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舞台、大场景

在井冈山余脉的东端，有一片郁郁葱葱、绵延起伏的群山，它叫东固山。东固山的乳汁孕育出一条宽阔清澈的河流，它叫富水河。富水河穿过山区，绕过丘陵，吻过文天祥、余秋里、曾庆红的故土，经过几十公里的流淌与眺望，最后投入赣江的怀抱。在富水河畔，有一座古老而神秘的村子，她那悠长厚重的历史、典型的明清建筑、璀璨的明清雕刻、浓笔重墨的红色文化，正受到世人的瞩目，她就是被誉为赣文化典型代表的“庐陵文化第一村”——吉安市青原区文陂乡渼陂村（简称陂头），这就是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地处庐吉泰［吉安（古称庐陵）、吉水、泰和］三县交汇处，这一带土地肥沃、水运方便、人口稠密、人文鼎盛。家乡的周围，芗峰东立，象岭西护，瑶山南耸，富水北流，良田千顷，山清水秀，真可谓山抱水环，天然形胜。在我们这个面积约1平方公里、人口约三千的村子里，有明清建筑300余栋，有古祠堂、古书院、古庙宇、古楼阁、古牌坊20余座。村子的南端是巍峨壮观的梁氏宗祠，村子的北端是富丽堂皇的万寿宫。在北边的富水河畔，是青石贯通、店铺林立、古色古香的漫长街道。在村子的中间，有一棵十人环抱的参天古樟，被雷劈成两半后，仍然参天立地，傲然挺立。28口大水塘如珍珠项链般串连环绕在村子的周边，小桥流水，息息相通。村子的布局颇有奥秘，整个村子的巷道呈八卦型，全部卵石铺路，排水设施完备。村子没有笔直的巷道，来到古街，站在街头望不到街尾，古街呈S型，像流水般柔美地弯过去再折回来。穿梭于曲折的古巷，俯仰于各式建筑，这里的一街一巷、一砖一石都渗透着东方的智慧、中国哲学的韵味和庐陵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这是一座集古代农业文化、儒商文化、宗族文化、建筑文化以及近现代革命文化于一体的历史博物馆。正因为如此，她吸引了众多电影人的目光，《决裂》《山重水复》《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电影的很多镜头都在村子里拍摄，凡到过我们村里拍电影的导演、摄影师、美工、演员们，无不为我们家乡优美的景色、典型的建筑、厚重的历史、浓郁的风情而感慨万千、留连忘返。

这是一座村镇合一的村子，这是一座用多种文化元素孕育了我的童年、少年，并且至今仍然令我魂牵梦绕的村子。在这里，别提你的官有多大，要知道，这是个出过大军区司令员、出过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村子，光是将军就有6位（其中，共产党的4位，国民党的2位），著名作家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里倾情讴歌的志愿军第38军，其军长就是出自这个村子的梁兴初。在这里，别说你的钱有多少，历史上，这里有四个大家族，有的操控着南昌的金融界。在这里，别称你的学问有多深，历史上，这里出过翰林大学士，在当代，出任过名牌大学系主任的就有好几个。这是一个民风淳朴与民风强悍并存的地方，村里流行的一句话是：要打就打武师，要治就治医师，要教就教老师、要骗就骗巫师。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的每一场大的政治运动，在我们村子里都能掀起不小的浪潮，也洗涤、煎熬、考验了不少人的灵魂与脊梁。在这里，有亲情、族情、乡情，人情，也有虚情假意坑蒙拐骗；有人勤春早诗书传家，也有没落颓废无所作为。在这个由客家后裔组成的村子里，希望与失望、光明与黑暗、真善美和假恶丑相互交叠、时隐时现。家乡的村子是个社会的大舞台、人生的大舞台，在这个大舞台、大场景里上演过大大小小的历史剧与现实剧，其剧情或长或短、或悲或喜、或苍白平淡、或动人心魄。我有时是观众，有时是小演员，那些使我或亲身经历、或耳濡目染、或感同身受的历史剧与现实剧迫使我在童年和少年时期不得不对社会、对事情、对人物、对人生进行观察、思考、分析、判断，它帮助我拓展了视野、丰富了见识、清洗了灵魂、挺直了脊梁、凝聚了情感、坚定了信念。

