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不是欠揍？”刘承伦对一位六年级的男生冲口而出。
　　这位男生和另外几个男生已经闹了整整一节课了，先是站在座位上表演健美，然后到处飞扑克，好不容易安静一点儿，又蹲在桌子下面挑逗别的同学。
　　快下课了，刘承伦采取对答问题可以提前休息的办法，总算大体上维持了课堂的秩序。眼下，教室里只剩下这几个最调皮的学生。他们几乎不把老师放在眼里，在教室里打打闹闹，互相扯拽，还故意学他说话。
　　刘承伦紧皱眉头，“要冷静，冷静。”他在心里忍了又忍，去终于没有克制住。
　　“老师打人，要犯法。”那个男生不甘示弱，示威的喊道。
　　“啪！”话没说完，一记耳光落在他脸上，孩子眼里顿时涌出了泪水。其他几个孩子愣在那里。
　　刘承伦自己也有些吃惊，手臂垂下来，心里“嗖”地凉了半截儿，不知接下去该如何处理。
　　下课铃救了他，刘承伦低着头走出教室，心里懊恼的不得了。
　　“不要再提有多少学生对教育不满。我可以肯定的说，有多少学生厌学，就有多少教师厌教。”
　　这不是他一时冲动说出来的话。此时，他坐在自己的书房里，面对记者。
　　“不要叫我‘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说，“我想，很少有教师承认，自己正在从事太阳底下最光荣的职业。”

　　一
　　第一个让刘承伦产生这种感觉的是一个姓郑的女生，但这种惭愧是在她毕业后才感觉到的。
　　一天，他走在街上碰到了这个孩子，她不但没有走过来打招呼，反而当街大叫他的名字。
　　“不是那种招呼式的叫，而是大声喊：刘承伦儿——然后嘿嘿嘿地和旁边的人嬉笑。”刘承伦回忆道，“我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她看到了我，她是故意的，就是想刺激我。”
　　事后，刘承伦能回想起的和这位学生的过节儿，只有一条：“她不爱写作业，所以我常常以次为由请她的家长。”
　　那一刻虽然深深的印在他的记忆里，却因为另一个学生的遭遇而更凸现出来。
　　就在几年前，刘承伦遇到了另外一个女生，因为在学校说脏话，而且不愿承认错误，家长被请到了学校。听完刘承伦的陈述后，家长只说了一句：我把她领回家去！
　　刘承伦毫不在意的让他们走了。这个孩子以后几天都没有来上学。当他再次见到这个同学时才知道，她被罚在厕所里关禁闭，整整两天。
　　一种无法形容的眼神，充满了怨恨、仇视、委屈和不解——从一个11岁的女孩子眼里直勾勾地射向他，令他心如针刺，无法摆脱。
　　他给自己找了很多理由，但都没能说服自己。“我为什么要请家长？”他问自己，“为了‘教育’她？为了帮他改正错误？为了让家长知道自己的孩子有哪些错误？”最后，他只得出了一个自己从没想过的答案：为了惩罚！——而他的目的达到了。
　　这让他惊诧。这时，他已经当了近十年的教师了，“找家长”是老师通行的最有效的“威胁”学生的方式，但他从没有问过自己一次“为什么要这么做”；而面对学生对这种行为的恐惧，他也从没自问过一次“他们为什么害怕”。
　　尽管刘承伦次后想尽种种办法对这个女生进行补偿，但始终没能从这种反思的压力中解脱出来。他开始追问自己：但老师究竟是为什么？教育是为了什么？为什么那么多老师无法从工作中获得乐趣？为什么那么多孩子对上课、学习和考试感到痛苦？而这一切，对社会的意义是什么？
刘承伦下定决心要进行改变。

