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接到北大社会学教授郑也夫的来信，说他今年就准备退休了。同时，他寄来最近出版的姐妹篇《吾国教育有病》和《科场现形记》。前者是他个人的著述，算是课堂上的夫子自道了；后者则是他学生社会调查的结集。

俗话说，“文章总是自己的好”。 《吾国教育有病》最近频频登上教育类畅销书排行榜，至少算是小出风头，作者自然有些得瑟的资本。但是，郑也夫对自己的著作并没有多言，而是反复督促我看另外一本，即学生们的社会调查。他心里更看重哪个，一望便知。

认识郑也夫大概是三十年前，当时我是《北京晚报》一个刚刚出道的小编。他大我十岁左右，是北京社科院社会学的助研，也是刚刚出道。我们俩都有一股文章济世的豪情，一拍即合，成为三十年的挚友。

虽然是挚友，但也有道不相同的时候。记得有位朋友告诉我，郑也夫曾亲口说：“别看薛涌跟我挺哥们，他骨子里从来看不起我的学问。 ”对此，我当时没有否认。不过，他对我也够狠。记得有一天我告诉他自己太瘦弱，准备“练块儿”，把体型弄得像样点。他听了扑哧一笑：“你咋练也赶不上那些不练的呀。 ”这话让我对他“记恨终身”，乃至52岁生日那天负重20公斤拉了8个引体向上，拍成视频传到微博上，催促老友好好看看：我三十年后到底能否赶得上那些不练的？！

话归正传，先交代一下我为什么“看不起”他的学问。

我们相识时，郑也夫当然是兄长般的人物，学问大得多，英语也很好。我没有受过任何社科训练，英语可谓目不识丁。也许是缺什么就崇拜什么，我对学问敬若神明，趣味非常学院派。郑也夫虽然满腹经纶，但谈起话直来直去，简单得出奇，在学术上也如此单刀直入，让我这个对学问充满神秘感的小老弟有点扫兴。记得当初他给《北京晚报》写了篇800字的小文《路途损耗》，指出北京市民通勤浪费的时间太多，应该协调大家换房，就近上班。那还是单位分房的计划经济时代，文章刊发后，我走访了北京交通、住房、城建等部门的专家。大家提起这篇文章，都拍着大腿摇头：“太简单！太简单！”我看了人家摆出的各种复杂理由，马上信服。不过，三十年后，我发现自己也在写同样的问题。当然，我引述了不少西方城市学的研究，复杂了不少。可惜不管怎么复杂，郑也夫当年单刀直入的“路途损耗”是回避不了的问题。

由此，大致可以摸到郑也夫的治学为人之风。他并非不懂理论，但更看重经验事实。他选择社会学，是看重社会学调查的价值。后来当大学教授，也是不愿意躲进书斋当学者，而要接触活生生的下一代、直接对人产生影响。郑也夫在教学生涯中，已经为学生编过文集共16本。这些书，当然大部分是社会调查。调查出学问，哪怕是还在读本科的学生，按照严格的社会学调查方法，也能大量出产原创性的研究。

这本《科场现形记》，就是个例证。全书48万字，以密密麻麻的小字印刷，如果灌水冲成“心灵鸡汤”的话，那就是三本书的分量了。这代表着中国高等教育界实证调查派的成果和学术创造力！郑也夫在序言中引用了生物学家的一句格言：“事实比想象更离奇。”要知道，郑也夫教授已过63岁，经历丰富、阅世甚深，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丹佛大学社会学系读了两年硕士，不舍得错过参与观察中国的机会，放弃了博士课程匆匆回国。可以说，对于近三十年中国的变化，他几乎没有错过任何近观的机会，教育也是他的重点领域之一。如果他面对学生的调查也感叹“事实比想象更离奇”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对这些年轻学子的成果掉以轻心了。

郑也夫的学生们洋洋近50万言的细致研究，大概会让许多读者感到难以消化。我不度德量力，希望对其中若干要点进行简单归纳，并结合自己在美国的观察和经验，对照一下中美教育的现实，希望引发对中国教育问题的进一步公共讨论。

（作者为美国萨福克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