二、似梦非梦

我出身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做裁缝，风趣幽默但家教严格，母亲从事农耕与家庭纺织，情感丰富但不乏远见卓识，父母为人真诚善良，在村里口碑都很好。我降生时，就已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在村里，我的家是贫困家庭，也是弱势群体。为了摆脱贫困与屈辱，为了改变命运与人生，父母对我们子女的谆谆教导是：真诚为人、四季勤奋、读书上进。在家教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我们兄弟姐妹都比较争气，成为有尊严、能自食其力的人。其中，大哥是大学生，从事农业技术工作，二哥是中专生，从事教育工作，三哥是中学生，是村里的笔杆子，兄弟三人在人们心目中个个都颇为聪明。对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贫困农村与贫穷家庭里来说，这已是很了不起的教育成果了。

我是在我们村里读的小学，这是当时公社的中心小学，教育教学的质量都比较高，我读小学较早，但辍学也较早，四年级刚开始便遇到“文革”，父亲看到“文革”的混乱，料想到这样读没有出路，便让我中断学习，跟他学裁缝。在当时的农村，不读书，学一门技术，这对一个孩子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事。由于年幼，对于人生走向似懂非懂，因此，我带着稚嫩跟着父亲学了一年的裁缝。由于我对学习还是很向往的，因而，对学裁缝我很不感兴趣。后来，听说公社的中学复课了，学校就在我们村里的万寿宫，在我的要求下，父亲欣然同意我去读中学，并帮我找关系。我作为社会青年进入中学课堂时，我忽然之间似乎长大了，对学习非常渴望，上进心也特别强。由于我们家乡的文风较好，老师很敬业，所以，在课堂内外，我的确学了一些东西，激情与涵养也明显增长，学习成绩也一直是年级的尖子。但当时，学校的办学思想是除了学文化，还要学工学农学军，为此，学校让我们这些学生在离学校十余华里远的大山脚下用锄头开垦了120余亩荒地为农场。在初中的日子里，每周都有1天劳动，即全校师生到15华里外的大山里砍柴火并将柴火挑回来，每学习3周便要自带大米到学校的农场劳动1周。这些劳动锻炼了身体，增进了师生之间的了解与友谊，但确实压缩了文化学习的宝贵时间。由于当时要求学制要缩短，两年初中之后，便考入高中，又开始了两年高中的学习生涯。在高中阶段，我已经进入成熟期，除了学习更主动刻苦、成绩仍然是年级的尖子之外，在规划人生、憧憬未来方面已崭露头角，只可惜当时是推荐工农兵入大学，于是，我高中毕业后，便回乡务农。

回乡务农，对我这个踌躇满志的热血青年来说是十分不情愿的，但也无可奈何，因为当时无处可去。于是，在村里，我干起了农活，空余时间，跟着我三哥学做砖。半年后的冬天，我和生产队的人正在山上修水渠，大队书记忽然找到我，要我去公社的中心小学做民办老师。当时，我真是非常惊喜，因为想去的人很多，凭关系，怎么样都轮不到我去。后来才知道，在人事挑选方面，学校和大队领导还真是看重我的才学。于是，我放下锄头，拿起粉笔，做起了民办老师。在1年左右的小学教学生涯中，我的收入虽然微薄，但工作和生活都很愉快，也很得学生的喜爱和领导的器重。1年后，父亲工作行业里的工商联有政策规定，职工子女可以招工顶替，对职工子女来说，这意味着可以跳出农村吃商品粮了，于是，我立即离开小学，带着教师的高雅与敬业到离家8华里远的值夏木器社学做家具了。到了木器社我才知道，这里有一批非常优秀的师傅，在整个吉安地区，这个木器社的水平是数一数二的。虽然木工的劳动比较辛苦，但收入很可观，加上它是需要智慧和技术的活，因此，我在学徒期间既积极又开心。1年后，我制作的家具被社里挑选为礼物送给地区的领导，这说明我的技术达到了一定的水准。由于我被街道组织推荐到公社群众大会上发过言，公社领导认为我是个值得培养的人才，于是，学徒1年后，我被强行抽调到公社的“两打”办公室，干起了打击投机倒把、打击贩卖粮票、油票并兼管打击偷盗的工作。在这几个月的日子里，我们经常要出差调查取证，要审问，要写报告，要押解嫌疑犯，工作紧张，但充满刺激。回想起来，我没有上过公安学校，但工作却一直很顺利，凭的是我的基本素养比较好。所幸的是，这段时间，我们接触的嫌疑犯中可能没有遇到武林高手，也可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压威慑了武林高手，否则，我们常拿着没有上子弹的步枪去办案是十分危险的。

