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全国中小学卷进了心急火燎创学校特色的“运动”——层层领导作指示、发文件、搞检查、搞奖惩，不过是重复流行几十年来的 “搞运动”方式。但这种陈腐落后的领导和管理方式早已被历史证明行不通，如果决策者、领导者们还不深刻转变自己的话，这种危险的抓法必将导致创学校特色“运动”的失败！

危险之一：这种命令式的抓法必将失去创特色的根本动力。

几千年专制政治传统的影响、几十年计划经济“下级服从上级”纪律与“集体主义”道德的影响，让许多决策者和领导者顽固地坚持用指示、文件、检查、奖惩来发起和推动运动，似乎自己（也许再加上校长们）才是创学校特色的可靠动力。

但该想一想，就算各级领导的认识和做法都一致，他们加起来最多也只占教育队伍总数的1%而已，如果另外99%的教师、学生、学家长都不相信、不喜欢、不出力，哪所学校的特色能创出来？

要知道，学校变革的根本动力是教师，还有学生及其家长——命令式的抓法必将失去这一根本动力，那么学校的变革运动如何能顺利并成功？

这不是我个人胡说八道，决策者和领导者们可以去读读《决策与执行：制度视野下的学校变革》一书（周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现从其导论中引两段话来作证据：

“在传统的理论假设中，认为教育决策者总是不遗余力地发现与发明更优的管理策略与教育方案；教师总是不计个人的利益追求、不按个人的价值偏好，尽心尽职地执行学校管理决策和开展教学活动。因此，教育中的问题，并不是利益问题，也不是价值问题，而是如何寻找到更优教育方案的问题，是技术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不需要分析教育者的利益追求与价值偏好，只需要对教育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推导与完善就可以了”；

但“恰恰相反，教师的利益追求与价值偏好，正是推动教学工作的根本动力，是实现学校功能……的根本动力”。

该书导论还以“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却扎扎实实”和“课改培训常年不断、教师却无心专业发展”等事实为例，深刻指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素质教育和专业发展并没有给教师带来利益、反而只给他们强加了很多负担。

据此反思：今天的决策者和领导者们搞学校特色创建只靠命令式领导、强迫性管理，而不管广大教师、学生、家长有何所得、是否积极，也没想到他们会不会在指挥棒的逼迫下出工不出力甚至弄虚作假，——岂非相当危险？

危险之二：企图“创造”别人没有的特色。

今天校长们找特色正在推崇的口号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殊不知这一指导思想将造成两大危险！

先揭露其中第一个：据教育部发布的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截止2009年底全国共有36万6千多所中小学（含中等职业学校），如果都想与别人不同，校长们能搞出36.7万种特色来吗——显然不可能。非要这样搞的话，必将有无数学校无特色可搞，陷入茫然无措的危险！

谨以2011年第一、二期《人民教育》集中报道的重庆经验为例：

该直辖市3200多万人口、 8000多所中小学，其中180多所学校开展了首轮创特色试验，《人民教育》具体介绍了它们之中的13所——占180所的7%左右、占8000所的0.16%左右。据报道，这13所学校创建的特色包括：

综合类：重庆铁中“星光教育”，重庆七中“未来教育”，朝阳中学“人人成功”教育，人和街小学“人和教育”，树人小学“百年树人，立己达人”教育，西南大学附小“绿色教育”，重庆南开中学“办中学里的大学”，兼善中学“整体构建兼善文化，以兼善文化化育学生”；学科类：金山路小学“双语教育”；文学、文化类：汇龙小学“儿童文学校园”，中山路小学“国学教育”；艺术类：金沙街小学以集邮为突破口的“三品（邮品·学品·人品）教育”，杨小以书法为突破口的“立字立人教育”；体育类：江南小学以国际象棋为突破口的“走好每一步”教育，重庆七中的足球教育。

13所已经很少了，但尽管它们的特色在细节上有所不同，却在特色类型上绝非“人无我有”而是“人我都有”！现在来把视野放宽：如果参与学校大幅增加到180所、8000所甚至全国的近37万所，谁还能“人无我有”？我看，谁也不敢设想37万种特色类型、同样不敢设想37万种特色细节的存在！

所以，一所学校搞什么特色用不着眼巴巴地看别人，反而应该盯死自己的传统和现实，发掘那些有成效、有资源、有推动学校全面发展价值的实在项目，然后努力把它做成特色——再读一下《人民教育》对重庆13所学校的介绍，将发现它们正是这样做的。

如果不这样做而非要“人无我有”，那将使数不清的学校陷入“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窘境，岂不十分危险？

危险之三：把创特色贬低为混官场的“创政绩”。

现在来揭露那口号后两句“人有我优、人优我特”所隐藏的第二个危险：以“优”、“特”为目的，是不少校长内心所深藏官员心态的暴露，其真实意图不过是把创特色偷换为“创政绩”、混官场而已！如此作为，于师生、家长何益？于教育事业何益？

其实中央的教育发展新规划说得很明白，创学校特色的价值不是官员创“政绩”，而是把它作为一场持久战的突破口，用它的成功来拉动、推动学校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近二十年来，我曾目睹并大力支持过本市一批学校创建特色，但却未曾获得成功范例。其根本原因正像上面所说：从来的校长们追求的不过是把艺术、或体育、或科技做成亮点，以此开辟提高升学率的捷径；在实施方式上，重在组织极少数“苗子”学生挤时间、高强度抓特长训练；此外的各科教学则一味多补课、多考试、多作业搞应试教育。结果呢，升学率上了、学校名声大了，而素质教育、学校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却照旧难有进展！

2010年之后的今天，这条老路还走得通吗？

据《人民教育》2011年第一期张力先生文章介绍：高考对普高毕业生的总录取率已经从1990年的27.3%提高到了2009年的79.2%。另一方面我们又知道，如今高招对学科竞赛获奖者、体育或艺术竞赛获奖者、外语小语种的各类优惠政策已经并还将大幅度弱化。既然如此，那种走捷径式的老旧特色创建思路还会有前途吗？

衷心希望决策者、领导者们第三次读读《人民教育》对重庆13所中小学的报道——它们创特色的目的和做法正是追求学校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效果也果然不错，这才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好榜样！

最后让我们来做一个简要的概括。

以上三个危险抓法的总根源归结起来就是一个，决策者、领导者们的指导思想长久禁锢在简单化的机械论之中：以为学校就像一个挂钟，领导们调好它的规制、上紧它的发条，它就会自动老老实实地滴滴答答走下去，——至于众多师、生、家长，不过都是没生命、没意志的一个个零件，只要领导作好指示、发好文件、搞好培训，那么多学校的创特色便不难大功告成。

但实际上，近年来澳大利亚的诺尔·高夫和美国人威廉·多尔等专家都指出“我们将教育理解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复杂性使我们将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理解为是开放的、递归的、有机的、非线性的和突现的，而对那种机械论学说的可预测的和可控制的假设持怀疑的态度”（引自诺尔·高夫《复杂性、复杂性还原及教育探究中的方法论借用》一文，陆晓红译，载《全球教育展望》2010年第12期）。

新旧两种思想方法做做对比，我们是否有了新的感受和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