二
　　短短几年间，他的教育理论方面的藏书成倍的增长。一些崭新的教育思想和理论激荡着他。在不断的尝试中，他收获了一些成功；但面对成长在和他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的孩子，他发现很多方法并不是那么有效，甚至遭遇到了他没想到的危机。
　　在全国中小学都在推广“班干部轮换制”时，刘承伦也这么做了。他的班级有二十多个班干部，其中2个大队委，4个中队长，其余全是中队委，包括负责清洁、文艺和各学科的课代表。这些班干部在胳膊上别着一块菱形的深红的绒布袖章，神气十足的走在街道上，并且自觉的代替了刘承伦干了大部分工作，是的他不在班级时，秩序也井然有序。
　　但不久，危机就出现了。
　　有些班干部利用权职，包庇自己的好友，欺负自己不喜欢的同学，甚至发生了收受小恩小惠后替人隐瞒错误的现象。
　　通常认为，这种众多干部轮换上岗的做法，可以创造更多的机会来鼓励更多的孩子，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和责任心。但至少在刘承伦的尝试里“恶果”远大于“成果”，甚至于在没有形成班干部的学生中，激起了“公愤”。
　　他不能忘记，四年前，他在班级里实行为自己每天的诚实、善良、勤劳、和勇敢打分的情形。他本想通过这种评价，让学生主动思考做过的美一件事，努力做个正直朴实的人。作为激励，他还将这种自我评价与每日评选班级之星结合起来，评出勇敢奖、诚实奖、善良奖、和勤劳奖等。
　　但就是一张一毛钱的奖状，使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孩子们纷纷弄虚作假，编造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实，故意打高分，甚至比着往高里打。等他觉察时，这种状况已经泛滥到整个班级。他不甘心，又增加了同学之间的互评和家评，虽然有些家长也加入到作假的行列中来；他仍不愿放弃，又增加了同学之间互查分数的制度，导致同学之间互相猜疑，整个班级人心惶惶......这项他原以为会非常有成效的举措，终因这种无法抵制地异化，归于流产。
　　和所有班级一样，刘承伦的班级里也有一个家境不好的学生。
是一个被刘承伦扔掉的玩具引起了他对这个孩子的注意。这个孩子看见老师扔掉一个捡来的玩具后，一整天魂不守舍，屡次主动要求去倒垃圾，所有的同学离开教室后，他还在教室里转来转去不肯走，眼睛不时的落在装满废物的垃圾桶里。
　　清校铃响了。刘承伦着急起来，直截了当的问他：你怎么还不走？是不是想要桶里的玩具？那个孩子吓的飞也似的拿着书包跑了。
　　“糟了！我的话是不是伤了他？”刘承伦心里咯噔一下。
　　第二天，他故意比平时晚些时间到教室，发现垃圾桶已经被人倒过，而那个一向爱打闹孩子正端端正正地坐在位置上读书。有意走到他跟前，孩子警觉的用身子当住了书桌，神色十分慌乱。笑了笑，拍拍他的脑袋，便走过去了。
　　这样一个视别人丢弃的玩具为至宝的孩子，让心里酸酸的。这个孩子不仅是班里生活最贫困的，也是性格最偏执、学习最差的孩子之一。在刘承论接任之前，他几乎不完成作业，考试成绩很少及格，常常和同学打架、上网吧，从学校里逃跑。
　　真正了解他，却是刘承伦在一次课外辅导中意外收获。这个孩子一直对老师辅导的内容心不在焉，老师说帮助他默写古诗，他倔强的说：“我还想回去打游戏呢！”
　　刘承伦一时难以克制，数落起来：我话这么长时间辅导你，不就是希望你考试能及格吗？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不、上进......
　　说着说着，孩子抽泣起来，说起他的爸爸，因为吸毒，注射得臂部已经感染化脓；说起他在幼儿园时就因为吸毒死去的妈妈；说起他叔叔去年因为吸毒得爱滋病死掉了；说起他的伯父因为吸毒贩毒被抓进监狱；说起他和奶奶艰难的生活......
　　刘承伦被刺痛了，努力撑着眼眶没有让眼泪流出来。他惊讶一个10岁的孩子竟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也痛心自己长期忽视了他的心理。
　　在刘承伦连续几个月的鼓励下，这个孩子的学习状况开始明显转好。一次课外辅导时，他缠着刘承伦不肯走，一定要再听写一课的词语，为了再多拿一些“+”——一个“+”可以兑换一张奖票。这一天，他们一共听写了两个多单元的词语和两首古诗。他全部写对了。
　　听写完，孩子拿出特地带来的计数器，兴奋的一个一个计算着他的“+”。
　　“一共388个！”他自豪的伸出手臂，大声喊起来。
　　刘承伦静静的看着他，他穿着旧衣服蹦蹦跳跳的走了，刘承伦不仅感动：“这么多个‘+’，他却没有多算一个。他本来期望今天能达到400个的。”
　　但孩子的自信心远不是像奖票一样可以一张张累加起来的。
　　母亲节快到了，刘承伦建议每个孩子给母亲做张贺卡，感谢母亲的照顾，同时也祝福妈妈幸福快乐。这个孩子只能给和自己相依为命的奶奶。这是他这辈子所送出的第一份礼物，上面是他自己画的画儿，还配上一首小诗，但奶奶只是看了一眼，然后告诉他：随便放在那儿都行。
　　更冷酷的伤害来自同龄人。
　　为了使他的学习成绩更快的升上来，刘承伦为这孩子安排了一位成绩非常好的同桌，期望他们能互相帮助。但在给另外一位孩子做辅导是，刘承伦意外地得知，这个同桌竟然在背后骂这个孩子是“白痴”，虽然他在课堂上表现的很周到，在作文里也冠冕堂皇地写着：要和这个孩子成为最好的朋友。
　　刘承伦想不到自己的学生竟然是这样的表里不一，而且是发生在他认为的优秀生身上。很迅速地，他把这两个人调开了。“我不希望两个孩子因为我好意的安排，都产生人格分裂。”
　　事实上，不只是他的成绩导致了这一切。他的穷，他上课时因为紧张而有些结巴的发育，以及他的有些偏执的自尊，甚至可以一个不经意的动作，都成为同学嘲笑的内容。而他的反抗，就是打架，打完就跑。
　　为了旗帜鲜明的表明自己的观点，刘承伦不仅始终坚持在课后为这个孩子补课，经常在他的闪光点突出时不遗余力的表扬，同时对所有包含歧视的做法进行严厉的批评，但这又出乎意料的导致其他孩子的仇恨——他们不恨老师，却恨背后告诉老师他们行为的同学，恨生活在他们并不了解的环境里的孩子......
　　保护一个孩子的尊严，与维护大多数孩子的情感，这个两难境地，使刘承伦度过了一个个长夜。