在一个冬日的早晨，我出差回家，在赣江的客轮上，广播播送了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当时，我并没有特别激动，因为不清楚是真是假，但这一消息给我的心里带来一丝希望。回到单位后，人们议论纷纷，也对我极力鼓动，这时，我才相信：靠我自己实现理想、改变命运的机会到了！顿时，我心潮澎湃、眼睛放光、振奋不已，像换了一个人。当时最想做的事是请假复习，哪怕多一天，最害怕的是请不到假。经过几天的努力，公社和木器社领导准了我的假，但这时离高考只有十多天了。在这些天，我拼命地找书本、找资料、找老师，拚命地做数学、写作文、背历史、地理、政治知识。虽然我高中毕业已3年，许多知识忘了不少，而历史、地理则根本没有学过，但我很自信自己能考上，因为我有较好的学习功底。同时，我认为：我作为父母多年苦心培养的儿子，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必须为父母争气、为家庭争光、为自己负责。果然，苍天有眼，考试下来，我被录取了！这就是难忘的1977。

在春寒料峭的1978年春季，带着芬芳的泥土，带着满身的木犀，我跨入了江西师范学院的大门，在历史系开始了4年的寒窗生活。多年曲折辛酸的经历，多年对大学学习的向往，国家百废待兴的责任感，教师们对百里挑一学子成才的渴望，这一切，决定了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的理想是远大的，品质是高尚的，人格是健全的，学习是刻苦的。4年大学生活留给我最珍贵的不是历史知识的积累，而是教授和同学们宽广的胸怀，健全的人格，科学的态度，敬业的精神，它是我后来工作中取之不尽的宝贵源泉。江西师院，这是第二个令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三、一路高歌

大学毕业后，我工作的第一站是江西省吉安县中。这是县里的重点中学，云集了一批优秀的领导和教坛高手，但由于“文革”中教育领域受冲击太大，因而这里也是百废待兴，许多东西尚处于探索之中。不过，这一切反而给我们刚参加工作的新老师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空间。我亲眼目睹了傅新民、彭日钿、毛积铎、肖忠诰等年轻教师在教学和班主任工作探索中的风采与辛酸，也亲身享受了刘诗渊、温必慧等恩师和友人的指点与关怀。在教学中，经过1个学期的探索与思考，我试图构建师生互动、质疑答辩的教学模式。两年后，学校承办了地区高中历史教研活动，我用这种模式上了1节课，反映很不错。回想起来，当时的东西还是比较粗糙，它缺乏理论的支撑，师生互动也是单向的阳光照射式，但新事物往往就是带着粗糙、带着血腥成长壮大的。遗憾的是，在县中的6年里，当时整个地区历史教研的氛围不是很浓，虽然我的探索在自己的教学中确实见了成效，但因为缺乏同行在学术上的交流沟通与观念心灵上的碰撞，因而没有大的提升与发展。在心里，我曾问过自己：路在何方？

我工作的第二站是江西省吉安师专政史系。其实，在县中工作时，经我大学老师的推荐，江西师大、江西社科院、江西人民出版社都有调我的愿望，只因地方教育局爱才的领导不愿放人，加上当时的我也不懂搞外交，因此，只能放弃。到吉安师专去，也是地方学术权威推荐的，恰好当时地方领导认识到我没有走出地区，是为地区培养人才，因此我的调动才能得以成功。在吉安师专的8年里，我主讲中学历史教学法、史学概论，还上了一些中国和世界法制史、美的鉴赏等选修课，此外，还兼管了地区历史教研的一些活动。这些年里，除了教学，在拓展学术视野、提升学术修养、修炼科研精神方面收获不小，于是编些书出版，写些文章发表，也就成了常事。在科研方面，虽然小有成就，被学校列为第一批学术带头人，在全校青年教师大会上，学校领导也曾以我的事迹和作品为例，鼓励大家积极参与科研，但毕竟功夫还是下得不够，没有成一家之说。这些年里，我非常感谢刘光亮、罗学渭等领导对我的器重与帮助，也感谢王经昌、欧阳杰等挚友对我的理解与支持。期间，南昌大学历史系的领导非常真诚地多次邀请我到他们系里工作，原因是他们看过我发表的论文，对我的学术水平很看好。但此时，我考虑的不仅仅是做学问，还有夫人的单位安排、经济的收入等问题，因而婉言谢绝了。我感觉大学的工作与生活对我比较合适，我对吉安师专也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后来，我之所以离开吉安师专去广东，实在是因为经济压力。走之前，我非常矛盾：不走，对不起家人；走，对不起家乡。但后来还是为了家人而离开了家乡。当然，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吸引人的绝不仅仅是经济的诱惑。

