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美国教育:中国英才教育批判——访美国托马斯·杰斐逊科技高中
【编者按】2011年4月,国务委员刘延东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就中美人文交流达成协议,中美双方将启动教育、文化、青年、妇女等多方面的交流。7月19日至8月1日,作为此项目的第一批赴美考察团,由来自北京、上海、浙江、山西等地的78位优秀校长、教师组成的教育考察团,在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刘彭芝校长率领下,赴美国芝加哥、波士顿、华盛顿深度考察,访问美国最优秀的公立、私立高中。在考察回国的飞机上,考察团成员程红兵就难掩激动与焦虑,动手写作这篇文章,并第一时间发给本刊。其中的观点有点“刺耳”,但这样“不同的声音”,或许能给中国教育带来不一样的反思和启示。
只有深入到美国的学校中去,我们才会陡然惊觉,过去对美国教育的一些看法,都是片面的、主观臆断的,是对美国教育的误读。
我们以为美国的基础教育还在为基本的阅读能力、计算能力不过关发愁,并不关注英才教育,因此会有“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总统令。
我们以为美国的基础教育总体质量不行,比如 PISA测试(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美国学生的阅读能力、计算能力、科学能力排在中下游,只是因为美国的高等教育比我们的强,所以美国科技发达。
我们以为美国的基础教育都是杜威的“生活即教育”,在玩中学,轻轻松松上学去,基本没有负担。
我们以为美国的基础教育特别不重视学科教学,他们的学科教学远远不及我们,不及我们深,不及我们广,不及我们扎实。
我们以为美国的科技教育成功一定是政府投入的资金雄厚,所以要搞精英教育一定要由政府投入相当多的经费。
2011年7月28日上午,我们访问了美国的托马斯·杰弗逊科技高中(Thomas Jefferson High Schoo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一切颠覆了以往我们自以为是的错误认识,反思中国基础教育中的英才教育,即以前叫重点中学、今天叫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教育,与美国存在巨大差距。
我们到访的是一个以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的名字命名的学校。学校就坐落在马路边,与所有美国学校一样,学校没有围墙,在紧靠马路的地方,有一个学生设计的雕塑,是由两个圆形、两个三角形、几个方块、一个人组成的不锈钢雕塑,作为学校的纪念碑,代表教师帮助学生开启科学大门,象征着这个学校的办学宗旨。
这所学校是美国国家创办的4所科技高中之一,始建于1985年,2007年被美国《新闻周刊》列为美国最好的精英型公立高中,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所做的“美国100所最佳公立高中排名”中,连续3年位列榜首。一所只有25年历史的公立学校,获得如此殊荣,的确有其不同凡响的做法。
校长伊万·格雷泽接待我们,这是一位年轻的校长,看上去也就40岁出头,虽然背有点驼,但仍显得健壮、英俊,他向我们详细介绍了这所学校是如何培养科学技术的精英人才的。然后是学校的校长助理、各学科优秀教师向我们介绍学科教学、课题研究,最后由一个高三年级学生带我们参观学校。
托马斯·杰弗逊科技高中一共4个年级,从9年级到12年级,学生从13、14岁到17、18岁,主要是来自北弗吉尼亚州的优秀学生。学校属于弗吉尼亚州,是“磁铁石学校”,即有专长的学校。美国的“磁铁石学校”是在办学过程中有非常鲜明的特色课程的学校,因为可以吸收其他学校的学生来选修他们的一些课程,因而有这一称呼。一般公立学校的选修课必须达到20至30人以上才能开设,“磁铁石学校”可以聚集当地周边学校的学生,每周一起上半天的课。美国的“磁铁石学校”不仅有科技特色学校,而且也有文科特色学校、艺术特色学校、体育特色学校,“磁铁石学校”常常与相关科技公司、研究机构、大学、社会团体密切合作。
