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拜读肖川先生的新作《学问与人生》，深感其学识渊博，引经据典，信手拿来，收纵自如 。想必凡以＂学问人＂自居者，读之定生百味，或羞愧，或警醒，或自勉，或思考……
按中国人的思维，从事教育的，大凡是有学问的，这得感谢中国教育的始祖孔老夫子。因此，教育者列入＂学问人＂之列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也是教书的，教的是小学，和许多同事一样，自知才疏学浅，本是不敢以＂学问人＂自居的，但因为韩愈老先生＂传道、授业、解惑＂的为师使命，注定了教师的人生与学问牵扯不断。我暂且就站在＂学问人＂的边缘来思考教师的学问与人生罢。
我记得胡适的一篇演讲稿，叫作《不要抛弃学问》，是他任教于北京大学时，在一次学生毕业典礼上所做的演讲，其中引用了易卜生的名言：＂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胡适认为学问便是筑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由此启发，我以为，为人师者，更应该懂得以学问陶养、成就自己，把自己铸造成器，此为教师第一责任。毕竟，时代在迈进，越来越多的智者在重新审视教师的人生价值之后对＂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教师人生写照赋予了新的涵义，教师的自我发展已经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是甘心为＂匠＂， 在＂一杯水与一滴水＂这对教育关系中沉湎于＂一杯水＂的浅薄满足，还是有所执着，有所研究，让学问使我们的教育人生显得丰盈而生动？毕竟，平庸孕育不了卓越，我想，这是智者见智的事。
肖川先生文章中谈到了学问的功利性，亦让我生出不少的感慨。我曾读余秋雨散文卷《文明的碎片》之《千年庭院》，也学过些历史，粗浅地知道历史上明智的统治者大都重视教育，但 ＂说是教育，却着力于实利、着意于空名，着眼于官场＂（余秋雨），使得莘莘学子作学问染上了浓厚的功利色彩，当然，这是时代的局限。 再来看我们现时的教育，功利污染也是有的。先以课题研究为例。课题研究是教师专业成长的必经之路，没有一定的理论积淀与实践能力，没有几分研究的精神，是难以真正成就这门学问的。但是，在职称评聘、评优评先凡此种种都需要考察学校或教师科研情况的大背景下，可以肯定地说，在各种不同级别的课题和众多的实验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功利为目的的。我的舅舅在某教育局分管督导，曾经谈到某学校连起码的课题管理条例都没有，却喊出＂教师人人有课题＂的惊人之语，的确让人怀疑其研究的质量。福建省教科所研究员林斯坦老师也曾戏说某学术专刊一编辑，竟不顾论文的实际推广价值，公开扬言＂非那些让人看不懂的故作深奥的论文不刊登＂，似乎这样的论文质量才可信。还有个别所谓的＂专家＂，也忙于课题走穴，让学问的传播多少走了些味。
当然，有些课题的研究看起来是很深入的。我想语文教师可能都知道，在个别学校，曾有过让实验班8岁儿童完成小学阶段识字任务的＂骄人＂的研究成果。初读这则消息，惊讶之余总有一种难以明说的困惑。后来阅读《中国教师》杂志（2004年第1期）中吴刚平教授关于《从教学意识向课程意识扩展》的论述，顿有云开日出的畅快。吴教授说：＂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即真的教得越多越好、学得越早越好吗？实际上，即使做到了，也意味着你破坏了学生的整个学习成长的活动结构，破坏了他们成长活动之间的动态平衡，学生的学习生态回不断恶化。＂如此看来，这样的研究也有急功近利之嫌，而踏踏实实，从现实出发解决教育教学的实际问题，这才是教师做学问的方向。
由于职业的特性，注定了教师的学问具有社会性。前几日，一个家长与我谈起她孩子的语文老师，称赞这位教师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对教学颇有研究，却露出希望更换老师之意。询问之下，才知道孩子们不喜欢这位教师，对语文学习缺乏热情，大概是老师过于学究、缺乏爱心的缘故吧。这件事情让我震动很深：教师的学问本应转化为学生青少年时代宝贵的一笔财富，但如果我们当老师的不能以学养学，以性养性，那我们的学问也就失去了其最根本的价值，教师生涯也会因此黯然。所以，做学问固然重要，爱与激情更必不可少，只有将二者融合起来，才是教师做学问的最高境界，＂才是真正有益于人生和人类进步事业的＂（肖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