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静悄悄的存在变革”

钱理群
　　著名人文学者，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1939年1月30日生于四川重庆，祖籍浙江杭州。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毕业。1960-1978年先后在贵州省安顺地区卫生学校、地区师范学校任教。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现代文学，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先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2002年退休后继续与青年朋友以各种方式交流对话，为成长中的学子们打开广阔的精神空间。
主持人给我定的题目是“好人要联合起来做好事”，这是做公益事业的杨东平教授提出来的。这里有三个概念：“好人”、“联合”、“做好事”。“好人”就是一些理想主义者，“联合”就是组织起来，就像“为中国而教”这样，“做好事”，就是做公益的事。我今天的演讲想把这样一个命题深入一步：为什么要联合起来做好事，这对我们自身有什么意义？所以我要讲的题目是：“为生命给出意义”。

我们所面临的生命存在危机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命题？因为当下中国的老百姓、青年、知识分子都面临一个生命失去意义的问题。我们的讨论就从这个问题开始：我们面临怎样的生命存在的危机？

这里有一篇2013年7月4日《南方周末》的报道：《他们为什么选择去死？———农村自杀者档案》。有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据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

每年全球有100万人自杀，有三分之一在中国；

中国的自杀者80%在农村，农村自杀者是城市的3倍，其中女性自杀的比率比男性高25%；

在中国的自杀者中，有两个自杀的高频率人群，15 – 34岁和65 – 74岁。

在座的诸位大都属于前者，我属于后一类人群。我想每一个正视中国问题的人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严重的血淋淋的事实：

“ 为什么会这样？”

自杀的原因可归结为三大因素：经济困境、精神困境和道德困境，这是压在中国人心灵上的三座大山。

前些年有一位研究生自杀，他在自杀前拟了一个表，分别列出活着的理由和死的理由，结果死的理由比活着的理由多，他就自杀了。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震动，我由此感觉到：当下中国人“活着的理由”成了问题。我有一本书题目就叫《活着的理由》。我想，这不仅是自杀者的问题，也是大家的问题，我自己的问题：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在座的每一个年轻朋友，都无妨也这样问问自己。

这就需要谈到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诸位成长的背景：你们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极度强调以个人为中心的时代中成长起来的。这本无可厚非，但一旦将它绝对化和唯一化，即把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享受，个人的发展，变成唯一的追求，生活中的全部，就会产生严重后果：把人变成纯粹物质化和个人化的经济动物，这是对人的本性和生命存在的扭曲和异化。

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当前的问题所在：人的欲望不加节制的极度膨胀；对个人利益的追逐，成为人活着的唯一动力。社会对人的评价就看他能不能赚钱，能赚钱就有一切：地位，美女，荣誉等等；不能赚钱，就什么也不是。生命存在的危机就是这么造成的：当人仅仅为“钱”，为欲望活着，缺少精神的支撑的时候，不仅会因为生活遇到挫折，物质欲望不能满足，而感到生命的无价值；反过来经济富裕了，有钱了，也会觉得生活空虚，产生生命的虚无感，失去活着的动力。不论是穷人、富人都觉得活着没有意思。这是把生活绝对物质化、个人化的结果。这是一个后果，而另一个后果是当个人利益成为人与人之间连接的唯一纽带和尺度，人际关系便会变得冷漠，会产生和他人隔绝的孤独感。当人觉得自己的生和死都与他人、社会无关，甚至没有人需要或者关心自己活着时，也会丧失活着的动力。

鲁迅先生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他把人的活着分成两个层面，为自己活着和为他人活着，即是为爱我者活着。在当下中国这种应试教育的背景下，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也发生变化，父毌对子女的唯一要求就是要应试成功。当应试的功利化成为父母和子女之间连接的纽带时，亲情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为爱我者活着的生命存在的动力就没有了。

还有，我们的应试教育已经完全剥夺孩子童年的快乐，刚才有老师讲乡村记忆，如果童年不快乐，乡村记忆也就失去了。活得不快乐，没有生之乐趣，那就不如去死了。

我们的生存环境也在急剧恶化。不仅环境污染，空气也污染，食品越来越不安全，吃什么都害怕，不敢吃鱼，不敢吃肉，等等。中国正在逐渐成为一个不适合居住的地方：这些都在剥夺我们活着的理由。即使我们这些不自杀的人，也觉得活着越来越不舒服，不自在，沒意思。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能不能让我们自己，以及子孙后代，有意义地，健康地，快乐地活着的问题，这关系着民族现实和未来的生存，实在非同小可。