托马斯·杰弗逊科技高中的办学宗旨是:特别注重学生能力培养,包括思辨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好奇心、社会责任感。学校的办学理念贯穿在学校课程之中,学校提供充满挑战性的课程,各个学科相互交融,共同创造一种创新的文化氛围,这种氛围是建立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上的。
暑假学校:独特的招生育人模式
托马斯·杰弗逊科技高中的教育从暑假学校就开始了,暑假学校招收一些想报考这所高中的初中学生。在这里,每个学生每次交200美元,就可以参加这所学校的科技课程,这些科技课程都是动手动脑的,比如物理学科,从加工材料做起,锯、剪、焊、接、电脑编程等,基本功就在这里学会,短短的暑假学校期间,学生学会了许多技能。暑假学校的科技课程非常生动活泼,吸引学生热爱学校、热爱科学,比如以电视连续剧《解密》为话题,让学生参与破解一个个有趣的科学秘密,在破解秘密的过程中产生浓厚的科学兴趣、研究兴趣。暑假学校针对学生的需求开设课程,学校将参加暑假学校的学生分成若干个组,要求学生提问题,同时给每个学生阅读材料,放相关电影,高年级带低年级学生讨论问题,然后每个小组集中向学校提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如科技化的时代如何保持个性、创造性,要求每个学生都参与投票,选出最受学生关注的问题,学校针对问题设计课程,教师指导学生学习。在整个暑假学校学习过程中,每一个学生的志趣爱好、能力水平、情商、智商以及责任意识、合作能力,教师都可以真真切切地观察到,学校因此可以在这些初中学生里发现一些好苗子,介入早期的培养。
为了更广泛地发现人才,每年招生由这所学校自己组织考试,选拔一些科技方面有志趣、有特长的学生,报考的人很多,每年的录取率就在20%左右。这些少数科技精英,进入学校之后,就开始了科学的符合教育规律的培养。
大学先修:比我们更广更深的科技课程
托马斯·杰弗逊科技高中的课程设置重视基础、突出科技、文理并重。科技、工程、数学学科实力非常雄厚。除了理科课程,还有丰富的文科课程、体育艺术课程。学校特别注意文科理科结合,英语、数学、历史(包括各种历史,如美国历史、科技历史等)是每年的必修课程,教师重视教会学生用理科的方法解决文科问题。
主体课程有必选课,首先是数学,学生每一年必选数学,必选微积分。80%学生在修完微积分之后。会选修高等数学。学生至少要选修1年的电脑课程,大部分学生还会选数学建模、电脑编程、人工智能等。英语和社会也是主体课程,学生必须选修4年的英语和4年的社会课程。学生必须选修3年的外语,主要有汉语、德语、法语、拉丁语、西班牙语等供学生选择。学生还必须选修两年的体育课、1年的艺术课。科技课程每年有所侧重,9年级学生学生物,10年级学化学,11年级学物理,12年级学地球物理。
学校课程设置当中一大特色就是9年级新生要学习复合型课程,即生物、英语、技术3门课的复合。技术课指的是动手实验、计算机、焊接等实用技术。3门学科之间是有关联的,相关学科教师一起备课,把一年的计划设计好,根据教材设定主题,3门课的教师一起上课,指导学生,如环保主题,生物教师带学生看样本,指导学生研究基本原理;英语教师指导学生看文章,帮助学生提问分析;技术课老师带学生做实验,帮助学生掌握技术、器械。复合型课程一节课时间比较长,这样的教学除了学科综合的优势外,还有助于学生形成团队精神。中国是班级授课,美国一般学校都是学生走班,45分钟或90分钟之后走班。学生进校之前都互相不认识,走班上课,学生没有一个团队概念,而复合型课程把学生分成几大组。该校复合型课程融合了走班制和班级授课制两种方式的优势,每一组学生都有机会相互了解,团体意识、团队精神由此建立起来。
