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分析指出，这种办学模式类似于美国的特许学校，教育经费由政府提供，允许社会团体和个人提出办学主张，经过法定部门认可，以契约的方式进行合作，学校实行自主管理、自主发展，在办学期间，政府将进行定期评估，根据考核成绩确定续约或解除合约。

    基础教育供给侧改革迫在眉睫

    对“青岛中学办学模式”的分析，很容易让人想起我国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提出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管理“管得太多、统得太死”，人人捧着“铁饭碗”，盈亏都由国家负责，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职工工作积极性不高，产品不符合市场需求，很多企业经营不善、持续亏损。

    目前，我国基层国办学校的现状与当时国有企业的处境非常类似，人、财、物等各方面的管理机制显得相对僵化，办学理念、招生规模、考核评价等方面受到较大制约，部分地区家长和学生对基础教育的满意度与我们付出的努力之间不成正比，供给与需求之间出现了结构性失衡。

    比如，在各省基础教育普遍达标，软硬件条件都有较大幅度提升的背景下，许多城市的“学区房”问题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愈演愈烈，而且越是经济条件好教育资源充裕丰富的地区、越是发达的大城市，问题就显得越严重。其核心就在于，虽然从全国范围内来看，在统筹城乡发展、统筹东西部发展的过程中对教育公平的追求依然应当摆在首位，但对于上述部分地区的家长和学生来说，他们追求的并不是更公平的教育，而是更好更优质的教育，家长和学生希望获得的是比较优势，所以这一问题不可能通过对所有学校的普遍提升来解决。

    其中确实存在有个别家长和学生对教育的认识有偏差扭曲的现象，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来自于人们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本能，这种本能也恰恰就是推动我们这个社会进步的根本原动力。面对这种合理的需求，我们不能仅仅通过设计各种政策进行封堵，封堵在很多时候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问题的解决还需要我们运用智慧给予这种需求以出路，通过正向的疏导、提供符合这些家长和学生需求的服务，使之成为推动我国基础教育水平提升的动力而不是麻烦。

    因此，至少对于我国部分发达地区来说，基础教育的供给侧改革迫在眉睫，而“青岛中学模式”就为我们提供了一次非常重要的尝试。

    现有设计很难兼顾学生资质的不同

    对于在政府主导下的传统公办中小学而言，完成教育资源的均衡合理布局，实现教育公平的根本任务，应该是其主要使命。在这个前提下，教育主管部门往往倾向于侧重确保人人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和义务，提供相对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使每个学生接受同等水平的教育后能达到一个最基本的标准。但这一倾向，在政策设计上很难兼顾学生资质的不同，对于资质出众学生的成长起到的促进作用有限，这对于一直困扰于“钱学森之问”的中国教育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此外，有一些薄弱校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也与公办学校僵化、静态的用人机制等因素有关，这也是在目前传统公办学校框架内难以解决的。

    对于一些希望在孩子基础教育上加大投入的家庭来说，公办学校关上了一扇门后，好像民办教育还留着一扇窗。然而虽然民办学校管理机制灵活，能够满足部分家长和学生的需求，但我国的现实情况是优势的教育资源仍然主要集中在政府手中，同时考虑到教育行业往往投资巨大而成本回收周期很长，因此纯粹的民办学校除了收费高昂面对极小众人群的“贵族学校”之外，在软硬件条件上还是与公办学校难以抗衡，即使有所投入也急于收回成本，在教育管理中容易陷入逐利的窠臼，也很难提出较为长远的办学规划，“短平快”的培训机构多，真正具有价值追求的“学校”少。

    而国内一度大量出现的依附于公办学校的所谓“民办校”，则是特定历史期的扭曲产物。这些学校往往被视为公办学校的“三产”，虽然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其实还是占用着公办学校的大量资源，而且容易出现资产主体模糊虚化、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基本的”和“更好的”两全其美

    “青岛中学模式”的出现，为我们解决部分地区基础教育供给与需求失衡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这一模式，能够在我国目前的文化、政策背景下较好地满足教育主管部门、基层学校和家庭三个方面的诉求。

    首先，从教育主管部门的角度来看，既要实现教育公平、保持教育均衡化发展，又承受着各方急切催迫为国家培养出拔尖创新型领军人才的压力和家长、学生的不同需求。

    在“青岛中学模式”下，教育主管部门就像国资委，参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代表国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出资人职责，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并督促学校严格按照相关教育方针政策，达成教育目标。这样既保证了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性，并没有在个别学校上重点投资，又避免了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政策困境，同时满足了部分学生和家长的需求，还调动了社会资源对基础教育的助力。

    其次，对于基层学校而言，得到了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在近似于现代企业制度的管理背景下，能够针对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学校发展规划，自主完成对学校的人员调配、资金使用等。最近一段时间在媒体上讨论较多的困扰公办学校的痼疾，如“教师退出机制”问题、“结构性缺编”问题、“奖励性绩效比例不足”等问题，在“青岛中学模式”下都能得到很好地化解。学校活力将得到极大激发，资源、人员配置将能在动态发展中趋于合理。此外，社会力量的引入，便于在学校管理层中带来不同的视角，能够跳出教育看教育，使学校教育“接地气”，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

    再其次，对于广大追求差异化教育的家长和学生而言，“青岛中学模式”不啻提供了一个既享受国有教育资源，又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追加家庭投资，争取更好的教育环境和差异化教育方案的机会。学生和家长追求更好的教育环境的愿望无可厚非，这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政策的制定不能因为这一部分群体希望追求“更好的”，而剥夺他们享受应该得到的“基本的”公共教育资源，“青岛中学模式”就是这样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有一个从不完善到成熟的过程，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我们给予厚望的“青岛中学模式”也可能会在未来实施中碰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从总体上看，“青岛中学模式”的基本制度设计已经为我们基础教育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选项，使我们充满信心。

    （作者系天津市南开中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