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中国网之邀，今天上午听了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下午提交了针对报告的教育问题的评论，中国网发表时略有几字改动：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54_12454.html 

是我一个月来思考的表达：如此让人无奈的教育，症结在何处？我的回答。

重构政府与社会的教育管理权责：

政府雪中送炭、社会锦上添花

                                      向蓓莉

温总理在今天上午（2011年3月5日）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将“优质教育、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置于民众反应强烈的诸问题之首。民众对教育的不满意也是人大代表关注的话题。昨天，参会的四川省代表、四川农大教授任正隆在接受四川新闻网采访时也表示，民众对教育的不满意，已经达到“领导不满意、人民不满意、学校不满意”的严峻程度，任教授并提出，不满意的根源在于教育的不公平。

“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不足”和“教育不公平”的确是当前教育问题最为严重的表现，我愿意进一步探索和界定这两个问题的内涵。

1、教育问题的根源及其内涵

在我看来，在当前的教育情境下，“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不足”的内涵是“政府主办的一元化的公立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不足”，以致于无法充分满足日益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如此，不同阶层的、有着不同教育需求的父母和孩子只能密集地挤在公立教育的唯一列车上，尽管校与校在校舍、专门教室、图书馆以及师资配置等方面可能存在巨大差别——京沪穗资源最丰富的公立中小学与陇川黔偏远山区的公立中小学的差别甚至可谓天壤之别——但其教育目的、内容、教学方法和评价标准仍具有高度的一元性，这列高铁火车成功的标准也是一条高度同质的线性铁道：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目前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之重，即在于此。

与此同时，有一个儿童群体长时间以来没有充分享受《义务教育法》给予的“免费教育”，他/她们是一部分在非户籍所在地上学的流动儿童。由于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流动儿童没有流入地的户口，她/他们的教育费用未被列入地方教育预算，流入地公立学校也没有将他/她们列入招生计划，因此长时间以来流动儿童既无法享受原户籍所在地的免费教育，又无法享受流入地政府负担的教育经费，一度成为义务教育“边缘化”的一个庞大群体。随着社会对教育公平的价值追求，各地制定的针对流动儿童教育的办法越来越有力地保障了她/他们的受教育权。以北京为例，北京市2009年3月1日施行的“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废除了北京市02年“北京市对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的暂行办法”中要求流动儿童首选回户籍地就读的规定，并在第十二条进一步确定了流动儿童在北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截至2005年底，北京市打工子弟在公办中小学就读的比例为62%，上海市的这一比例在2006年为50.7%。武汉市的这一比例在2006年为81.5%。但仍有许多打工子弟在收费低、建在打工者居住的城乡结合部的、适应打工子弟需求能灵活入学的打工子弟上学。一些打工子弟学校仍处于无证运行的状态。总理在报告中提及的这五年转移的4500万农业劳动力的子女，是否每一位都充分享受了国家的免费义务教育？

第二个缘由也还可以探查更深层的缘由：当几乎所有的教育权利和教育责任都由政府享受和承担时，政府权责已被严重超载，政府亦不堪重负，从而在实现自身最重要的权责——促进教育公平——时力不从心。与此同时，社会办学又受限颇多，难有作为。我们传统的私塾、民国时期的士绅办私学的社会办学传统风雨飘零，偏向于公立教育的教育政策对优质私立高等教育的种种限制直接导致了其缺席，并间接抑制了私立中小学教育的发展，于是，公立教育不得不在重负的蹒跚中努力满足所有的教育需求，终于难逃不堪重负、饱受指责的命运。

2、重构政府与社会的教育管理权责：政府雪中送炭、社会锦上添花

如果对两个问题的内涵分析有道理，那么，解决这两个紧要教育问题的根本之道就自然是重构政府与社会的教育管理权责。这一点，总理在报告中已有涉及：五年来不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致力于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总理并表示，将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

在我看来，政府致力于在未来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扮演的角色，可以是承担有效公共治理权责的有限政府。

教育改革最迫切需要的，不是给学生减负，是给政府减负，是重构教育管理体制的政府与社会权责，其核心在于重构政府在教育领域实施公共权力的职责及其限度。

当政府试图发挥全能政府角色，处于事无巨细均需控制与负责的巨大压力之下，必然导致一元化的教育目的、教材、教育评价、教育管理体制，这种缺乏选择的体制势必使政府自身和利益相关者陷入僵局，最终导致“领导不满意、人民不满意、学校不满意”的结果。教育成为一列严重超载却疾驰的高铁火车，然而虽然不同阶层、不同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差异性越来越大，利益相关者却没有其他选择。

总理报告中论及的对同为民众不满意的问题之首的医疗资源不足的解决之道，或可成为解决教育问题的考量。总理表示，将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放宽社会资本和外资举办医疗机构的准入范围，完善和推进医生多点执业制度，鼓励医生在各类医疗机构之间合理流动和在基层开设诊所，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

如果多种教育需求也能在政府主办的公立、社会主办的私立教育之中提供多种探索和选择，促进教育管理体制和教育目的、教材、教育评价的多样性，许多教育需求就将分流到社会，政府将得以减负与shoushen，成为有限政府。

当政府的权责归政府、社会的权责归社会，政府就可以将自身教育权责主要集中于为促进教育公平开展有效的公共治理，更充分地实现总理所说的：“全面实现城乡免费义务教育，所有适龄儿童都能‘不花钱、有学上’”，实现“以流入地政府和公办学校为主，切实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实现“中等职业教育对农村经济困难家庭、城市低收入家庭和涉农专业的学生实行免费”和为“义务教育寄宿生提供生活补助”、实现“稳步提升全民受教育程度”，实现公共资源配置重点向农村和城市薄弱学校倾斜。

简言之，政府与社会的教育管理权责是：政府雪中送炭、社会锦上添花。政府职责在于制定促进教育公平的政策，促进教育的非盈利、公共利益与公共参与。社会承担满足多样化教育需求的职责。

我满怀欣喜地听到，政府还将促进国民依法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公共参与，这种举措必然包涵公民对教育事务的公共参与；我还满怀欣喜地听到，政府将继续实行科学、民主决策，我希望大多数人做决定的民主程序能建立在尊重少数人观点的基础上，察纳雅言将减少决策失误，促进社会稳健发展；我还满怀欣喜地听到，政府将建立健全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并将致力于从制度上改变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的状况。

我相信，政府对“增强高校创新能力”的期待，也是致力于回答钱学森先生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努力，而创新能力、杰出人才，乃至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将在多样化的、雍容大度的稳健的公共社会萌芽，也只可能在这样的环境里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