该校学科教学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中国高中学生,比如10年级学生学化学,暑假里就提前自学了化学课程,因此开学后的课堂教学节省了大量时间,学习进度大大加快。必修课之余,有志于化学研究的学生还可以在选修课时选择大学化学课程,每个学生在某一志趣学科中所学的知识面、知识深度远远超过中国学生,不像中国学生面面俱到,人人一样。11年级学生学物理,分为普通物理、AP(Advanced plalement,大学预修课程)物理两种,取决于学生是否学了微积分,学了微积分,就选AP物理,一般是数学成绩好的学生选AP物理。12年级学习地球科学,数学非常关键,很多地方要用到数学建模,使用建模的软件来进行天气预测、地震预测。虽然每年科技课程各不相同,但教师每年都要指导学生回顾一下所学过的学科,使学生具有扎实的学科基础。
除了主体课程之外,还有大量的选修课程,10至11年级学生选修AP课程的物理、化学、生物、纳米技术等课程,其他还有有机化学、神经生物学、地球生态学,等等。选修课程开设的是大学级别的课程,老师先讲授,再指导学生实验,有些课程如生物课要在户外获取大量标本进行分析。
该校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色课程——“第8节课”,这是学生自发形成的,没有学分,学生自己选择做事,根据自己的兴趣,自己找老师,除了科技研究,还有文化活动,或者到当地小学讲授科技,或者组织有意义的活动,有些学生也可以选择找老师补课,给学生相当大的自由度。
推动人类进步:每个学生的真研究
这所学校的另一大特色就是每一位学生都有研究项目,最后一年都必须提供研究成果。学校积极倡导推动人类进步的科学研究,每学年学校邀请科学家来校演讲,为学生作报告,激发学生为人类的科学事业而奋斗。
学生在4年高中生活中,其科学课题研究是有系统设计的,9年级学生刚开始进入高中,先感受一下高中课程,同时要考虑自己的兴趣,思考自己的课题方向,全面规划设计自己的课程,把学校每个学年的学习和暑假学校都纳入到学时之中。如对化学有兴趣,在各个年级选修什么,暑假学校学什么,把中学、大学的课程全部考虑进去,由广到细,由浅入深,最后第4年,12年级学生必须选择科技项目的研究课题来研究。科研项目与课程紧密相连,先有学生的兴趣,学校再设计相关课程,比如有些学生对通过电脑读取人类大脑的脑电波产生很大兴趣,学校因此建立神经科学课程,建立神经科学实验室,不少课程是建立在学生课题的基础上。
学生选择的研究项目都是真实的、立足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有些研究属高端前沿,因此对科学实验室的要求非常高,公立学校没有资金购买,就想办法寻求相关科技公司、研究机构、大学的支持。85%的学生在学校进行研究,学校在相关单位的帮助下建立了神经科学实验室、能源实验室、化学分析实验室、海洋生物实验室等13个高端实验室,另外有15%的学生到外面的大学、研究机构做研究。所有的学生必须自己找研究方向,学生要读大量的科学文献,读学兄学姐的研究报告,与当地科学家讨论问题,有的学生特别有灵感,能够创造自己崭新的研究项目,如有学生研究人造卫星,在课内做研究,在课外寻求社会各界给予支持,找当地人造卫星公司给予支持。学校与公司、政府、大学、科研机构合作,这是学校成功的因素,公司会给学校提供很多机会,进一步推进研究项目,学生提出研究报告给公司。
学校还特别关注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组织各种活动,如环境保护、社区服务,组织高中学生为小学生服务,周末向当地的小学生介绍科学研究,帮助小学生培养研究精神,从而使自己的学生有一种自觉的社会担当。学校举行一年一度的科学研究大会,表彰优秀成果,将优秀的作品刊登在学校的杂志上。
中美对比: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托马斯·杰弗逊科技高中的外在条件并不特殊,甚至远远比不上中国的高中,特别是不像北京、上海的实验性示范性高中那么豪华、那么漂亮,但是他们在科学人才的早期培养上远远走在我们的前面,走在世界的前面,让人震撼。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中国基础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不加改变的话,未来科学世界的高峰仍然是美国人的,我们很难赶上。大家知道,谁占据了科学的制高点,谁就占据了全球经济的制高点,占据了整个世界发展的制高点。我们要想在科技创新领域赶上美国,必须改变基础教育的英才培养模式,舍此,别无选择。
