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两次谈到要净化教育培训市场，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与热议。他强调说，教育绝对不能被逐利的资本所绑架！“这个市场如果政府不管，我们就对不起老百姓，对不起孩子们。”

为什么校外教育培训市场如此火热？从中反映出学校教育哪些问题？有哪些改进的空间和发展瓶颈？为学生“减负”，从整顿校外培训市场入手，对路乎？政府强势整顿和净化教育培训市场，到底是好事还是会坏事？

（校外培训班的宣传广告用铺天盖地形容，已不为过）

一、认为学生参加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教育和培训，就加重了课业负担，把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情况归罪于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这是一种容易“得宠”却十分肤浅的意见。中国学生的课业负担到底是过重了，还是太轻了？如果是“过重”了，主要责任者是学校，还是校外培训机构？或者有“不可承受之重”的其他原因？

邝红军：（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教育学院讲师）：不要“敌视”校外培训市场

关于“校外培训热”，我最想说的是：请不要敌视之。我不是说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不好，也不是不要义务教育的公平正义，我关心的是：为什么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屡减不轻”，教育的公平正义如何可能，教育改革发展之路究竟在何方？

认为学生参加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教育和培训加重了他们的课业负担，把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情况归罪于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这是一种容易“得宠”却十分肤浅的意见。中国学生的课业负担到底是过重了，还是太轻了？如果是“过重”了，主要责任者是学校，还是校外培训机构？或者有“不可承受之重”的其他原因？

看一种负担是“过重”，还是“太轻”，可以考虑三个因素：一是当事人的承受能力，二是该负担是否值得担负，三是有没有别的人分担或帮助

明确了考虑负担轻重的因素之后再来看中小学和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到底谁“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就容易明白了。有些孩子不觉得在学校的学习负担重，因为他们的学习基础比较好，学习能力比较强，更适应学校的教学模式和环境，得到老师赞赏和学校嘉奖的机会也比较多；某些孩子因为学习基础差，学习能力不强，又因为班级规模大或者教师责任心以及能力不够等诸多原因而得不到支持和帮助，甚至受到歧视，他们在学校可能觉得难受，更有可能感受到“课业负担过重”。假如后者到校外培训机构参加学习，有教师的悉心指导和帮助，循序渐进，不断找到进步的感觉，他们之中有多少人会觉得负担“过重”呢？

再说加重课业负担“值不值得”的问题。据我观察：主动地或被动地给自己“加重”学习负担的学生及其家长，之所以“愿意”加重负担，甚至还要为此付出不菲的金钱，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地位升迁，二是为了素质提升。我没见过为了审美情趣或享受教育过程而给孩子及自己加重课业负担的。

所谓“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说的就是第一个原因，学校分三六九等，进入不同的学校，代表着孩子的未来获得不同的财富、权力、职业声望和婚姻家庭关系，在阶层固化的背景之下，这些东西还会涉及他们下一代的福祉。

在社会分阶层和学校分等级，而且二者几乎一一对应的事实面前，明智的孩子和家长们能不争先恐后地“撸起袖子加油干”吗？不论“择校热”，还是“校外培训热”，都是这种“群体焦虑症”的放大了的表现。

除了“地位升迁”的目的，也有大量的家长送孩子上校外培训班真的是为了提高孩子们的才艺和某种技能水平，提升他们的文明水平和素养高度

没有人强制，没有他人的苦口婆心，自己掏腰包送孩子去校外机构培训，难道这些家长都傻吗？不排除一些家长是“跟风”，但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与现存教育制度及学校教育状况的不适应之间的矛盾，开始“自救”，或寻求可替代的教育服务。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恰恰就是可能的“优质”的或者“合意”的教育服务的提供者。

校外培训中心和机构是教育培训服务的提供者，投资人创办这些教育培训机构并不是“用资本绑架教育”。相反，他们主动投入、融入和利用资本来创造、提供各种教育培训服务。只要他们的资本不是偷来的、不是抢来的、不是倚靠权力强制征收或者贪来的，而是劳动、借贷及合法经营所得，凭什么“不允许”？为什么要扣上“绑架教育”的“罪名”？

资本是投资者用来运营从而企求增值的财富，它和土地、劳动一样，都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财富的源泉。家长自己花钱买自己想要的教育或培训，有人想方设法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竞先提供各种教育和培训，为什么不“喜闻乐见”呢？

