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需要的情怀（一）——虔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困惑，同样的话题，甚至同样的内容，在别人笔下文采飞扬，异彩纷呈，一旦自己写出来却平淡如一杯白开水，激不起读者一丝涟漪。

如今，作为教师，更有甚者，从不敢下笔行云，而对追求功名利禄津津乐道。成了，便自感高人一等，居高临下，或惠及众生或摄于众生，人生就此“辉煌”不可一世；不成，便无论在何种场合，特别是几杯下肚，总离不开那些黄段子或与之有关的逗笑举止，并且对此沾沾自喜，自感幽默诙谐，人生由此“精彩”而醉生梦死。而一旦稍有闲暇，独处思绪时却不知所措，感叹自己人生无趣，怨天尤人……于是千方百计再寻“刺激”，以麻木“无聊、空虚、孤独、寂寞”的神经……

人生是否就是如此？其实，问题一千，可以归结为——现在的人缺少一颗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

首先声明，这里不是讲宗教，只是讲“情怀”；什么是宗教情怀？也说不清，所以紧接着还要声明，这里的“宗教情怀”只是教育的某种精神追求，用句时尚的话，叫借宗教说事儿。

况且，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在辩证唯物主义独领中国思想几十年，宗教被视为主观唯心主义而大遭挞伐的时代，重提“宗教情怀”显得那么不合时宜。

但这又是一个不得不说的话题。之所以提出这个话题，是因为当今我们的教育和教师，正一步步陷入技术化、功利化的泥沼之中，患了“半身不遂”症（神圣感与艺术性偏枯，缺乏崇高和超越）。这正如广州师范大学许锡良先生博客所说：“我们的教育是，庸俗的教育专家，制造着庸俗的教育理论，指导着庸俗的教育实践。”

之所以提出“宗教情怀”，是因为从教育的起源看，教育与宗教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后来的正规教育就是宗教的产儿，因为宗教毕竟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现象，它一方面需要人们的信仰，另一方面又需要相应的科学知识为自己作理论阐释。据历史记载，公元十一世纪初，教会就在各地大办小学，有些课程和现在并无二致，如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天文、音乐等。十一世纪末，又开始兴办大学，欧洲很多著名大学，像英国的牛津、剑桥、德国的海德堡、法国的奥尔良等，都是由教会创办的。说近的，德化实验小学前身“育英小学”就是基督教会所办，县医院最初（原址在武装部）也是教会所创办。所以，怀特海（英国科学院院士，1948年逝世，罗素的老师）把教育精神归结为三个字：宗教性。他说只有把宗教精神用之于教育，教育才是崇高的教育。

今天我们先来谈谈第一种情怀——虔诚。

先说一个人——米开朗基罗，500年前的宗教题材的艺术大师。据说当罗马教皇要米开朗基罗给西斯廷教堂（现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旁边，成为教皇的私人礼堂）拱顶作画时，米开朗基罗并不乐意，认为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所以只打算简单地应付一下，还请了几个助手，不想花过多的精力。这也难怪，西斯廷教堂太小，长40.25米、宽13.41米、高20.73米，与近旁进深230多米的的圣彼得大教堂相比，实在很不显眼。但是，当他把自己关在教堂内，面对那一块空白的顶拱时，他仿佛觉得上帝在召唤他，自己有义务把艺术献给上帝的事业。于是，他改变初衷，辞退助手，自己一个人躺在脚手架上作画，花了整整四年的时间，1502年完成了《创世纪》这幅惊世骇俗的杰作。今天，人们站在西斯廷教堂拱顶下，依然能够感受到画家的艺术激情和宗教虔诚。

再说一个人——司徒雷登，50年前的。我们知道司徒雷登，是毛泽东的一篇雄文：《别了，司徒雷登》，知道他是美国侵华政策失败的象征。

其实，司徒雷登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1876年出生在中国杭州，父亲是美国基督教的一名传教士，1913年老死后葬于杭州。司徒11岁被送回美国读书，也是28岁那年，子承父业，带着新婚的妻子来到中国传教，1908年到金陵神学院担任教师。1918年美国基督教会决定将北京几所教会大学合并成燕京大学，当年底任命司徒为燕京大学校长，当时，这是一所“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没有人关心的学校”，学生不足百人，教授只有二十多人（其中中国籍的两人）。为此，司徒先是亲自选址，当得知新选的校址（今北京大学）已经被陕西督军陈树藩买下后，亲赴西安游说，以真情感动了陈树藩，同意以象征性的四万银元出让，还另捐二万银元作为学校的奖学金；此后，司徒不只十次去美国募捐，共捐得二百五十多万美元，保证了燕京大学的经费来源。所以，1936年，司徒雷登六十岁生日时，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致词说，在司徒雷登的身上，汇集了希腊文化的智慧、希伯来的宗教圣灵和中国文化的温和的人道主义精神。

