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一生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是聚徒讲学，从事著作。司马迁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他是中国私人讲学的开创者之一，也是系统传播古代文化的第一人。中国古代文化的流传以至后来的扩大、发展，这是和他的功绩分不开的。

他在文化教育上的贡献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是整理和保存了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二是开创了私人自由讲学的风气，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形成了较系统的教育思想。《论语》20篇，492章，11705字，记载着孔子及其学生的言语行事。

关于教师的思想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教师占有特殊位置。陶冶学生的品德，教导他们的知识，培养他们的才能，发展他们的专长等等，都是教师的重大职责。孔子根据他自己教育实践的经验，对教师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

一、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他还说：“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孔子的这些话，充分说明教师的以身作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教师是学生的榜样，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成长。子贡称赞孔子教人“正身以俟”，荀子颂扬孔子教人是“早正以待”。（《荀子·儒教》）

要以身作则，就要言传身教，把“有言之教”和“无言之教”结合起来。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卫灵公》）

孔子相信“无言之教”的威力。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

“言教”在于说里，以提高学生的认识；“无言之教”在于示范，通过暗示、榜样去影响学生，潜移默化。孔子强调身教，强调教师要以自己的道德行为为学生做出榜样。教师提倡要学生做的，自己必须先做；不让学生做的，自己首先不做。这样，教师才能在学生心目中树立威信，教师才能发挥其榜样的作用。这是很重要的一环。

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正唯弟子不能学也。”（《述而》）

子贡道：“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公孙丑上》）《吕氏春秋·尊师》记载：子贡问孔子：“后世将怎样称道您？”孔子说：“我何足以称道呢？不得已，一定要说吧，就算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就这点而已！”

爱护学生，无私无隐

爱护学生、关心学生是一个教师成功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师德的重要内容。孔子说过：“仁者爱人”、“智者知人”。（《颜渊》）教师是仁者也是智者，教师应热爱关心学生品德和学业的增进以及学生们的生活与健康状况。

“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宪问》）爱护学生，能够不叫勤劳吗？忠于他们，能够不教诲吗？又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述而》）孔子对学生的为学和为人毫无保留，做到了“无私无隐”。

“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子罕》）对于年轻一代，孔子是寄予很大希望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孔子认为当一种正义事业需要人去担当时，年轻一代要敢于勇往直前、责无旁贷，即使在老师面前也不必谦让——“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

三、讲究教法，循循善诱

孔子认为教师要讲究教学方法，善于启发学生的心智。“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教师必须自己经常温习故业，实践故业，融会贯通，做到有新的领悟、新的创造，才能胜任教学工作。教师不仅给学生以知识，还要使学生独立求知，独立思考，并能做一个有道德、有情操的人，这样才算是好的教师。

孔子教育的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使他讲究教育教学方法，这是教师必备的一种心理品质。他提出启发诱导、因材施教，正如颜渊所赞叹的“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善于启发学生思维，使学生在学习上有“欲罢不能”（《子罕》）之势。具有良好的教育教学能力、技巧，讲究教学原则方法，是教师师德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必要条件。

总之，热爱教育，忠于学生，对教育事业表现出充沛的精力和毅力，对青年一代表现出满腔的热情和关怀，这就是孔子表现出来的教师应该具有的良好的品质，即师德。从《论语》上记载的材料上看，一方面表现了孔子对学生们的热爱关怀，另一方面表现出学生们对老师的敬爱尊重，形成了一种严肃认真而又亲切自然的尊师爱生的关系。

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世界发生过广泛影响。孔子思想最早传入东方的朝鲜、日本、越南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形成了一个“中国文化圈”。16、17世纪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殷铎泽等人翻译了《四书》、《五经》，并合编了《中国之哲人——孔子》，尊称孔子“国学仲尼，天下先师”。孔子的思想，特别是他的道德教育思想便成为中国文化象征。

1984年美国出版的《人民年鉴手册》列出世界十大思想家：中国的孔子、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意大利的阿奎那、波兰的哥白尼、英国的培根、牛顿、达尔文、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康德。孔子名列第一。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自从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处于优势以来，人类的生存没有比今天再危险的时代了”，“不道德程度已近似悲剧，而且社会管理也很糟糕”。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墨家的仁爱学说，是解决现代化社会伦理问题所急需的。他说儒家的仁爱“是今天社会之所必需”，“墨家主张的兼爱，过去只指中国，而现在应作为世界性的理论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