三
　　“你了解那种感受吗？每次到了六年级，我都感觉得自己快被逼疯了，每个人谈论的都是分数，都是上哪所学校，每个学生，每位家长，甚至办公室里的每位老师和学校的大会上。”
　　他说自己每次都希望有机会逃出去。“这是个巨大的旋涡，每个人都会被卷进去，无一幸免。”
　　就在上个学期，因为他的班级期末考试成绩不理想，他就遭到了许多家长的“围攻”。许多家长抱怨的说，每天看见孩子兴高采烈的从学校拿着各种奖状和老师的好评，以为成绩很不错，没想到......有几位家长生气地表示到，要回家痛打孩子一顿，有几位家长甚至哭了。
　　竞争和淘汰是无情的。刘承伦无数次目睹过，在小学毕业宣布成绩的那一天，家长早早的挤在教室外面等待考试成绩。考上的，喜形于色，请客，发糖；落榜的，当场痛哭流涕，大骂自己的孩子不争气。
那一刻，所有的都不在重要，除了成绩。
　　曾有一对非常要好的女孩子，两个人成绩都非常优秀。但就在这样的考试中，一个考上，另一个落榜。落榜孩子的母亲听到成绩后，在学校了便防声大哭，接着便开始数落那个考上的孩子，理由是在考试的前一天，她们还在一块玩儿，影响了自己孩子的考试状态。
　　据刘承伦所知，这对好朋友在小学毕业后再也没说过一句话。
　　如何评价我们的教育？如何评价孩子的家长？这个最使刘承伦困惑的问题，在他看来，也将老师引上厌教的终点。
　　可能少留作业吗？老师们少留，家长们也会留。可能减少考试吗？学校不考，家长会抗议；可能不以成绩评价吗？不，当然不，因为这是我们目前唯一的评价标准。
　　就在这个学期，刘承伦发现一个学生常常不写作业。他在课外交流中得知，这个孩子上的课外辅导班留的作业太多，导致他没有时间写学校留的作业。“他说不敢不写，因为那个课外辅导的老师会打人。”
　　有一篇文章里，刘承伦这样写到：“有指挥的教育并不在于学校安排多少课程，教学设施有多先进，而在于学生是否对所学的东西感兴趣，通过学习是否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并不在于学校走廊上、教室里悬挂多少名言警句，而在于学生对自己以及身边的人和事有多少深刻而真实的感受；并不在于老师布置了多少作业，而在于老师如何让学生展开形象的翅膀，拓展广阔的心灵；并不在于学生考试考了多少分，而在于他是否对自己的发展与足够的自信心，让读书学习成为习惯和人生的需要；并不在于学生有多少特长与爱好，而在于他是否有丰富的内心情感和真善美的热切渴望......”
　　当然，这只是他的理想，他也不可避免的卷入这个怪圈里。他的上一届毕业班中，虽然升入重点高中的人数不多，但升入最好的中学的人数仅为另一个班级的一半儿，强烈的失落感使他放弃了自己早已定好的计划——在颁发小学毕业证书的那一天，庄严的和每位学生握手，祝贺他们取得了人生的第一个毕业证书，祝愿他们在今后的道路上相信自己，朝着自己的理想不懈努力。“希望，我想给他们希望。”刘承伦说：“我想告诉他们，一次考试的结果并不重要。人生的路还很长。”
　　然而最后一刻，面对孩子们渴望地望着他手里的成绩单，焦急地等待他宣布升入重点中学的学生名单时，他崩溃了。“我甚至无法给他们一个微笑，因为那时，我自己也觉得，对不起孩子们，我没能带领他们取得最后一个光辉的成绩，虽然我怎样的努力，也不可能使每个孩子升入重点中学。”
　　说到这里，他几乎流泪——他的上一届学生，在离开学校的最后一天，集体打扫了学校的操场。没有人要求他们那样做。除了他们的老师，也没有人会记得那一刻。而在刘承伦接任前，那曾是学校纪律最差的一个班级。
 

