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去外地开会或讲学，往往有人称我或向别人介绍我为“教育家”，有时还在前面加上“著名”二字。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我撰文说“我不是教育家”，极可能让人产生误解――善意的误解，会认为我“谦虚”；不那么善意的误解，会说我“矫情”甚至“虚伪”。

但是，我依然拒绝“教育家”的称号。

如果称我为“教育专家”我勉强可以接受。所谓“专家”就是指对某一学问有专门研究或擅长某项技术的人。我想，我从事教育工作近三十年了，如果连对教育这门学问都没有专门研究，也不擅长教育技术，那这么多年我岂不是在混饭吃啊！但“教育家”的称呼我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因为实在不配。

自己的名字第一次和“教育家”相联系，是2004年初，参加教育部师范司司长袁振国牵头组织编撰并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教育家丛书”座谈会，当时我忝列于丛书作者之中。和李吉林老师等德高望重的教育大家坐在一起，我在受宠若惊的同时，更诚惶诚恐：我这就成了“教育家”了吗？但听了组织者对这套丛书的策划设想之后，我明白了，本丛书以“当代教育家”命名，只是表明一种对社会的导向――尊师重教，既然唱红几首歌，都可以称为“歌唱家”，那么办好一所学校，为什么不可以称作“教育家”呢？也表明了一种追求――任何一个教育者都应该有教育家的追求，或者说这也可以看成是对广大教育工作者的一种激励。我想也是：任何一个有事业心的教育者，的确应该有教育家的追求。因此，我同意将自己的《与青春同行》入选这套丛书。包括后来入选北师大出版社“教育家成长丛书”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但这并不意味我这个教育者真的就“家”起来了。

十年前，我曾写过一篇《中国呼唤教育家》。我“呼唤”的本意在文中说得很明确：“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急切地期盼着一大批教育家；而教育家的诞生，需要有一个良好宽松的社会环境，即吕型伟先生所说的‘我们应当创造条件，让一批中青年教育家冒尖，承担起教育的历史责任’。”但有人仅从标题就理解为当代中国已经有了教育家了，需要把他们“呼唤”出来。这不是我的意思。我并不认为当代中国已经如吴非调侃地那样“遍地教育家”了，甚至如果苛刻地看，真正让我心悦诚服能够认同的教育家是不多的。在《中国呼唤教育家》一文中，我提出了教育家的四个条件：“有超越世俗的高远的追求。”“有属于自己的富有创见的教育思想。”“有百科全书式的学识素养。”“有长期的第一线教育实践。”对比这四点，除了最后一条我算是具备了――从参加工作那天到现在，除了短暂的进修学习，我一直担任班主任并从事语文教学――其他三条我差得远呢！

我有“超越世俗的高远的追求”吗？很多人以为我有，其实我没有。我曾经说教育者的最高境界是对教育有着宗教情怀，陶行知有，苏霍姆林斯基有，魏书生有，崔其升有，但我没有。把教育当宗教，意味着教师不会让教育带上丝毫的功利色彩。我不敢说自己没有一点功利色彩。我们当然不可能要求每一个教师都把教育当宗教，但作为教育家对教育一定要有宗教般的情怀，我对教育虽然也很痴情很执著，但更多的属于兴趣，最多是当作事业。

我有“属于自己的富有创见的教育思想”吗？也没有。我从来不认为我的教育观点有任何原创的性质。我多次申明过，我的一切思考与实践都是对老一辈大师和同时代名家的思想和实践的学习与运用。也许在一些细枝末节具体的做法上，我有些所谓“独创”，但从总体上说，无论理论还是操作，我都是对别人思想和实践的继承和借鉴，连“发展”都谈不上。但我并不因此而自卑。结合自己的实际继承别人的理论且借鉴别人的实践，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坐享其成地运用他们的思想种子，而在我的教育园地开花结果，同样光荣，令我自豪，我很得意，也很幸福，常常“偷着乐”。但我并不具备教育家的理论创造。