很少听到美国人谈论精英人才的培养,因为这个方面他们做得很好,所以他们根本不需要谈;他们最喜欢谈的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因为他们在教育均衡方面做得不够好。因此千万不要误读美国基础教育,不要以为他们只重视均衡,实际上他们特别重视英才培养。
当我们在痛批英才教育、着力解决教育均衡问题的时候,美国人一边号召不让一个孩子掉队,一边悄悄把少数英才少年紧紧抓住,对高端人才进行卓有成效的早期培养;当我们的优秀学生在拼命做题的时候,他们在动手做实验;当我们的精英高中学生仍然在为分数、高考拼搏的时候,他们在做科学研究课题;当我们的英才少年在搞奥林匹克竞赛的时候,他们在研究攻克癌症,他们在制造火箭,他们在开发新能源,他们在做火星探测器。这些年来,我们的重点高中也搞课题,但那多半是点缀;我们也搞研究性学习,但那多半是纸上谈兵;我们的学生也会写科研论文,但时常是老师帮忙,甚至是父母代劳;我们有些高中也有一些像模像样的所谓实验设施,但那多半是博物馆型的,观摩的意义大于动手的意义;我们一些职业技术学校也有一些实验设施,但很可惜,这些学生只会操作,不习惯于创造,而英才学生更是只做题,不去研究创造,不去制作具体东西,不出产品。但美国人是真抓实干,走进这里的13个实验室,每个实验室都是堆满了各种工具、材料和各种半成品,看似杂乱无章,但其实自然真实,他们是在做真研究,做真课题,做实实在在的科学研究,做推动人类进步的发明创造。接待我们的一个该校高三学生兴奋地告诉我们:托马斯·杰弗逊科技高中学生制造的火箭将于2012年春天升上太空。这样的真研究比比皆是,是他们每一个高中学生的必修课。
他们将杜威“做中学”的思想,赫尔巴特的学科教学的思想,建构主义的研究探索体验的学习思想,把看似矛盾的各种学派教学思想全部整合在一起,形成了有效的育人方式,培养了一批批真正的科学技术人才。他们会做,最基本的动手能力、实验能力远远超过我们的学生;他们会读,离开老师的时候,他们自学了大量学科教材、科学著作,形成了比我们的学生更加广博、更加深入的理论知识系统,为创造研究打下了深厚的知识基础;他们会问,不断地向书本发问,向教师发问,向科学家发问,向自然和社会发问,形成了他们质疑探索的可贵精神;他们会学,自主学习,自主研究,自我表达,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文字、用他们亲手创造的物品表达出来。相反,我们的学生多半只会做题。
今天中国最杰出的学校尚且基本停留在应试升学的准备上,国家的创新人才从哪里培养?中国高端科技人才的培养,从起步上比美国至少晚了10年(笔者认为,中国从初中、高中乃至大学本科,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而美国差不多是放掉了一大批中等人才、初等人才,让他们随心所欲、随行就市、顺其自然,能学到什么程度就学到什么程度(数学相当于中国初中二年级水平的高中生,也能够高中毕业),想学什么就学什么(大量的非学科类的选修课程),但是他们抓住了极少数高端人才,从初中开始就进入到科学素养的培养上。从初中到大学本科毕业,这个10年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少保守思想、最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最容易产生新创意、想象力创造力最为活跃的10年。因此,我们在提倡教育均衡的同时,也要重视少数高智商学生的发展。上海学生参加PISA测试的成绩已经证明了,我们目前的状况是,低端学生不低,高端学生不高。让高智商的学生去重复做一些低层次的试题,浪费了大好光阴,错失了开发他们科学潜质的宝贵时光,让人痛惜,让人扼腕!