针对这样的危机，我们应当争锋相对提出一个正面命题：让我们有意义地、健康地，快乐地活着！这应该是我们的目标。关键是要有意义：生命有了意义，生活就快乐；只有活得有意义，身心的健康才有保证。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由自己来赋予我们的生命以意义

紧接着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赋予我们生命以意义？怎样寻求这样的有意义的、快乐的、健康的存在方式？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青年人有各种各样的，有睡着的，玩着的，醒着的。对睡着的玩着的，生命意义不是问题，因为他们觉得睡着玩着就是意义。但是，那些醒着的青年，因为不满意、不满足现有的生命存在方式，于是，就要寻求新的生命意义。诸位大概就是这样的醒着的，或将要醒着的青年，你们千里迢迢前来，就是寻找生命的意义。鲁迅说，觉醒的青年最喜欢“寻导师”。诸位听我这个老头子演讲，大概也是希望我凭借自己的人生经验，告诉大家：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我的回答是：我也不知道。更准确地说，我也在寻找。即使找到了路，也只是适合我自己，没有把握，也不敢向诸位推荐。怎么办？

鲁迅先生有句回答：“青年何须寻找那些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劈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鲁迅的意思很明确：无须去寻求他人，由自己来赋予我们的生命以意义！如果觉得力量单薄，那就“寻朋友，联合起来”。这就是我一开始就说的“好人联合起来，做好事，也为自身的生命寻求意义。

从改变自己的存在开始

我们再把讨论深入一步，提出第三个问题：我们已经联合起来了，应该从哪里入手，从哪里开始？

这是我们这样的志愿者公益组织，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我认为应该确立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从改变自己的生活开始，从改变自己的存在开始，以建设你自己，作为建设社会的开端。

这就需要谈到当下中国社会，特别青年一代普遍存在的焦躁、牢骚和怨愤的情绪。坦白讲，我和大家一样面临很大的困境：对现实不满，但又无能为力，就陷入一种胶着的状态，焦躁、牢骚、怨愤，就这样与日俱增，难以解脱。这里，确实存在一个矛盾：中国的问题，大家看得越来越清楚，最关键的是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的改革毫无出路，中国的发展毫无希望。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普通人，普通学生，普通老师，又几乎很难参与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坦白说，你想参与也不让你参与。但我们又不能只发牢骚，无所作为。怎么办呢？就从改变自己的存在做起。

我们既不满意于现行体制下占主流位置的观念、价值、道德、行为，那么，就按照自己认定的新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自己行动起来：在这个追逐物质享乐的消费社会里，我们这一群人尝试物质简单、精神丰富的生活方式；当许多人奉行极端利己主义，拒绝任何社会责任和承担，我们这一群人尝试利己利他、自助助他的新伦理；当许多人奉行将他人视为敌人的丛林法则，进行残酷的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时，我们这群人尝试着把他人当作兄弟姐妹，志愿服务；在这个充斥着谎言的社会里，我们这群人努力地、部分生活在真实里，等等。整个社会我管不了，但我自己或我们这一群人却可以反其道而行之，这是可以做到的，只是看你做不做。

这样一种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显然是另类的，在现实中我们是孤独的，我深信在座的诸位，在你周围的同学和朋友眼里，你们都有点傻，包括你们千里迢迢地跑到北京，听我这种傻教授讲傻话，这本身就是不合时宜的。因此我们需要聚在一起，要寻找同行者。但我们所做的事，是有巨大的意义的，这一点，我们心里是有数的。不然，我们就不到这里来了。

意义在哪里呢？首先，我们的追求，和主流的观念、意识和行为方式是具有内在的对抗性的，通俗点说，就是“不跟你玩，我要自己玩”，这本身就是一种独立意志的表现。但我们又不采取对抗、批判的方式，而是在现有的框架内加进一个异数，成为一种“第二文化”，“第二教育”，“第二结构”，“另类生存方式”。一统天下就这样被打破了，这本身就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是符合人性发展的要求的，因而具有内在的力量，现在又组织起来，形成集体的力量。只要我们做得好，就会对我们周围的人产生吸引力，我们的队伍是会逐步扩大的。

刚才沈先生提到，“为中国而教”开始只有6个人，今天发展到170人，就因为6个人做的事，本来就是符合人的生命发展的内在要求的，这种要求在大多数人那里是潜在的，甚至是被蒙蔽的，现在少数先行者突破重围，做成功了，就会产生唤醒、激发的效应，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参与。