我有“百科全书式的学识修养”吗？更没有了。我曾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叫做《和老一辈大师相比，我们连学者都谈不上》。标题这句话是我的导师朱永新老师和我聊天时说的。我当时也说，面对真正的大师，“文革”期间接受教育的我们只能算“半文盲”。这些话并非我们谦虚，而是事实。我认为，由于种种原因，上世纪后半叶开始，中国的教育大大水准下降了。我这样说的依据是，我所知道的真正的大师，都是民国教育的成果：科学方面的如杨振宁、钱学森等，人文方面的如钱钟书、季羡林等人。名人我就不说了，就说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吧，他是九十高龄的我岳父万鲁君老先生。在我和我女儿的眼里，他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分子。我女儿经常说：“外公怎么那么有学问呢？什么问题都难不住他！”他年轻时所学专业是法律，但他精于文史哲，诸子百家烂熟于心，且数理化、生物、英语、医学等都有所涉猎。在大学里，他还自读了《资本论》。并不是大学中文专业的他，解放后却当上了中学语文教师，直至退休，也没有评上什么“特级”之类。我刚分到乐山一中时，他还没有退休，和我是同事。我听过他的课，他的课上得非常好，厚重的学问功底，使他对教材的驾驭游刃有余，课堂上妙趣横生。但他的藏书却很少，远远不及我的多。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他的学问全部装在他的肚子里，还要那么多书干什么？他的学问我一辈子都赶不上；而我没什么学问，“学问”自然都堆在书橱里。以前我在乐山一中任教时，他就是我的“教参”。就是现在，有时遇到难题，我也还是打电话到乐山向他请教。面对身边的无名大师，我敢说我是“学者”吗？连学者都谈不上，还敢说什么“教育家”？

看，我连自己提出的教育家标准都远远没有达到，怎么敢自视为“教育家”或认同别人叫我“教育家”呢？

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却是很容易“成名成家”的，一不小心就会成为这样“家”那样“家”，或者被收入这个“典”那个“典”。前几年某机构举行“中国教育家大会”，每次都邀请我参加，我当然不敢去――我丢不起那个脸。我还打电话请我所尊敬的朱永新老师和朱小蔓老师一起来抵制这样的招摇撞骗、欺世盗名。我们联合起来拒绝参加这样的所谓“教育家大会”。后来我听说，只要交了一篇哪怕狗屁不通的“论文”外加足够数量的银子，都可以接到出席“教育家大会”的邀请通知。我不胜惊讶：那些人的心理素质还真够好！

这么多年来，我还不断收到什么“风云人物”“十大人物”之类的表格要我填，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知道我，难道我果真“著名”吗？但如果他们了解我，怎么要我自己在“年度风云人物”“十大人物”之前加个显赫的定语呢？比如“科技创新风云人物”或“教育新锐十大人物”之类，反正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更让我“受宠若惊”的是，这些“评选”活动的举办单位来头都不小：《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当然都是这些单位下属的什么什么研究机构。真是让我难辨真假。今年是建国六十周年，最近几个月我又接到不少“骚扰”电话，什么我被评为“建国六十周年成就卓著人物”了，什么我的哪篇连我都忘记了的豆腐干文章“入选《共和国辉煌六十年文献大典》”……这不，手里刚刚收到某个以“中国”冠名的什么什么“研究会”发来的《关于2009年度全国教育改革优秀教学论文大赛暨全国教育改革优秀教师评选的通知》，说我的一篇谈班主任工作语言艺术的短文《尽可能让自己富有幽默感》，“由于主题鲜明，论述有力，对教育改革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荣获本次大赛一等奖。经研究会合杂志社联合推荐、评委会审核。决定授予您‘2009年度全国教育改革优秀教师’称号。” 翻过来看背面：“论文获奖证书90元，优秀教师证书90元，镏金奖杯128元，木制纪念牌128元，征订《中国教育改革论丛》定价395元，优惠价180／册。”我看了就笑了，觉得这个“获奖通知”的语言的确“富有幽默感”。许多寄来的“入选通知”，不但印制精美，而且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照片和题词，真是不由得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当然，我也知道唯一真实的是上面标出的“奖杯工本费”和“自愿购书”的收费标准。但是，看着那印制的照片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慈祥平易的面容，我更搞不懂了：难道“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假的吗？

“出名要趁早！”张爱玲这句名言其实已经过时，在我们这个时代，任何年龄的人想出名都不迟，也不难。小时候，我听广播里老有豪迈的声音宣告：“我们这个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现在我总算赶上啦！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遍地教育家”不很正常吗？

不错，温家宝总理是说过，“要让教育家办学”。但我理解温总理的意思是，办学的校长要有教育家胸襟和追求，而不是说所有校长都已经是真正教育家了。把温总理的期待当作既成事实，于是，“教育家”居然多得来可以每年开一次“全国大会”了――当成百上千的“教育家”在人民大会堂“济济一堂”的时候，整个民族在丢脸！

我羞于成为这样的“教育家”。不知什么原因，那年那套“中国当代教育家丛书”的作者名单中，并没有我心目中真正的教育家钱梦龙老师和于漪老师的名字。所以后来书出版了，我却不敢让钱梦龙老师和于漪老师“雅正”（以往我出版了新书都要赠送两位老师的）。包括我的岳父，在他面前，我从不提“教育家丛书”，没别的原因，就是心虚。

2009年5月2日晚写于成都至无锡的航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