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尔说：“宗教是我们最高的道德理想的符号表达。”

《中庸》里说：“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所谓虔诚，就是择善而从，不动摇，不苟且，不欺世，不昧心。

可是回头看看我们，对自己从事的职业，有没有一种虔诚的态度？从我们的行政领导、到学校、到我们自己，从我们对学生所讲的一些“大道理”、到我们的科研课题、到各种申报材料，我们说了多少假话、造了多少假数据、编了多少假材料、做了多少假动作？

也许我们都听过大学教授在讲座中堂皇地传授教师专业发展的“十大秘诀”，其中：

教育科研有“五大秘诀”：

一、学会骄傲；

二、学会抄——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

三、学会为我所用；

四、学会小题大做；

五、学会创新。

论文写作与发表有“五大秘诀”：

一、刺激编辑的眼神经——标题“语不惊人死不休”；

二、读透编辑的“心”——投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三、减少编辑的麻烦——写作要从编辑的角度出发；

四、投编辑所好——关心……，关心编辑的关心；

五、坦陈文章的研究层次——层次要让编辑知道。

这是什么态度？连实事求是都达不到，更不用说“虔诚”。

当然，我们有时不得不作假，但要能够“午夜扪心”，为自己违心的所作所为而愧疚，千万不能安之若素，甚或沾沾自喜。

教育需要的情怀（二）——敬畏

　　基督教徒的敬畏是人对上帝的敬畏，比如在欧洲，所有的村庄中，教堂都是最显目的建筑，像瑞士的日内瓦，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势、多雄厚的资本，建筑高度以37.5米为限，因为日内瓦教堂的高度是37.5米，这就是对上帝的敬畏；伊斯兰教的敬畏原先是对众神的敬畏，后来变成对真主安拉的敬畏；佛教比较特殊，因为严格说来它是“无神论”的（菩萨、弥勒不是神），但它也有对佛祖、佛法的敬畏。

我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佛教源自印度，况且我们也不明教义；儒教算不上宗教，因为没有“彼岸”信仰），所以历来“胆大包天”。

我们有一句至今流传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何等的气魄！然而也就在这样的气魄中，我们已经遭到大自然无情的报复：雪灾、旱灾、水灾、震灾、台风、海啸、泥石流、沙尘暴……说什么“人定胜天”，什么都要靠自己，如果一个人高烧40度，还能靠自己做什么？

我们这种“无法无天”的气派今天依然不减，什么地盘都敢挖，什么河流都敢拦，什么古迹都敢拆，什么高楼都敢建。对此，早在40年前恩格斯就有一段警世名言，他说：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恩格斯在这里使用了全称判断：“每一次”、“都”。

自然界如此，当今我们的教育改革同样如此。不断出新招，近几年，又是课题研究，又是课程改革，又是素质教育合格校评估，又是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验收，还有年年在喊改革却变本加厉的初考、中考、高考制度，弄得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疲于应付、无所适从。每一项决策与改革如一则顺口溜：“拍脑袋决定，拍胸口推行，拍巴掌总结，拍屁股走人。” 既不考虑实际效果，也不考虑反面后果，毫无敬畏之心。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是极其严肃的伟大事业。”怀特海主张要使受教育者有“责任感和崇高感”。教育者必须心存敬畏，而这一切其实还得从教师做起。

教师心存敬畏就是意味着对学生作为生命体的敬畏。

教师心存敬畏就要“以人为本”，因为人、人的生命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复杂的，是最应当让我们敬畏的。

现在我们要回顾一下人体的组织。其实我们可能从来也没仔细想过，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有那样复杂而又划一的动作：

头脑是指挥总部的办公处，里面又分成许多小部分，各有各的工作。由总部引出一根粗大的电线——脊髓，由此线发出无数的支线，分布成电话网——神经系统，以传达总部的命令。

此外尚有两架宇宙中最高级的电话收音机——耳朵，以收取外界的消息；两架宇宙中最高级的摄影机——眼目，以拍照外界的影像。但是其中有一个摄影界不能了解的问题，就是在一张软片上，拍取无数的影像，而且都是有色的。