我工作的第三站是广东省顺德一中。我感到非常庆幸的是，这里不但是个充满活力的学校，而且，我遇到了鲁广良、谢大海、黄达良、全仁经、杨幼全、刘志强、李传扬、罗日明、肖伟峰、林志祥等一大批心灵相通的领导、名师和挚友。来到顺德不久，我就被顺德人的真诚淳朴、被顺德人的积极进取所感动。在这个校园工作的5年里，我的工作可谓如鱼得水，我的生活衣食无忧，正因为如此，我谢绝了深圳市教育部门的有关领导要我去深圳工作的邀请。顺德一中的教研氛围是非常浓厚的，无疑，我也在其中推波助澜。我对“师生互动、质疑答辩”的教学模式继续进行了探讨。因为有了在师专从事教学法工作的积累，因此，在探讨中，在有关理论依据、方法论方面，我显得成熟了许多，与在吉安县中工作时相比，教学效果也更为明显。后来，我还对“读、议、练、评”四步导学式教学模式进行了探讨，并初见成效。在教学论文撰写方面，我对新教材、对课堂教学、对复习方法、对差生转化、对历史教研、对高考命题研究的论文都发表在省级刊物，其中，有的被人大资料复印中心全文选用。在一中，我带了一届高三，其成绩破了当时顺德高考的历史记录。同时，我还协助市教研室主持开展了一些历史教研工作。可能因为如此，在2000年，我被顺德教育部门的领导选送到上海，参加了为期3个月的国家第一批骨干教师培训。在那里，我接触了海派，沐浴了海风，的确收获不少，感触良多，这些收获与感触给我后来的教研工作带来了新的激情与活力。在那里，我有幸结识了对我的成长帮助很大的王斯德、王家范、蔡坚、聂幼犁、沈怡、杨向阳、李月琴等教授和才华横溢的陈伟国、梁哲、邓晓鹏、赵灿东、束鹏芳、戈万章、万维其等同学。上海培训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它却是我发展的加油站，我欣赏上海经济的富足，更羡慕上海精神的繁荣。

我工作的第四站是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教研室，这是应本地教育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调动。教研工作的特点决定了教研员必须既是万金油，又是万事通；既是运动员，又是教练；既是“坏人”，又是好人；既能听说，又能读写。多年来，我的经历，我的积累对于我主管中学历史教研的工作，应该说是非常有益的。几年来，在我的引导下，顺德的中学历史课改、历史教学、历史高考、历史科研工作初见成效，有些东西在省里、乃至在全国都小有影响。顺德历史教学与科研领域的一些成果，既有我的智慧、心血与汗水，更有广大历史教师的努力与协助；既有本单位领导和同行的呵护与支持，又有外单位领导和同行的关心与照顾。在这里，我必须提到省教研员魏恤民先生，几年来，在他的领导下，广东省的历史课改、历史教研工作搞得扎扎实实、有声有色，也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教师，我们的探索都直接或间接地得到他的帮助与指导；我不能忘记，我先后认识的外市历史教研员毛雁行、王溅波、钟文平、陈工凡、宾华、曾楚清、李斌、何琼等，本市、区历史教研员巫云龙、严钦红、李小韵等，都对我的工作给予了无私的援助；广东的魏恤民、黄牧航、宾华、何云耀，北京的杨宁一、曹大为、李晓风，天津的任世江，上海的王斯德、蔡坚、聂幼犁，西安的任鹏杰等专家、教授，为了支援顺德的历史课改，为了提升顺德历史教师的素质，或不辞辛劳为顺德的老师开办讲座，或积极推荐发表文章，他们永远是顺德人民的良师益友！

