成果丰硕、人格高尚者为教育家，又将如何？

北京101中学地处海淀，是我们的幸运。因为，这里有今日中国不可多得的相对宽松的办学环境。但是，北京101中学是否诞生教育家，我们从不心存奢望，尽管，几十年来各级政府以及社会对它寄予厚望、给以莫大支持。

我们追求的是理性办学，按教育规律办学，用教育家的理念办学。

这，同样成就了今天的北京101中学。

文章来源：未来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