在此百忙的动作中，还设有两座化学试验处：嗅官和味官；一个奇特的榨压和吸收器——心脏；一个自动滤清器——肾脏；一个生热器——消化器，常保持著三十七度的温度。人的喉咙构造像似一个风琴；骨胳和筋肉的作用如同吊桥。

我们的心脏日夜自动跳动，若是由我们自己管理，忽然忘记使其跳动，如何得了？是谁建造、管理这部机器呢？这是何等奇妙的工程！（以上几段文字转自《人体的奇妙来自神的创造》)

现在人们动不动就说“以人为本”（尤其行政领导），其实大多并不懂得什么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批判宗教神学的核心理念，它标志着人的觉醒、人性的复苏。

教师心存敬畏就要每时每刻把学生的尊严和权利、学生个人的自由发展看得高于一切，因而始终有一种“悲悯情怀”。

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一次性给定的，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当我们面对一个具体的人时，从他身上其实都可以看到一种来自命运很震慑人的、也令人畏惧的力量，所以我们能做的首先只能顺从自然，敬畏生命。每个人都是如此的不同，很多时候，真让人很容易就生出一种生命的悲情（张文质，转引自唐泽霞老师博客）。

以开阔的视野，从历史的高度，关注学生一生的福祉，进而关注全人类的福祉，由此而关注教育的现实与未来。在这样的“关注”中，充满忧虑，充满期待，这就叫“心存敬畏”。

敬畏不等于害怕。比如我们说，不能体罚学生，因为你一旦打了，说不定将来他就是上司、老总什么的，或者家长找上门来，上告到有关部门，甚至学生有朝一日拔刀相向，那怎么得了？这不是敬畏，这是害怕——怕担“犯上”的罪名，怕遭报复。就像《范进中举》中的胡屠户，他在范进落魄时打了女婿范进，范进一旦中举了，他害怕了，他突然觉得范进是天上文曲星下凡，不得了了，所以手就隐隐作痛了。

教师心存敬畏还意味着对教育时尚存有高度警惕。

我们常说“爱岗敬业”，首先就要意识到从教育的本原出发，我们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能做的竭尽全力去做，无止尽地去努力，不能做的绝不肆意妄为，轻率涉足。做到了这两点，就是心存敬畏，负责从事。现在许多人该做的做不好，不该做的瞎折腾——折腾出许多时尚和时髦：借着改革的幌子，可以不备课，可以不改作业……以质量为借口，可以不尊重孩子，可以布置重复机械的作业……以安全为托辞，可以把孩子禁锢在教室，可以不组织活动……

我们要时刻记住，每个学生的生命都是唯一的、不可再生的，所有的教育影响一经形成，就是不可消除、也无法逆转的，有意伤害学生就是作孽，无意伤害学生也是罪过。

教师心存敬畏还意味着坦承自身的卑微、渺小和无知。

中国的文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历来就有妄自尊大的毛病，骨子里头总去不掉一种狭隘的自负心态。结果呢？一事无成。其实现在太多的老师依赖教参、依赖优秀教案，依赖教辅，不用设计课堂教学，不用设计作业，不用设计复习提纲，不用设计试卷……已有的一点知识不断在退化，脑子尽用来设计职称晋升，然后等着退休抱孙子……

当然，我们现在也有些教师，不知天高地厚，稍微搞出了一点东西，就一叶障目，以为那道教育上的千古难题就被你轻而易举地、一劳永逸地、空前绝后地解决了，哪有的事！当今许多引领教育改革大潮的新潮人物，一部《外国教育思想通史》，厚厚十卷，你有没有领略过？古今中外那么多教育大家的著作，你读了多少？不怕你们笑，我几乎全都没有读过。倘若我们连最基本的教育发展史都茫然不知，甚至连我国近代的教育发展都缺乏了解，仅凭一点道听途说、鸡零狗杂也去搞什么“改革创新”，除了赚一点个人“实惠”，恐怕最终只能撇下一地鸡毛。

也许我们偶尔在教材之外搞了一个教学设计（这是当今公开教学教师的通常做法，“超出”现行教材，寻找“新鲜”），赢得了一片喝彩。这也就罢，自己要谨慎一点吧？然而，可能一节课下来让人感觉大气磅礴，浑然天成，让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回味无穷，得到了高度欣赏，也促使开课者反思：它的魅力在哪里？

这是“反思”么？不是，这是“标榜”，是故意借助别人的廉价夸奖进行自我褒奖。其实再完美的课，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孔子说：“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心存敬畏，时刻自省，对每个生命始终有一种“悲悯情怀”，这才是教育需要的情怀。也只有这样，作为教师活在这个世上才有其真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