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保证公平，教育才能回归人性

近年来，虽然教育部门多次规定“严禁小学以面试、考试等形式入学”，但在一些地区，一些学校，幼升小的面试仍然存在。为了应对面试，家长与幼儿园就不得不教孩子更多的知识。这种做法普遍之后，很多小学老师就默认一年级新生已经学过一部分小学的课程，相关内容在授课时就会被一笔带过。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落后，家长与幼儿园教授小学课程，就从一种积极进攻性的姿态，变为“不得不”的保护性措施，这就形成了“幼儿园小学化”的现象。
 

从某种意义上看，幼儿园小学化是人类发展中的正常现象。人类处于知识爆炸的时代，在进入劳动市场之前，需要学习的知识越来越多。100年前属于尖端科学的狭义相对论，到了今天，已经是理工科本科的物理教科书内容，课程向下转移是大趋势。一些大学课程下移到高中阶段，以前初中才开始学习的英语，则下放到小学三年级，有些地方甚至一年级就开始学习英语，而一年级的课程则向幼儿园转移。

【竞争驱动中小学生负担加重】
 

不过，知识爆炸只是这种趋势的大背景，知识不会自己从大学课本跑到中学课本中去，在现实中，更直接的原因是，竞争驱动了课程向低年级转移。比如，幼生小的面试竞争，是驱动幼儿园教拼音的直接动力。
 

现代社会中，人们承担着职场竞争的压力，职场的竞争并不开始于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早在学生时代，就已经体现为繁重的学习任务，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其实，职场压力不过是市场竞争通过企业传递到每一个人身上。所以，本质上看，学生的学习压力，归根到底，是市场竞争导致的，是市场竞争从成年人向青少年、乃至儿童的延伸。
 

在市场中，人是目的，也是手段，只有先充当手段，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然后，才能成为目的，从市场中得到相应的报酬与享受。某种角度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手段的人，本身就是“非人”的。这种“非人”的工具化过程，无疑与人类的快乐原则相背离，但是，在可预见的人类发展中，这种“非人”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实现人性，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必须。
 

而且，用学习效果（考试）作为竞争指标，更倾向于学生自身的素质，实际上削弱了家长资源的权重，有利于弱势家庭，有助于较低阶层向上流动，不但对总体人力资源的质量提高有贡献，也体现了市场机制的效率与公平。
 

所以，既然学习中的这种竞争是不可能完全杜绝的，那么，退而求其次，问题就变为，这种“非人的竞争”应该控制在什么程度，或者时间段上应该控制在什么年龄段。

【只有教育公平才能控制竞争、实现减负】
 

高中阶段，年纪已经在15-18岁之间，在工业革命之前，不管中外，这个年纪的人基本上都已参与生产。从生理上看，身体、脑力的发育已经完善，脑功能在某些方面甚至达到了一生中最好的状态。所以，这个年纪的青少年，承受一定负荷的学习任务，是可以接受的。这个过程甚至可以进一步有限度的延伸到初中阶段。

但是，在往前推，让孩子们失去童年，就得考虑一下，是不是只把人当作了手段，忘记了人本身也是目的。
 

在现实中，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竞争越来越大，职场竞争的压力不断向低龄阶段梯次的、边际递减的转移。一般而言，这种压力的传递是平缓的，边际递减的，年龄越小，离职场越远，压力也越小，在小学阶段应该基本上感受不到压力。不过，重点学校制度不但高效的传递了压力，甚至本身也成为制造了压力。
 

在中国的这种教育体系下，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想有个好工作，就得上一个好大学，之前就得上重点高中，再之前就得上重点初中、重点小学，甚至重点幼儿园。于是，每一个阶段，每一次入学，都是一次竞争，而每一次竞争，都是下一次竞争的门票与优势。在环环相扣的竞争之中，成年人的职场竞争压力，被高效的传递到低年级。
 

市场的一个特点在于差异化的商品与服务，从这个角度看，重点中学的差异化，虽然源于行政命令，但却与市场的、竞争的结果殊途同归。市场中的竞争性机构，是传递市场竞争的最高效介质，所以，重点中学的这种市场本质，是高效传递职场压力到低年级，甚至，因为每隔几年的入学考试而导致额外的压力的原因。
 

那么，如果在某一环节，打破这种环环相扣的竞争传导结构，统一供给教育资源，在公立教育的小学中消灭市场，那么，这种压力的传递机制就会被极大的破坏。当平均的分配教育资源，重点中学实质上消失，学生没有追求重点的需要，竞争的结果不会被入学考试固化，竞争的压力自然变小，学习负担被釜底抽薪，减负目的自然也就达到了。
 

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制度的不公平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官办的竞争性教育系统里，这会导致寻租与腐败。更好的老师，更好的校舍，更好的实验室都源于更多的补贴。当补贴分配不平均的时候，就有重点与非重点之分，择校的痛苦与官员的寻租就都出现了。
 

从重点学校的市场本质角度看，教育资源均等化，其本质是削弱教育系统的市场与竞争特性，使我们的教育系统中有更多的公平，同时，延缓社会竞争压力向低龄段扩展，给童年留一些空间，更有人性。但是，同时这也减少了社会的经济效率，本质上是反市场的。不过，正如前面所言，市场本身必然包含人作为手段的非人性，所以，在小学阶段的反市场，注定是解放孩子，回归人的本性的唯一方法。
 

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破解择校难题，标本兼治减轻学生课业负担。”
 

必须指出的是，这样的改革并不容易。上世纪90年代，教育部取消了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制度，不过，示范校等形式仍然是一种“没有重点学校的重点学校制度”，即使示范校等形式取消，教育资源在学校之间，学区之间，仍然存在严重的不均等。这是因为重点学校制度某种程度上是市场的，而市场是顽强的。

对于这种局面，需要更明晰的指标来考核小学阶段的非市场化，比如统考成绩、教育补贴的平均化，学生居住地与学校距离，都可以当作小学教育均等化的指标。有了指标，改革才能被民众感知，而官员，才能有有效的刺激去达成指标，正如GDP考核对中国这三十年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