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需要伟大的教师
　　有位留学生很有感触地告诉我一件事，他在美国读博士，学习紧张艰苦，每天都很疲劳。一位非洲同学对留学生活有同样的感受，但这位非洲同学说：“你知道吗？每天早晨起来我都有一件最高兴的事，——我眼睛睁开时就会想到：我有一位伟大的老师。”——因为有一位伟大的老师，因为每天都能见到这位伟大的老师，也因为能从这位伟大的老师那里汲取到精神的源泉，获取生存的动力，就能使一个人感受到如此的幸福！
　　是的，我们很平凡，我们也只想做一个平凡的人。但是我们的学生需要最出色的教师，需要伟大的老师。一位优秀的教师，会像美国电影《春风化雨》（一译《死亡诗社》）里的基廷老师那样，让自己的学生学会独立思考，成为站立起来的人。当基廷被学校辞退不得不离开教室时，学生一个接一个地站到了课桌上，大声地喊道：“船长！我的船长！”——影片的这个结尾，从1997年起，我看了大约有五十遍，我之所以反复地体味这个场面，是想到：真正的教师应当追求这样的人生境界。
　　教师应当教育学生一生追求真理，这样他们才能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活着，能不断地挣断缠绕过来的锁链，有自己的人格追求。教师给学生心灵世界种下一粒什么样的精神种子，学生就会有什么样的未来。所以教师在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同时，要为他们打好精神底子。如果仅仅告诉学生“有了分数就有了一切”，那是多么庸俗猥琐啊！
　　我说过，要想我们的学生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自己不能跪着教书。优秀的教师一无例外应当是思想者。在瞒和骗中长大的人，思维是会有缺陷的，而一旦觉悟，就有可能转向虚无，什么都不信。所以，培养独立思考的一代，是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中国需要大批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教师来做瞒和骗的掘墓人。
　　什么是教师？难道指的是那种“叫你干啥就干啥”的人吗？我认识的许多老教师曾经发出过共同的感慨：许多错事不是我们自己要做的，只是缺乏独立意识，跟得太紧；而由于教师直接面对学生教学，也就直接地把错误教给了学生，——教师固然不需要直接对民族的不幸负责，但是他的工作价值又在哪里呢？现在教师对学生讲“学贵乎疑”，至多停留在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上，这是很不够的。教师自己应当先学会读书，善于思考。读书也要站直了读，跪着读，和不读书差别不大。
　　要引领学生成为精神上的人，教师自己首先要成为真正精神上的人。我带过一个特殊的班，那是1987年，南京大学强化部从六个省招来的“少年预备班”，委托我们完成高中教学。37个孩子绝大多数来自农村，这在一所城市名校很显眼。有人私下开玩笑，喊我“村长”，理由是“王老师班上的男生像民工，女生像小保姆”。作为班主任，不但管教学，还要当父母。那两年的故事很多，我不多谈，只说一件事。因为有些孩子不大愿意让农村来的父母到办公室见班主任，于是我告诉他们：和你们的爸爸妈妈一样，我当过农民，在那些年月里，我的脸比他们还要黑，我的手和他们一样粗糙，我一年中有八个月赤着脚……因为你们是劳动者的儿女，所以必须把头昂起来！也许是那一段时间严格的教育，他们现在都很有成就。