四、大潮汹涌

我在教研室工作的这些年，正好是初、高中历史课程改革逐渐推行，顺德教育强市大发展的时期。汹涌而来的课程改革大潮，迅猛发展的顺德教育，对每位教师、每个学校、每位教研员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根据时代的需要，大力优化教研活动、全面提升教师素质、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成为了我主持历史教研工作的主题。顺德的历史老师结构复杂、素质不一，要引导这支队伍奔向教育现代化，可谓任重道远。这些年来，我的工作要点有：一是给老师们“洗脑”、“擦眼”、“输血”、“补心”。即通过培训学习，向老师们渗透课程改革的新理念、历史教学的新思想、历史理论的新观点；通过批判性学习，学会借鉴与反思；通过学习与交流，丰富教师的专业素养；通过引导与教育，提升教师的职业道德。二是建立、健全“桥头堡”，发挥学校历史科组在队伍建设、历史教学与历史教研、历史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应有功能。三是引导教师“外练筋、骨、皮，内提精、气、神”。即通过校内、区内、区外的各种教研活动，引导教师大力提升专业素养，苦练教学基本功。四是“招凤引凰”，聘请大批外地知名专家、教授、学者到顺德来讲座、交流，让教师们有机会直接与大师对话，借助高人的智慧解除教师们在探索中的迷茫，缩短教师们在探索中的差距。五是“搭台唱戏”，即通过区里的公开课、研究课、展示课，通过教师基本功大赛，通过教学设计评比、课件设计评比、教学论文评比等活动，给老师们提供表现的舞台、锻炼的机会。六是推崇亮点、讴歌新人，极力保护教师们的积极性、激发教师们的创造性、发挥优秀教师的示范性。几年来，经过学习、思考、实践与探索，顺德的老师逐渐明白：新课程要求教学理论、观念要多元化，教学内容、素材要多元化，教学模式、方式要多元化，教学手段要多元化，教学效果要多元化。他们在课堂上开始讲究高度、深度、宽度、角度、力度、适度，讲究讲、练、评、结的教学四环节，讲究生态课堂、师生互动，讲究在学习中研究、在研究中学习，讲究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的渗透；他们在科组建设中，追求时代性、前瞻性、严谨性、地方性、实效性；他们在对外交流中，体现积极性、主动性、务实性、超前性、批判性；他们在教师风范上，力求展现教师的学术魅力、人格魅力、艺术魅力、情感魅力。在课程改革的大潮中，顺德不少老师磨练成熟练的弄潮儿，比如，在教学模式的探索中，像全仁经、李长福的问题教学模式，陈维坚、卢昭琼的小组合作模式，陈惠斌的机动合作模式，刘洁、谭瑞娟的师生互动、质疑答辩模式，邝志敏的自主复习模式，等等，它们都极具观赏性、实用性与借鉴性。在论文发表方面，顺德历史老师的东西是比较多的，层次也是比较高的。在历史教学网站建设方面，顺德的老师们也有明显的优势，全国点击量最大的网站——中学历史教学园地，便是由顺德的张小明老师筹建的。在举办教学专题讲座、说课评课方面，涌现出李长福、陈惠斌、张宝国、黄睿、周才敏等能够高瞻远瞩、掷地有声，有时热情讴歌、赞不绝口，有时刀刀见血、箭箭穿心的铁嘴。在青年教师优质展示课中脱颖而出的黄蕾、苏丹、严匡喜、王志红、刘洪艳、李亚红、杜宝芹等人，也一个个踌躇满志、灵气十足。在课程改革的探索中，顺德的老师也曾不乏迷茫、困惑、反感与抵触，但时代的潮流与社会责任感引导他们随后大都相继投入课改；顺德的老师也曾历经磨难与辛酸，但事后他们都逐渐明白：原来文明中包含着野蛮，野蛮中孕育着文明。我到过很多地方，我感觉水乡顺德最具魅力；我听过很多故事，我认为顺德的故事最为感人。顺德是从事改革的热土，是磨练身心的“练狱”，是造就人才的摇篮，是成就事业的天堂。那些为推动顺德教育现代化发展积极上进、奋力拼搏、无私奉献的历史老师们，是顺德人的骄傲，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五、文艺情缘