整顿和净化教育市场不大可能实现教育的公平正义。教育的公平正义如何可能？一句话可以说明——公共的归公共，私人的归私人

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利用好税金，办好公立学校，保障公民的基本的学习和受教育权利；以企业为代表的私人部门利用好资本，自主合法经营，让市场主体双向选择和自由交易。包括提高教育培训市场的准入门槛在内的所谓的“净化教育市场”的行动或运动，不一定就能有效增进教育的公平正义，还可能让资本远离教育，让教育的可选择性变小，选择成本增加。

暂且不论教育是不是“神圣的职业”，只问教育家和投资人是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显然不是的。我承认教育家是优秀的人才，总的说来，只有优秀的人才才能培养更加优秀的下一代。作为优秀人才的教育家，既可以被政府所用，办好公立教育，也可以被投资人所用，办好私立教育。投资人提供资本，教育家提供好的教育，共同合作，服务于人民，有何不妥？

（我国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去年的产值达到8000亿元，其中，中小学学科培训占绝大部分）

二、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根源还是出在文化意识、人才选拔任用机制乃至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上。这不是短期能够改变的。就当下来说，关键还是要办好学校，政府有责任均衡配置包括师资在内的教育资源，办好每所学校，让学生在校内就可以享受到相对优质的教育

孙明云（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美国宪法第18条修正案的启示

“抢跑”，所以“领跑”。每个人都有“领跑”的愿望

很多人认为校外培训机构的红火主要是家长的焦虑和高期待引发的，其实不尽然。一位朋友向来反对送儿子到培训机构补课，儿子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可是儿子上高一后没多久，就主动要求上辅导班。朋友很惊讶，原来儿子发现自己的学习成绩与很多同学差距不小，自信心倍受打击。经过了解才知道，这些同学暑假早就在培训机构里学过这些课程了。儿子顿时就有了危机感。一位同事也告诉我：女儿就读幼儿园中班，元旦班级演出完回家就吵着要求学舞蹈。

孩子们自己要求到培训机构补课或学习艺术技能，原因大概都是被周围的“领跑者”刺激到了，而所谓“领跑”又多多少少与这些同学的课外培训“抢跑”经历有关，由此自发产生了需求。

有“需求”，必然有“市场”。批评一刀切简单化的“减负”，并不意味着这种“减负”给了培训机构“可乘之机”，带来了培训市场的繁荣

事实上，即便学校教育能够更有弹性，能够给学生更多的选择和个性化的帮助，学校教育服务的公共性、教育目标的多样性、教育资源的有限性等，都决定了它不可能满足每个人的学习需求。

校外培训机构层出不穷，培训项目纷繁复杂，为何这些机构会越来越红火？有需求自然就有市场而已。需求是多方面的，家长对孩子的高期待、激烈的升学竞争、儿童本身的兴趣爱好、公共教育资源的同一性无法满足个体的学习需要等，都可以带来需求。

这些需求或多或少都指向这样一个事实：在如此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你不尽可能让自己变“优秀”，你怎么可能站在“舞台的中央”呢？只要这样的一个事实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所谓的“减负”，某种程度上近乎是一个基于善意却近乎残忍的谎言。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最近这些年，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中心城市和县城，城市中心城区和城乡接合部地区，教育质量的差距越扯越大，这实在有些“受益”于所谓的“减负”。发达地区、中心城市、城市中心区教育培训机构要发达得多，学校虽然“减负”了，但很多学生没有“减负”，课余时间都到培训机构“增负”去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校外培训机构事实上成全了一部分人的梦想；相对应的，当然也有很多孩子，因为当地培训市场的不成熟或者父母无意识、无力供给，而失去了平等竞争的机会。也就是说，所谓的“减负”，事实上加剧了地区之间的教育不均衡。

如果说因材施教是最有效的教学原则，培训机构提供服务的买卖性质和服务目标的单一性，决定其恰恰最有可能实践这一教学原则，为每个人定制相对个性化的教学服务，从而实现较好的学习效果。这大概也是培训机构存在的最大价值，是它作为学校教育补充存在的最大理由。学生负担过重与培训机构火热似乎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只要有需求存在，哪怕严禁培训机构，培训或补课也会以各种形式存在。