这里当然有我们民族文化的问题,我们相对更加功利,更加实惠,更加注重眼前,更加看重分数,就是因为分数能给学生带来好的高校、好的专业。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不能指望即刻改变功利实惠的文化环境,但是可以改变政策,改变招生政策,对极少数高端科技人才,我们完全可以取消高考,代之以全面衡量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科学素养,比如可以请大学教授以集体质性考核的方式录取学生进入一流高校。要改变一种文化,首先要从改变政策做起,为什么不能解放优秀学生?为什么不能在教育均衡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抓紧培养高端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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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招办主任秦春华:人同此情,情同此理——中美教育没有本质差别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中美教育的比较——其中也包括我个人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大家之所以对这个话题感兴趣,部分源于对现实教育的某种失望和不满,部分源于对美国教育的某种新鲜和好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人们对美国教育一些想当然的误读,丰富了人们对于中国教育多样性的想像,对于推动正处于剧烈变革中的中国教育发展不无裨益。既然是比较,关注点自然集中在中美教育的差异上,其隐含的逻辑前提是,中美教育是不同的。然而,根据我在美国访学期间的粗浅观察和体会,我认为,尽管中美教育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截然不同,但二者在本质上并无差别。
2013年11月至2014年11月,我用整整一年时间,从美国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详细考察了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和中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借助女儿上学的便利,也附带观察了美国的幼儿教育。我关心的主要领域是美国大学的招生考试制度和本科教育。但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美国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实际上是一个完整体系,相互衔接十分紧密,如果对美国中学缺乏应有的认识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准确理解美国大学的特征,特别是它们的招生录取制度。因此,以AP课程(大学先修课程)为切入点,我同时考察了美国中学教育的组织和运行。我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体验和访谈。体验是指将我本人作为一个受教育的个体,直接在大学和中学的课堂里上课、阅读和参加各类活动;访谈是指在一系列问题的引导下,和各种各样的人面对面交谈。主题则仍然集中在大学招生和本科教育。一年来,我访谈了近百位教授、中级和高级行政管理人员、中学教师、学生、家长和企业家,从不同角度和立场出发,不同程度地向我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接近,积累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以前,我也曾多次访问美国,但囿于时间限制,只能是走马观花地获得一些浮光掠影的表面感受。这一次,通过融入到普通美国人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之中,身处于真实的美国教育世界,我得以感同身受美国人对教育的理解和他(她)们的实际行动。对我而言,重要的不是美国的教育学理论说了什么,而是美国人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做的;同样重要的是,他(她)们为什么这么做,以及在做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又是如何克服的。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美国教育体系本身过于庞大复杂,以及时间、精力、能力和学术准备等诸多限制,我所观察到的仍然只是其中极为微小的一个侧面。因此,我所指的美国教育,仅仅也只能意味着我所触及到的有限范围,不能也不可能代表美国教育的全部。事实上,也许没有人能够从整体上清晰地说明美国教育到底是怎样的情况,即使他(她)是研究美国教育的专业人士。但如果将无数个类似于我所观察的侧面集中在一起,或许我们就可以大致勾勒出美国教育的全貌。
人同此情,情同此理。我之所以认为中美教育没有本质区别源于常识。尽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必然受到诸如社会制度、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甚至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教育理念、教育途径和教育方法也可能存在差异,但我认为,只要是人,只要教育的终极目标仍然是为了人的发展,那么从根本上而言,不同国家的教育差异就不应当过大,至少不象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大。比如,无论东西方的语言差异有多大,对于在何种意义上,一个人接受了良好教育而另一个人没有,或者一个人读了书而另一个人没有,人们的认识可能是类似的;又比如,无论各个国家的价值观差异有多大,对于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应当具有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诸如诚信、爱国、不偷盗、对家庭负责,等等,人们所持的态度也应当大体相同;再比如,无论各个国家的礼节差异有多大,对于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彬彬有礼而另一个人粗鲁鄙俗,人们的内心感受可能是一致的;还比如,无论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差异有多大,对于一个接受过良好系统训练的科学家所做出的学术成果,同行之间的评价可能不会大相径庭,等等。也就是说,教育的外在表象尽可以千差万别,但就教育本身而言,其结果可能是大体相近和类似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那些认为美国学生比中国学生轻松的看法是不符合常识和实际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劳”怎么可能“而获”呢?