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校的前辈为这所学校订下的校训，尤令我倾心：崇德、尚礼、勤勉、求真。我曾在毕业典礼上对我的学生说，人生的意义无非就在这“求真”二字上：求真知、求真理、求真爱。而我隐而未说的是，因为对“真知、真理、真爱”的追寻，才让我们对生活产生了源源不断的激情，勤勉有因，故而“人不堪其忧，我不改其乐”。至于“德礼”，“德”是自我修行，“礼”是待人之道。当求得世间真理，你才发现，你如此期望这个世界的人能彼此温柔相待，我以我之德行接纳、谅解、悲悯、博爱世人，捍卫他人之自由权利，也希望世人如此待我。八字校训可谓历久弥新。在对校训的个人解读中我突然意识到，这八个字不正道出了教育的本质吗?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教会我们，在此生此世如何生活，并且活得丰盛。

我总觉得时代的洪流是浮躁的，它的裹挟之力又于沉默间，以撼天动地之势席卷身处其间的芸芸众生，若非有觉醒的机缘，很难跳出来冷静看待自己的人生。去年年初，我在新加坡因日积的工作压力与情绪焦虑，爆发严重的湿疹，双手长满细小的水疱，访中西医都无果。而独自生活，不可触水的双手，几乎令我生活不能自理。我记得，当黔驴技穷之际，我在住所对面的大华银行门口，看着身边熙来人往，突然发觉自己身处的城市居然满是生死两不知的陌路人，此时才体会到小时候从课本里学到的“克死异乡”四个字的可怕与悲凉。而我当时在异国谋求什么呢?是别人艳羡的眼光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还是较好的物质待遇安抚了自己因安全感缺失而生的焦虑?可这真是我需要的吗?或许这就决定了我年底拒绝了新的合约，收拾行囊回乡。

我们的教育也是如此，我们总觉得很多的妥协是不得已，是“识时务”。于是你看着中小学乃至大学一头扎进对所谓关乎“前途”的一场场考试的精研中。对试题的研究，知识点所能演化出的考查方式，掌握这些知识点的光怪陆离的训练方式，几乎令人咋舌。且不论这不是教育真正的目的，何以见得这就是通往应试成功的唯一途径?而显而易见的是，这种训练也是一种思维训练。僵化复刻、精致伪饰、“奇计淫巧”，而活泼自由率性充满创造力的生命给扼死了。他们的生活也就沿着所谓“必然”的轨迹，成了唯独缺少自己的复制品。用陈丹青的话说，这就是“伪教育”，“都是装出来的惊喜、装出来的激动、而且一装就是一辈子”。这样的教育是与我的构想背道而驰的，就结果来看，受教育者并没有过上“我”的生活，更别提“过得丰盛”。

这种思维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急功近利，例如各种社团活动的最终指向是拿到奖项。人对新知天生的好奇，人对文学、艺术、运动的生命渴求，都因为这种教育方式而干枯颓萎。有位同事和我说，有一天她在语文课上，讲前夜所读之书的感悟，有学生发问：老师，讲这些有什么用呢?还是讲和中考有关的知识吧。功利之心不是天真烂漫的学生踏入社会后突然而生的，而是我们的教化就是一场功利运动，学生早就浸淫其中，深得其昧。

我想一个国家的义务教育的责任不在于要培养学者大师，当然更不会是应试能力。它应该以培养一个合格的公民为己任，这个公民对时事能撇开外界的干扰，有自己理性的判断与公允的评价，能待人以礼，能依法捍卫自己和他人的权利，能对未知的世界保持好奇心，能义无反顾地追寻自己心之所至的真生活，悲而能泣、喜而能笑……也就是爱上真真切切的生活，在时有艰险的一生中始终能爱生活原本那张一半残酷一半温情的脸。刚参加工作的第二年，一位虽非我教但相识的学生跳楼自杀了，自此我的心里就有了无法驱逐的鬼魅阴影。我常常觉得，那些未成年者的自杀是我们教育的罪孽，因为我们使生活与教育分裂，我们未曾以心传心地教他们何为生命的本真，如何应对人生的艰险。培养爱生活的公民，也是为了让学生做一个罗曼·罗兰所说的英雄，这位大师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它。

胡子立，笔名火星怪人。目前供职于新加坡教育部。发表中新基础教育比较的文章有《教育的慰藉》、《宗教介入教育的观察与思考》、《新加坡老师教我的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