评论——

一江自得（成长博客）
　　《中国青年报》用一整版篇幅，描述了北京一位小学教师刘承伦在多年班主任工作中的真实体验，他的思考、探索和困惑。

这篇题为《在理想前崩溃》的长篇通讯用平实的笔触再现了一个个“教育现场”，提出了许多耐人寻味的问题。    

“当老师究竟是为了什么？教育是为了什么？为什么那么多老师无法从工作中获得快乐？为什么那么多孩子对上课、学习和考试感到痛苦？”这是刘承伦的问题，大概也是所有教师都曾经产生过的困惑。他曾因控制不住情绪动手打学生耳光，之后却感到了巨大的挫败感；他曾经习惯于“请家长到学校”这样的做法，之后他感受到了学生对他的敌意；他尝试了多种方式培养孩子的责任感、消除他们的“人格分裂”，经常得到的却是孩子的谎言、家长的不满。在教育中，哪怕在小学里，主导一切的仍然是：“成绩”。    

在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除了“成绩”，有什么能成为日后值得珍视的记忆？哪一个场景、哪一个瞬间、哪一句话曾鼓舞了你，打动了你，令你终身受用？刘承伦至今仍然记得当年老师说过的两句话，那两句话改变了他的命运：语文老师在课堂上眼含热泪朗读他的作文，那种从没体会过的骄傲感几乎让他哭出来，读罢，老师说：“这是一篇我没办法评成绩的作文，所以，我没有打分数。”还有一句话是，当他偷偷跳窗户去打乒乓球时，抓住他的老师把手放在他肩上，安静而缓慢地说：“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应该通过努力改变自己命运。”    

生命之河中涌动着庞杂、琐细的内容，而其中能够留下深刻痕迹的却很少，可是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瞬间却能持久地占据人的心灵，因为那句话、那个细节传递的是关于“信任”、“赏识”、“理解”和“爱”的信息。任何人都需要这样的信息，一句鼓励的话或者一个温暖的眼神，尤其对于最需要获得认可或处于困境中的孩子来说，他们会充满感激，并且将铭记终生。    

然而，在一种普遍的功利主义心态的作用下，教育变得狭隘甚至面目丑陋了。在那个以“成绩”为至尊的强大磁场里，个人常常显得无能为力。“你了解那种感受吗？每次到了六年级，我都觉得自己快被逼疯了，每个人谈论的都是分数，都是上哪所中学，每个学生，每位家长，甚至办公室里的每位老师和学校的大会上。”他说自己每次都希望有机会逃出去。“这是个巨大的漩涡、怪圈，每个人都会被卷进去，无一幸免。”就在上个学期，因为他的班级期末考试成绩不理想，他就遭到了很多家长的“围攻”。    

“在理想面前崩溃”，多么苦涩无奈的话语！    南京的两位班主任一定与刘承伦有同样的体会。据报道，近日南京南侨中学两位班主任昌老师和马老师，在学校追求考试成绩的压力下提出辞职，从而引发两个班级40多名学生集体拒绝上课。学生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昌老师和马老师都是非常难得的好老师，都把学生当子女看。学生们还特别提到，他们这所学校是所私立学校，大家考进来时学习成绩大都不是很好，但是自从昌老师和马老师在高二时担任他们的班主任以来，每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都提高了不少。他们采取如此过激的行为，是为了让学校改变决定。    

同学心目中的好老师，在校长眼里却是不称职的。那两个班期中考试成绩进入全年级“前十名”的人数偏少，于是，“为了学校的升学率也为了学生的前途着想”，学校打算更换班主任。两位深受学生喜爱的班主任不得不离开学校，这是否也是一次在理想面前的溃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