校外培训市场净化须“管之有道”。其既然是市场产物，政府的责任是制定准入门槛和监管条例，明确清晰的监管主体，确保有效实施监管，其他的理应交给市场规律来决定

1917年，美国国会宣布“禁酒”，并且把禁酒令写进了宪法，号称“第十八修正案”。老百姓可不管那么多，明着不能喝就偷着喝，过不了几年，秘密喝酒就成燎原之势。人们的饮酒量不仅大大超过了禁酒令发布之前的年月，而且酒的价格也越来越高。立法者对此进行了充分的反省。1933年，美国国会废除了“第十八修正案”，酿酒、运输、买卖和饮酒都是合法的，重新开放了酒的市场，但禁止未成年人饮酒，并对借酒闹事、酗酒肇事者给予严厉惩戒，从而顺应了民心民意。如何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如何整顿培训市场，这个案例可以给我们某些启示。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根源还是出在文化意识、人才选拔任用机制乃至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上。这不是短期能够改变的。就当下来说，关键还是要办好学校，政府有责任均衡配置包括师资在内的教育资源，办好每所学校，让学生在校内就可以享受到相对优质的教育。教育主管部门要把办学自主权还给学校，让学校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力安排切合实际的教学活动，能够有可能实施更加个性化的教学和辅导，让多数的学生在校内教学中就能“吃得饱”。

（农村中小学生上课外辅导班，也司空见惯）

三、校外培训已经火热到接近全民参与，而且，不仅是补特长，培优补差，而是普及教育，语文数学英语等本应该在学校就学的很好的课程，再到社会上培训，补习，让补习班发展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就让学校教育和政府显得很尴尬

原绿色（安阳市铁西路小学校长、学区长）：它是学校教育的一面镜子

“校外培训热”已是当下不争的事实，上补习班已成为中小学生的一种潮流，几乎是“全民运动”。不仅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存在，就连农村留守儿童上补习班也已经习以为常。这至少说明几个问题：

一是学校教育没有能够完全满足群众的教育需求。如果满足了，谁还会花钱买紧张，送孩子上补习班？二是说明校外培训确实有其一定的存在价值和空间。如果没有价值，不起作用，家长也不会耗神费力和花钱。三是说明家长对教育的重视和焦虑。家长唯恐子女落后，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学校减负、家长增负”的现象愈演愈烈。四是说明市场的“大手”及培训机构的宣传、渲染作用不可小觑。五是政府对教育的管理和引领不够，校外培训乘虚而入，快速壮大。

校外培训应是学校教育的一个有益补充。学校因为学生人数多等多种原因，还是不能够完全实现因材施教，完全照顾到每一个学生，学习相对落后的学生补一补也属正常。比如，学校的音乐、体育、美术、科技、劳动和社会实践等专业师资不足，专业器材和场地不足。发展学生的兴趣、特长，学校与社会专业机构相比缺乏优势，有兴趣和特长发展需求的学生，上特长班，接受更专业的辅导，也属于正常现象。包括奥数班等，一定程度上，也属于合理的存在。

再如，学校下午放学比较早，而家长没下班，没时间接孩子；星期天，家长顾不上或辅导不了孩子——于是，把孩子送到“午托小饭桌”和“辅导班”，都可以理解。但现在，校外培训已经火热到接近“全民参与”，而且不仅是补特长、培优补差，而是“普及教育”，语文数学英语等本应该在学校就学好的课程，再到社会上培训、补习，让补习班发展成一个巨大的产业，就让学校教育和政府显得很尴尬。

显而易见，校外培训的火热折射出学校教育的一些不足，也反映出教育的一种畸形状态。整顿、净化教育培训市场，是政府的分内之事。安阳市三年前就有人大代表提议案，要求整顿午托类培训班，但还没有完全到位。教育部也曾经三令五申，教师不得补课、不得办培训班等，出台了很多文件抓师德师风，作用似乎也不理想。

抓教育培训乱象应当标本兼治。首先是加大教育投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聘请社会上的专业人士到学校辅导学生，举办专业特长班，照顾和辅导家长顾不上接的学生，是非常好的一种办法。其次要抓紧落实中高考改革，和对学生、对教师的绿色评价，给教育和学校、学生科学正确的评估，让学校、教师、家长都去掉应试教育的“紧箍咒”。再次，要切实规范培训市场，既要取缔存在安全隐患的补习班，打击非法办学，还要对办得好的培训学校给予奖励，提高培训质量，让培训机构良性发展。

（有资质、遵循教育规律、为孩子着想的教育培训机构将得到发展扶持）

原载 |《教育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