　　这些年我认识了一些青年教师，他们身上没有我们那么多的历史阴影，没有精神的重负，他们崭新的价值观体现出时代的进步。无锡一位校长告诉我，他的学校有位年轻的外语教师，业务很不错，衣着比较时尚，说话有些“另类”，深受学生欢迎。有一天，她主动报名去西北支教一年，领导感到有些意外，因为学校从来没有把她当作“积极分子”或是“培养对象”。她去了西北之后，领导才知道：这位女教师资助三位贫困学生读书，已经好几年了。后来学校要授予她一项荣誉，她觉得极不自在，坚辞不受，她不明白为什么要破坏她平静的生活。我们的学生正是在这些平凡的教师的平凡工作中，感受到人的灵魂的伟大。

　　要培养健全的人
　　前些天，刚刚结束军训的高一新生从营地回到学校，家长纷纷来接。我在校门口看到：凡是有父母“接驾”的，最重的行李都是父母吃力地扛着拎着拖着背着，而那些接受了七天军训的“兵”则趾高气扬地走在前面，旁若无人……你说这样的“军训”有什么效果？然而没过几天，语文教师就会看到学生充满激情的军训生活作文，那些话豪壮漂亮；再过些时候，他还会告诉你，他是怎样的爱自己的父母……你弄不清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你也无法判断他是不是在思想。很多学生，作为考试机器，可能是合格的；作为人，精神上并不健全。他们不会爱，也不会恨。
　　教育应该培养健全的人，要让我们的学生能像一个人一样地站直了活在世界上。培养学生懂得爱，懂得善良，教师自己必须有爱和善良的情感，必须是人格情感健全的人。常常听到教师的模范事迹，说他们为了学生的高考，如何把自己没满月的宝宝丢给别人带，如何丢下家中重病卧床的老人，晚上如何把五六岁的孩子一个人关在家中，等等。这些做法，恰恰是缺乏人性的表现；宣传这样的人和事，等于是宣传反人道、反人性。我们在自诩为礼义之邦时，不能以为那只是“君君臣臣”一类的政治纲常，应当注意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相敬如宾”怎么就不是礼义呢？
　　我曾对学生说：你们爱自己的父母，最好直接表达出来，要能向父母说一声“我爱你”。有位女生回家后对母亲说“妈妈，我爱你！”母亲不耐烦地说：“去、去、去！数学只考了65分，还说‘爱’我！”我问这位家长：“你女儿数学少考了一二十分，可是毕竟她还爱你；如果她考了一百分，但是不爱你，你会觉得怎样？”——麻烦可能也就在这里：在一些家长眼中，孩子是否懂得爱并不重要，如果考试分数低了才是不得了的事。在这种家庭氛围中长大的孩子，心理往往会出问题。即使学生能有一个极高的“分数”，然而人格不健全，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家庭而言，他只能是个不及格的次品甚或废品。
　　十多年前，我因撰文主张重视情感教育，主张“把人道主义写在我们教育的旗帜上”而获咎。当时“运动家”如获至宝，严词批判，上纲上线，轻车熟路，所幸只过了三五个月就灰飞烟灭。十几年过去了，那些拒绝人间温情，主张残酷斗争的“铁血知识分子”正因老病而感寂寞，因门前冷落而寂寞，因教育观念落后而寂寞，因儿女感情淡薄而感寂寞……由是想到，有些问题，本不需要讨论，如果大家都能有独立人格和健全的情感的话。
　　马加爵之类挥铁锤杀人固然可怕，但毕竟就那么几个，比之更可怕的是和青年在一起时，面对的那一双双呆滞冷漠的眼睛和一颗颗冷酷的心！某校一名女生轻生，遗体躺在教学楼边，在等待警察和法医的两个小时内，学校的其他班级竟然照常上课下课，照样读外语，照样解数学题，老师照样教，学生照样学，几乎一切如常……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会是什么样的人？我不敢想。
