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党和国家对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视度，还是社会、家长和教育学者对教师的期待与关注度，抑或教师队伍自身的质与量的现实情状，教师职业都一直处在一种期待与失望、尊敬与鄙弃、信任与批判相裹挟的尴尬境地。2006年中国科协联合中国科普研究所发布“第六次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公众认为教师的职业声望最高（57.2%），科学家居第二位（51.0%），医生居第三位（44.1%）。[1]而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也显示[2]，在受尊敬的职业中，43.4%的人选择了教师，仅次于科学家(68.6%)排在第二位，远高于医生、记者、企业家、律师等职业。与此同时，56.0%的人认为与20年前相比，教师的社会声望“下降了”。造成教师社会声望下降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45.2%认为是教师缺乏职业道德，65.5%认为是教师太多过分追求经济利益，34.5%认为是教师不能为人师表，22.1%认为是教师授课水平下降；35.1%认为是由于教师承担了公众对教育体制的不满，38.3%认为是由于教育的产业化变革；33.7%认为是由于公众对教育质量的期待越来越高，14.2%认为是因为媒体对教师的负面报道。这种职业尴尬集中体现在高校教师身上，即所谓利益的上涨与声誉的下降。一方面，是高校教师工资在20年里涨了 18倍；另一方面，高校教师在整个教师队伍中受尊敬程度，忝列中小学及幼儿园教师末座 [3]。无论从上述调查，还是教师的现实处境和感受，教师无疑处于一种职业尴尬之中。人们不禁要问，教师职业尴尬是职业自身固有特点，还是外部因素使然？教师缘何陷入职业尴尬？教师走出职业尴尬的路在何方？

一、势必复归的飞镖：教师职业尴尬的缘由探寻

日本学者佐滕学研究表明，教师工作具有回归性、不确定性和无边界性。[4] 这些特征是教师的观念、意识与外在的社会观念、制度、文化之间互动、冲突、碰撞的结果。其中，回归性是指教师工作就像一个势必复归的“飞镖”。教师被国家、社会、学生及家长赋予各种高位的期待、崇高的使命、神圣的职责；而在教育实践中，教师对学生的教育一旦陷入僵局，出现困难和问题时，或习惯于把责任归于学生的基础差、不听话、难教育；或归于家庭及家长的素质低、缺少管教、方法失当；或归于社会风气坏、诱惑多、法治差；或埋怨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少，教师不受尊重、待遇低，等等。然而，教师的这些批判和责备却总是像投掷出去的飞镖一样，很快又回归到自己手上——责任最后还是落在教师自己身上。接踵而来的，是各个方面、各种方式对教师的责难和批判。例如，时下一个普遍观点是，现在教师的工资、待遇及社会地位都上去了，但师德、业务水平却下来了。一位教育官员在一次“师德建设研讨会”发言时也承认，当前教师队伍的主要矛盾是质量问题。

首当其冲是师德问题。以权谋私、有失公正、体罚学生、厌岗怠业、违纪违法，被认为是当前的几大师德顽症。不久前一本关于教育时评著作中，作者以“归来吧，师德”为主题，一组抨击性文章直指师德问题 [5]：1997年的呼唤——归来吧，师德；1998年：如花少年死于加罚作业之后；1999年：教师暴力此起彼伏；2000年：教师的火气有增无减。在此之上，作者不无感慨地追问：师德，也是现代人丢失的草帽？中国教师“病”在哪里？师德沦丧岂止“暴力”二字？教师，究竟应该怎样教育孩子？当然，现实中对于师德的指责，除了体罚和教育暴力以外，还集中在乱收费、有偿家教、对学生性侵害等。近年来，媒体对教师的各种负面报道随处可见，被炒得沸沸扬扬。一个个“禽兽教师”、“野蛮教师”“妖魔教师”、“变态教师”，“流氓教师”更是吸引人的眼球，让人们对教师充满了怀疑和义愤。

其次，是教师水平和能力问题。一句广为流传的教育口号充满对教师的“勉励”——“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在如火如荼的新课程改革不断推进而又面临各种困难和问题时，有学者就这样认为，“教师即课程”，有好的教师，就有好的课程。没有好的教师，再好的课程改革文本也是一纸空文。言下之义，课程改革搞不好，全是教师的观念、素质和能力问题。并声称，按照新的教师专业标准和课程标准要求，现在的绝大多数老师都不合格。[6]

然而，教育改革也好，教育创新也罢，以及教育现代化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素质和积极性。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在最近召开的“亚太地区教师发展和管理研讨会”上指出：“当今中国教育面临的最重大问题，就是发展高质量的教育，实施素质教育。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和关键，就是加快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7] 可是，我们是不可能指望对教育事业充满疑虑、自卑和迷茫而处于职业尴尬的教师，去理直气壮、满怀责任地投身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指出：“在外部世界主要借助于信息和传播新工具越来越渗入学校的时候，我们对教师要求得太多。…… 不管对不对，教师有孤独感；这不仅因为他从事的是一种个体劳动，而且也因为教育激起了过多的期望，因而教师往往受到不公正的批评。” [8] 这种发生在教师“内”与“外”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教师与社会、与公共当局等方面的“对话”。进而打破这种相互指责、埋怨和批评的飞镖式的怪圈，鼓励教师与学生、家长、社会相互间的理解、沟通与对话，通过各自反思与调整，沿着螺旋式路径不断促进相互支持、改善和提高。