我们对自己的工作要有两个估计：我们是先行者，开始会很孤独的；但从根本上我们又是有力量的。我们要有自信。对不理解的、反对的人，不必和他论争，而是用行动来说服他。我相信我们所做的事会像滚雪球那样，不断扩大，从改变自己的存在，到改变周围朋友的存在，最后，就会形成改变社会存在的力量。

改变存在，
就是道德重建，价值重建与生活重建

那么，我们又要追问：这里说的“改变存在”是什么意思？其内涵是什么？

我认为包含三个重建：第一，道德重建；第二，价值重建；第三，生活重建。我们要建立一个和现在主流意识不同的新的道德理念、新的价值观念、新的生活方式，这应该是我们公益组织，志愿者组织的三大目标。

第一，道德重建的核心是要正确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利己和利他的关系，简单说就是要解决好“我”和“我们”的关系。

不妨作一点历史的回顾。在中国近代历史里，在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我和我们的关系上，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大家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强调人首先是家庭的人，你是父母的孩子，必须服从家长；其次是社会的人，国家的人，你是皇帝的臣民，要绝对忠于皇帝。但很少强调人是个体的人，更不用说个人的利益和权利，有“我们”，没有“我”。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就突出个人，强调个性解放。鲁迅《伤逝》中的女主人公有一句话：“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就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但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越來越多，大家都觉得个人非常孤独无力，个人没有力量抗拒强大的社会黑暗势力，就产生了团结起来，形成群体力量的愿望。

到30年代，就形成集体主义的思潮，强调阶级的力量，民族的力量。发展到了极端，就演变成毛泽东提出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伦理观，这是对五四运动个人解放的一种反动，用群体利益抹杀个人利益，再发展到极端，就是文化大革命, 个人的权利受到随意的践踏。

到了80年代，反思這种极端的集体主义，又重新回到强调个体，形成个人主义的社会思潮。在座的诸位正出生与成长在这样一个鼓励个人主义的时代，形成了强烈的个人意识，把追求个人利益，维护个人权利，视为天经地义。这本身并没有错，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你们这一代再也不会像我们这一代那样去做“驯服工具”了。但发展到极端，同时也会出问题，就会出现我最近批评的“精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还有“粗俗的利己主义”。于是，这些年又回过头来，强调集体，国家，民族。这是有必要的，但同时也要警惕，搞不好可能又走回头路，要求为集体（国家，民族）的利益而无条件牺牲个人利益与权利。

你们看，近百年来中国思想界，总是在两个极端摇摆：要么只有“我们”（集体，社会，国家），没有“我”；要么只有“我”，没有“我们”。一个否定一个，一个压倒一个，甚至一个毁掉一个，而且不断循环。我们今天要走出历史的怪圈，就要科学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就应该在“我”和“我们”，个人和社会，利己和利他之间，进行一种调节，回到中点上来，强调二者的统一和协调。根本的问题是要回到人性本身，人既是个体性的动物，又是社会性的动物。

我因此提出一个命题，叫作“我中的我们”和“我们中的我”。什么意思呢？当你强调“我们”的时候，不要忘了：“我们”的发展最终是要促进个人的发展，不要忘了“我”；当你强调“我”的时候，又别忘了：这个“我”是“我们”中的“我”，“我们”得到发展，个人才能得到发展。我们应在这两者之间取得某种平衡。当然这是种动态的平衡。这就是我们重新建立的新的道德观、伦理观。

第二，价值重建，其核心是要解决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

我想讲两句话，第一句话：“物质是基础”，没有钱是不行的；第二句话：“物质不是目的”。这也涉及人的本性：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精神的动物，精神的追求更能显示人的本性和本质。我们应该追求的是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平衡。这个平衡也是动态的。

在我个人看来，应该追求必要和简单的物质生活，和尽可能丰富的精神生活。什么意思呢？首先是“必要”，没有物质生活的必要基础，根本谈不上精神生活，你得有饭吃，有衣服穿，要衣食无虞。但另一方面，物质生活又应该是简单的，不要过度奢侈。其实简单的物质生活，可能是更接近人的本源的。但精神生活却应该尽可能地充实，丰富。我对自己的生活要求是，物质上的中等水平，或者中上水平，精神上的高水平。

从理论上说，物质和精神同时充分发展，当然是最理想的。但实际上具体到每一个人，只能是物质与精神的相对平衡，又有所偏重。物质上追求多了，精神发展上就要受影响；用主要精力追求精神生活，物质上就不能要求太高。在我看来，公益组织的性质就决定了，它在处理精神与物质关系时的原则，只能是物质上有基本要求，但要有节制；精神追求却是无限的，主要是在精神上实现自己的价值——物质创造本身也是一种精神价值。