你要想成为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那些必读的经典著作你就必须一页一页地去读;你要想做出非同一般的科研成果,你就必须老老实实地在实验室里一遍接一遍地做那些在外人看来枯燥无味的实验;你要想具有一些别人所不具备的能力,你就必须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下苦功夫。学习一定是辛苦甚至是痛苦的,没有任何捷径可走。那些最顶尖的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所需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一样多的,也许美国学生可能更多,因为他(她)们所接触的范围更宽更广。那些认为中国学生负担太重而把孩子送到美国的家长可能没有意识到,孩子去了美国以后可能会更加辛苦,除非你想接受的是差的而不是好的教育。
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那些认为中国社会的诚信度不高因而只能在大学招生中依据高考分数来录取学生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应当说,这个问题曾经也正在深深地困扰着政府决策层和大学的招生机构。不放就死,一放就乱。难道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吗?我曾就此请教过斯坦福大学的招办主任Richard Shaw(理查德·邵)。这位曾经在耶鲁大学担任过多年招办主任的老先生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要知道,我们都是人。”他的意思是,只要是人,就有可能出现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关键在于你要设计怎样的制度和机制去尽可能避免出现这样的错误并限制错误所产生的后果及其影响。
详细考察美国大学招生考试制度的发展历程,你会发现,美国大学招生考试制度走到今天,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20世纪以前的美国大学招生毫无章法和规矩可言,入学标准只有一个:钱。那时的大学,只面向权贵和有钱人的子弟开放,穷人家的孩子是没有能力接受大学教育的。然而,新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创造出了无数就业岗位,只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才能承担,而权贵和有钱人的生育速度和能力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必须要吸收新的社会力量进入大学。有钱没钱容易区别,对于那些没钱的学生,又该如何区分谁可以进入大学而谁不行呢?考试制度由此而生。大学通过考试成绩来录取学生。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那些家庭经济条件优越的学生,可以凭借着从一出生就享有的优质教育资源从而在考试中遥遥领先。为了避免因为大学招生中的不公正而引发社会动荡,以及为了抑制一战后大批涌入美国的犹太人群体进入大学的数量——他(她)们因为考试成绩高而占据了过多的入学资格,正如今天的亚裔群体——美国大学才逐步确立了招生录取的综合评价制度。实际上,美国最著名的公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直到成立一百多年后的2001年才开始实施目前的综合评价录取制度。这一时点只不过比中国大学开始自主选拔录取改革的时间早了仅仅两年而已。美国大学的招生录取制度远非人们所想像的那样纯粹,那样完美,它也同样需要在实施的过程中克服各种各样的外部干扰因素。
坦率地说,今天中国大学在招生录取过程中遇到的大部分问题,都曾或多或少地在美国大学招生录取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过。比如,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冲突、城乡差别(美国更多地体现为族裔差别)、异地入学、“偏才怪才”、“打招呼递条子”,等等。那些认为只要把美国大学招生考试制度直接移植到中国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的想法是完全不现实的。即使全盘移植了,那些曾经出现过的问题也一样会再次出现。反之,那些认为中美社会制度不同因而完全不能借鉴美国招生考试制度的某些成功经验的观点也是武断和不尊重实际的,因为该出现的问题不会因为你只按照高考分数录取就可以高枕无忧地避免。所不同的是,美国大学积累了差不多一百年才取得今天的成就,中国恢复高考制度才不过三十多年,而且喜欢“翻烙饼”,不太重视积累。实际上,直到二战之前,美国大学还不是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那时候,它们仰起头看待当时最顶尖的英国和德国大学的态度,和今天我们看待美国大学的态度差不多。
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当然也可以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当我们大规模向美国教育模式靠拢的同时,美国教育界却在极为认真地研究借鉴中国教育的某些成功经验。这绝非臆测,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在美国最令我惊异的是,许多第一流的教育学家认为中国教育所取得的成就是难以置信和无法想像的,他(她)们认真分析中国教育的数据,并且和全球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认为这也许是美国未来所面临的最强有力的挑战。这使我意识到,今天当我们在不断批评中国教育的弊端甚至认为是失败的时候,当一批又一批的未成年孩子远离父母和亲人漂洋过海去孤独地接受想象中的良好教育的时候——很多美国人对此完全不可理解——也许我们还应当对自己的教育保留那么一点自信、信心和信任?毕竟,这个国家、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人,才是我们真正的根儿。面对中美教育,我们不能陷入一会儿骄傲自大一会儿又妄自菲薄的摇摆之中,也不能任由民粹主义和简单民族主义思潮摆布。比较稳健务实的态度也许是,不要着急,真正了解自己和美国,理性正视我们的差距和不足,按照教育规律,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一点一滴加以改进和完善。也许在并不久远的将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变化,我们也能够实现今天美国教育在全球的地位,正如七十多年前的美国教育所取得的成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