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难忘又难过的镜头是：当记者采访一中一位今年落榜的女生时，她坚定地说：“为了我艰辛的父母，我一定要考上大学。”她今年高考分数是300多分，离录取分数线还有一大段。她的父母深明大义，宁愿勒紧腰带也要挤出几千块来支持女儿补习。当她回答时，我看到她眼镜后闪闪的泪光，此时我的心也默默流泪。她的坚强善良，她的善解父母，让我感动。但我又不禁要为她的大学梦担忧：万一明年又名落孙山呢？她该如何面对自己父母面对未来人生？她的含辛茹苦的父母又将如何承受如此打击？倘若回到“天地广阔的”农村，戴着近视镜、身无一技之长的她出路何在？ 

我是个高中教师，每年遇到的这类学生何止一二？贫困的家境以及对未来的恐惧使他们在高中学习过程中，比其他的人更多地承受着压力。他们明白，如果上不了大学，不仅意味着高中三年付出的金钱与青春化为水泡，而且意味着回到农村，他们将成为“多余的人”，所面临的难题比初中毕业生来得更多。我有个学生，高考补习两年，升大学无望，为了他，家里已折腾得一穷二白。自认为不是读书料的他，回到偏僻的乡村，曾给我写了一封信，诉说他的苦恼与迷惘。我犹记得他在信里的一段描述：“夜晚，一个人，呆在家里，不知做什么，眼睛只盯着电灯看，直到悃了，上床睡觉，但眼睛似乎还一直睁着。我不知道，明天醒来后，我该去干什么。”

成千上万高考落榜生的苦恼与迷惘正反映了当前教育的“苦恼与迷惘”：一方面，职业教育学校长久以来门庭冷落，不少职校因生源严重不足，生存难以为继而被迫改弦易辙，有的改制为普通高中，有的变为初中校，“其景实堪伤”。与之形成反差的是许多工厂企业找不到优秀的技术工人，以致影响到我国产品技术的整体提升和在国际竟争中的落后局面。另一方面，大量的初中毕业生涌向普通高中，哪怕分数不足补交一至几万的“扩招费”亦在所不惜，哪管子女的基础是否适合高中学习参与高考竞争，千军万马挤往高考的“独木桥”。残酷竞争的结果是每年都有为数众多的高考落榜生找不到谋生的出路，更遑论发挥他们高中时代所学的书本知识。难道我们的教育除了异化成“升学主义”、“精英教育”的奴仆之外就别无作用吗？

职业教育的萎靡不振和“升学主义”的大行其道，直接导致全社会把关注的目光聚焦在高考一点上，于是乎高考的一成一败就不只是教育本身的问题，而是与亿万个学子亿万个家庭的命运血肉相连的砝码。由此分析，榆社高考道歉事件，才变得那么顺理成章甚至情有可原。相反，如果我们的教育能淡化“升学主义”功利色彩，中等职业教育能获得与普通教育同步的发展，许多高考落榜生的命运也不会那么无奈和沉重，当然也就不会有多少带有点匪夷所思的榆社高考道歉事件的产生。

其实，“升学主义”盛行和中等职业教育遭受冷遇的身后，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教育观绵延数千年来阴魂不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读书观深入人心。同时，目前的分配制度有时过度强调“知识的力量”，在利益的分配上，“劳心者”与“劳力者”收入差距判若鸿沟，城乡居民收入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工”字“农”字出头的职业令多少人视如畏途。这些历史与现实的东西深深地烙印在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左右着人们的职业选择和人生价值取向。其最终的结果是“贵学贱工”、“重城市轻农村”的意识日趋盛行，失业问题日趋严重，工人与农民日渐被全社会边缘化。为了生存，下一代的生存，人们自然而然地认同和选择“上高中”、“上大学”。谁能否认这是一条通往幸福生活获得做人尊严的最有效最可靠捷径呢？

今天，常常听到有的教育学者大声疾呼：教育要关注人的“生存”，更要关注人的“存在”。似乎在他们的眼里，中国学生的生存早已不成问题，现在必须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了。我不知道，当这些学者专家们面对着镜头中落榜的农村女孩流泪的脸庞时，（如果他们有空在每年高考成绩公布后，到广大农村走走），他们是否会发觉，他们的教育理念是太理想主义了？固然，教育需要理想，没有理想之光照耀的教育是苍白的、毫无生命力的，其所培养的“人才”充其量是一堆会走路的工具而已。但是，任何理论都有其适用的时空范围。在目前许多农村，大多数的家庭几乎倾家荡产孤注一掷地培养子女，他们最渴望的是子女成年后，有谋生的能力，能支撑起家庭，即首先是解决生存问题，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生存问题”，这是目前中国乡村教育的首要问题，惟有贴近民间、充满泥土气息的教育，才是合理的教育；否则，脱离底层民众的真实需要，再美妙高深的理论，再宏大惊人的教育构想，在现实面前，都将变得暗淡无光，充其量是一种“局外人的隔靴搔痒”与毫无意义的喧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