二、变飞镖为螺旋：走出教师职业尴尬的政府和社会支持

诚如《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提出这样一组令人深思的问题：“社会对教师寄予的合理期望是什么呢？向他们提出何种要求才是现实的呢？在工作条件、权利、社会地位方面他们又能指望得到什么补偿呢？什么人可以成为一个好教师，又如何发现此种人才，如何培养他和保护他的积极性，并提高他的教学质量呢？” [9]这一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其终端“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出发，可以反推出一组相互关联、不断递进的螺旋式命题：好教师的培养与积极性保护 发现好的教师 制定好教师的标准与 提供和满足教师希望的工作条件、权利、社会地位。再进一步追问的问题是，我们对教师期望的是不是合理的？向教师提出何种要求才是现实的？可以看出，这一问题链的逻辑起点，落在对政府、社会和家长与教师各自反思和双方互动的一个螺旋上。一方面，“要提高教育质量，首先必须改善教师的招聘、培训、社会地位和工作条件。教师只有在具有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个人素质、职业前景和工作动力的情况下，才能满足人们对他们期望。” [10] 反过来“学生和整个社会有权期待教师的献身精神和敏锐的责任感来完成他们的职责。” [11]

显然，这种螺旋式的反思与互动，有利于改变政府、社会、学生及家长对教师的双重态度和矛盾心态，形成一种新的教师观，凸显一种崭新而又和谐的教师形象。这种新的教师观和教师形象对教师政策的制定、教师教育的制度设计、教师的绩效评价以及社会公众对教师的评判，将产生积极的导向和影响。例如，近年来教育部实施的意在吸引最优秀的人来当教师的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就获得了较高的社会认同度，录取分数线不同程度提高，生源质量总体也好过往年。应当说，与过去那种期待教师高素质、高水平，又要求教师无私奉献、安于贫困，而一旦教师不能满足社会的期待就大加批判和指责的传统套路相比，这一政策正体现出政府、社会、学生及家长对于教师观的超越和教师形象的更新。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切实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完善现代教师管理制度”，“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尚”。[12] 具体包括：倡导教师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爱岗敬业、关爱学生的职业精神，增强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推进教师教育和师范院校改革，加强师范院校建设；吸引优秀青年读师范，鼓励优秀人才当教师，制定和完善吸引优秀人才从教的政策措施；完善教师岗位分类管理、公开招聘、业绩评价和薪酬分配办法；健全教师考核评价机制，严格管理，不断优化教师队伍；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生活上关心教师，努力改善教师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解决实际困难，维护教师合法权益；依法保障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平均水平，并逐步提高；大力宣传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模范事迹。与以往的教师政策相比，这套综合配套的组合拳集中体现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政府作为和社会支持。

三、变飞镖为螺旋：走出教师职业尴尬的主体责任与作为

长期以来，面对势必回归的飞镖式的批评与指责，教师往往处于一种被要求、被规范的无奈状态，倍感困惑、郁闷和迷茫，陷入一种个体或者集体的孤独和沉默。相反，教师越是丧失了自身的话语，陷入无奈、迷茫、沉默和孤独，外界对于教师的指点评论和夹杂着各种复杂的情感就越是盛行。于是，对于教师的指点评论与教师自身的沉默孤独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链，导致教师职业深刻的价值危机。[13] 很多教师因此失却了职业尊重感、使命感和幸福感，淡化和放弃自己作为教师所应承担的公共使命，而将工作作为一种私事化的谋生手段，成为一堆无以为报的“朦胧的杂务”。

诚然，教师职业总是基于一种自我尊重的渴望和需求。这种自我尊重来源于教师对职业价值和职业形象的自我认同。只有这种内在的自我尊重感，教师才能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产生一种有能力有信心当好教师的胜任感，一种作为教师的职业生活有意义和有确定方向的使命感，一种在教育生活中实现自己教育理想和人生价值的幸福感。[15]因此，教师走出职业尴尬，更有赖于教师主体自身的责任与作为。这种责任与作为就是教师改投掷“飞镖”——对学生、家长、政府、社会的埋怨和不满，为基于自身的同心圆式的“反思性实践”，从而实现自身的专业发展和道德完善。

应当说，教师职业的回归性为教师的反思性实践提供了可能，给教师专业成长带来机遇和动力。教师立足所处的教育实践情境，面对具体的工作对象，不是依循一定教育理论指导或教育技术的熟练运用，一旦遇到问题、困难和僵局转而将责任“投掷”出去，而是进行一种自觉的反省、批判、探究、体悟、积累，以此形成具有针对性、实效性的教育策略。教师通过这种同心圆式的实践反思，获得教育教学的实践性知识和实践智慧，提高教育实践能力和水平，成为教育领域的专家。事实上，这种反思性实践不断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使教师在获得专业人员应有的社会尊重和信任同时，自身也获得一种职业的胜任感、自信感和幸福感。以此摆脱“春蚕”、“红烛”、“摆渡人”、“园丁”一类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状态，展现创造、成功和收获带来生命价值的丰富与充盈。

实质上，这种螺旋式路径是一条教师专业化建设与发展之路。它是基于政府、社会和教师的各自反思和良性互动，打破教师职业尴尬的体制和文化怪圈，形成“确立专业化的教师标准与入职机制——提供专业化的教师待遇与地位—— 推进教师教育专业化和教师政策改革——吸引和鼓励优秀人才从事教育工作——促进教师的实践反思与专业发展——教师专业素质与能力的提高——教育质量不断提高——教师职业地位和声誉提高” 的良性循环。这种螺旋式的循环递进有助于改变一直以来教师 “低地位、低素质、低水平、低积极性” 的职业状态，将尊师重教与教师自尊自励并举，提高教师地位和待遇与激发教师内在成长动力结合，开拓教师职业“高地位、高素质、高水平、高积极性”的螺旋式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