第三，生活的重建,关系着要“追求什么样的理想的生活方式”的问题。

前面讨论的简单的物质生活、丰盈的精神生活，这也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这里，要补充两点。

第一点，理想的生活方式，是流动于城乡之间，同时享受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这里有一个观念的问题。我们通常用进化论的观点，来看待农业文明、乡村文明和工业文明、都市文明的关系，先验地认定：农业文明、乡村文明是落后的，工业文明、都市文明是先进的；农业文明、乡村文明必然被工业文明、城市文明所代替。这样的线性进化论是可以质疑的。应该承认，农业文明、乡村文明和工业文明、都市文明，各自都有自己的独特价值和魅力，也都有自己的局限，它们应该互补，而不是一个消灭一个。

我曾经写文章讨论农业文明、乡村生活的优势，我讲了三点。第一，它和大自然的密切关系。人生活在自然中，脚踏大地，仰望星空，这是最理想的生活方式，也是最理想的教育方式。第二，农村有非常丰厚的民间风俗、文化。第三，农村人的居住方式是自有优越性的，一家人住在一起，邻居随时来串门，就培育了浓郁的亲情和乡情。这三方面，对人的健康发展非常重要，恰恰是都市生活所欠缺的。我最感痛心的，就是随着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农村文明正处在被消灭的过程中，即使是在农村，大自然都被污染了，农村民间文化只剩下商业化、空洞化的表演，农村没人了，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利益化，亲情、乡情都越来越淡薄了。于是，就提出了“乡村文化重建”的问题。同学们下乡支农，除了关心和参与乡村教育，还应该关心和参与乡村文化建设，这两者是有内在联系的。

在座的可能有来自农村的同学，到城里总有一种自卑感，因此，我还想讲一个“建立文化自信”的问题。在我看来，你们出身农村，从小就受到农业文明、乡村文化的熏陶；以后来到城市读书，又受到工业文明、都市文化的教育。这样，你们就有可能将农业文明、乡村文化和工业文明、都市文化的优势集于一身，显然优越于在城市里长大，一辈子没有到过农村的人，也优越于走不出农村，一辈子没有到过城市里的人。你们完全没有必要把农村出身当作一个包袱，而是要珍惜自己的农村经历和经验，同时又不能满足于农业文明和乡村文化，要努力接受城市文明和世界文明，这是你的权利。这样，就能够做到城乡结合，自由流动于城乡之间，同时享受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盛宴，这是一种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大家到农村支教，特别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同学，我觉得这是一次改变你自己的生存状态的大好机会，你在支教的同时也要尽享农业文明、乡村生活的魅力。

第二个理想的生活方式，是要手脑并用。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电脑进入日常生活之后，大家的手就只会敲电脑，其他的事都不会做了。我们的手变得越来越笨，越来越不灵巧了。这也是一种人的异化，人的生活的畸形化，是不利于人的健全发展的。因此，我们要提倡手工劳动。我在报上看到，说美国有一类民间组织，就是专门进行手工劳动，比如女孩子集体打毛衣，建立编织俱乐部；男孩子自己做皮鞋、做皮包，成立手工俱乐部。目的是用手工劳动锻炼自己的手，尝试过一种手脑并用，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的新生活。这是很有创意的。同学们到农村去，也不妨参加一些体力劳动，手工劳动。

我们的目标：
“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我们的志愿者，实际上在实践这三种重建: 道德重建——我们就在实践利己利他的新伦理，志愿者工作，当然是利他的服务，但首先是利己的，在参与公益事物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达到利己和利他的平衡。价值重建——志愿者追求与实践的，就是简单的物质生活和丰盈的精神生活的结合。生活重建——城市里的学生到农村支教，本身也是重建生活方式。我们是在这三大重建里，改变了自己的存在，建立一种新的人性秩序。鲁迅对这样一种新的人性秩序、新的生命存在，有一个概括，叫做“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我觉得说得非常好，所谓幸福、合理，就是一种平衡，在物质与精神，个人与社会，城市和乡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取得平衡。我觉得可以把“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作为志愿者的座右铭。

而且我还要强调，这样的“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理想是现在就可以实现的，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不是为了美好的明天，而是为了美好的今天；不把希望寄托在渺茫的未来，而是现在就要实现。我把这样一种改变自我和周围存在的变革，称为“静悄悄的存在变革”。——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里所提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