每当高考的硝烟刚刚散去，每当工作的脚步不再匆匆，多少次，我登高远望，似乎看到天外还有天；我低头沉思，好像灵魂在受到煎熬，这就是我？这不是我！诸如此类的想法并非莫名其妙地闪现在我的脑海里，积压在我的心中。透过我与友人的交谈，透过我的工作作风，透过我文章的字里行间，有些人似乎觉得我在一些问题上颇有见地，于是对我说：你应该去搞行政，你是块当官的料！是吗？我问别人，也问自己。我想，在行政舞台上，固然是有无限风光，但也充满无奈、悲情与哀号，这个舞台可能不适合我。更有些人见我热情洋溢、情感丰富、爱憎分明，曾认真地对我讲：你适合搞文学创作，你就是块搞艺术的料子！假如他们是慧眼，我要问：文学和艺术，为什么会离我这么远，又为什么离我这么近？也许是遗传，也许是家乡生活环境的熏陶，也许是老师们课堂教学上的激励启发与引导，对文学艺术的热情与爱好一直伴随着我的工作与生活。在读大学时，我曾自学过《文学基本原理》《生活与创作》《中国美学史》《西方美学史》等专著，在参加工作之初，曾参加函授，系统学习了由苏叔阳主编的《电影剧本创作》教材。我认为，作为一种业余爱好，多学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不是坏事，它可以丰富、充实、提高自己。的确，刚大学毕业时，县文化局很想要我去局里工作，为此，他们费尽了心思，也折腾了好几年，但最终是无功而返。我曾想写山歌剧，也与厦大历史系的学生接伴到兴国采风，尽管那荡气回肠的兴国山歌像磁铁般地吸引了我，无奈当时县文化馆的音乐老师实在抽不出时间与我合作，因此，原来的设想、原来的约定也无法实现。我也曾尝试写过完整的电影剧本、电视剧本，尽管它得到了一些大学教授的充分肯定与赞赏，但终因政治气候不成熟、个人精力投入太大、风险太高而有始无终。惟一可见的是在吉安师专工作时，因为大学生文艺汇演的需要，我为系里编导过一些舞蹈、小品，并且每每产生轰动效应，拿的大都是一等奖，时至今日，当谈到往事时，那里的人们还在怀念我的作品。我知道，不少青年和我一样，有过文学梦、艺术情，但能够走出路子来的却不多，能够走精彩的则更少。与搞历史教学相比，搞文学艺术创作更能发挥自己的想像，倾吐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爱憎，展露自己的才华，这是它吸引人的地方，但它对人的要求也很高，牵制也比较多。我想，真正的作家，他不但必具慧眼，而且必须倾注自己的良知与灵魂、倾注自己的热血与生命，才可能有惊世之作。历史教学是科学，它讲究规则与严谨，历史教学又是艺术，它需要灵感、情感与技巧。我虽然没有走上专业文艺创作的道路，但对文艺的爱好、业余文艺创作所需要的阅历、积累、激情、灵感、规则与文字表现力，对我的历史课堂教学、对我组织的历史教研活动、对我撰写历史教学论文都有不小的帮助。我甚至认为，不管做哪一行，一个人的才气、灵气包括情感，都是非常重要的。

六、雁过留声

回顾我的经历，我深深感到：

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族群的和谐对个人而言，绝对是福音。

人类生存的环境是一个竞争的环境，一切靠自己的努力，天上不会自动掉下馅饼。因此，我们应该做进攻型的选手，应该穷尽自己的智慧、才华与能力来对待学习、工作和人际交往。要相信：苍天不负有心人，奇迹是可以创造的。贪图安逸，企望牧歌式的生活，这是非常不可取的。

积累要丰富，思维要多元，视野要开阔。勤积累，能增长才气；常感悟，能增添灵气；多交流，能带来运气。

圈内的智慧资源要用足，不可坐失良机；圈外的智慧资源很丰富，不可坐井观天。

任何事物都可能有两面性乃至多面性，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和事。我们应该经常这样看待自己，这叫自我反思；我们也应该经常这样看待别人，这叫批判性眼光。

路要靠自己走，这是千真万确的，但路有千条万条。在人生的道路上，应该怎样选择路、选择哪条路最适合自己，需要借助高人的智慧，尽可能与大师对话，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往看得更远。

要以心待人，以诚待人，广交朋友，广结善缘。主观上，我们不一定要图回报，但客观上，往往是善有善报的。

睁开自己的慧眼，敞开自己的心扉，挺直自己的脊梁，坚定自己的信念，倾注自己的情感，迈稳自己的步伐，路，将会越走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