　　1999年5月下旬，就在高三复习准备高考时，班上有位学生毕彦波突发心脏病，在夜间去世。学校考虑到我是老教师，会做工作，要我去向学生宣布他的死讯，这在我是多难的一件事啊！全班同学的撕心裂肺的哭声让我终生不能忘记，谁也不相信乐于助人的好同学毕彦波就这样离去了。当时有人主张“淡化处理”、“尽量保密”，理由是“不能影响高考”。但是我们认为这是教会学生直面人生苦难的课堂，如果他们不去送别，就说明作为人的情感仍然是有欠缺的。那天倾盆大雨，全班同学都去为他送行，男女同学都哭红了眼睛，把一朵朵白玫瑰放在他的身边。第二天，班上有位擅长美术的同学在教室后的黑板上画了大幅的彦波头像，通栏是他生前写的一首《满江红》。我每走进教室，看见后面黑板上彦波的像，鼻子就发酸。学生说，老师，过七天我们就把它擦掉。我说，不，留在那里吧，这样我们班一个人也没少。不可否认，这件事对学生刺激很大。高考结束时，我和班主任周老师看了一下成绩，一些同学考分可能是低了几分，但是和此前相比，孩子们长大了，懂事了。教育要培养的是有人性的人啊！
　　文革初期及后来的插队经历，对我的思想刺激很大。人没有了灵魂，也就没有了尊严，没有了人格。当年那些“革命小将”竟能“以革命的名义”，野蛮地把军用皮带挥向白发的教师，挥向朝夕相处的同学和善良的百姓……前不久遇到一位海外归来的学人，当年她和同学友善相处，没想到文革狂风一起，同学竟去抄砸她的家，红卫女英雄还用皮带殴打她的母亲。事情过去三四十年，有人出来当和事佬，说“相逢一笑泯恩仇”。她不理解。我也不理解：一个十八九岁的人，竟然没有理智，丧失人性地迫害老弱；而活到快六十岁，仍然不知忏悔，不知道自己犯下的非人罪行，这样的人，是一个站直了的人吗？这难道不是教育的悲哀吗？
　　不久前，邵燕祥先生赠《找灵魂》一书，我翻了一天，心情却沉重了好多天，回忆了几十年前的事，也反思了几十年来的许多事。我觉得知识分子，特别是教师，都应有这样的反思意识。中国有过那种没有健全思维的教育，所以就在历史上写下了荒谬绝伦的一页，让我们一想起当年就不寒而栗，为了不再发生那样的劫难，我们应当把人道主义写在教育的旗帜上。
　　教育不像工农业生产，一个错误的决策会立刻导致严重后果，教育的失误，会隐蔽在一个漫长的时期，而当其滋蔓之时，真是天命难回！“十七年”的失误导致文革的疯狂，大批青少年没有得到“人”的教育，而文革中长成的一代，又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成为暴露思想素质的缺陷。持续10多年的应试教育会给未来造成什么样的困境，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要有正确的人才观
　　袁隆平是我那所学校五十多年前的毕业生，我访问过他两次，详细地问了他在校时教师的教学情况，他的回忆很有价值。我想不明白，现今物质条件这样好，为什么教育教学观念反倒不如那时候？如今的风气，就是考分第一、竞赛第一，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不重视人的发展。其实在我看来，学校培养研究杂交水稻的袁隆平，或者培养会种水稻的农民，都是教育的成就，无论如何不能视之为成功或失败。
　　当今教育界弥漫着一种市侩哲学，好像高考升学率是衡量一切的标杆，更有一些人把高考升学率当作了“政绩”。为此有些学校搞所谓“强化训练”，让高三学生从早上6点半忙到晚上11点，一个月只让学生休息一天。进入五月，有的学校教室里汗臭熏人，因为学生没有洗澡的时间。最近从报上看到某市的教学经验：“教师从早上6点半到晚上10点半一直在校陪伴学生”。也算一奇。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把这类做法称为“恶性补习”，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恶补”能达到我们这种“强化”水平。
　　这就不得不说到教育观和人才观了。我对门下学生高考考了多高的分一般没有什么印象，我也没有给班上的学生排过名次。在一个公平的社会，每个学生都有发展的可能。只看学生的考分，这是落后的文化。我门下的学生中，有几位给我的印象比较深。有一年期末考物理，物理老师后悔说，试卷有一题出偏了，学生可能会喊难。我往教室去的路上，遇到考完出来的学生，我问试卷中那道题难不难，前三个学生说的是“难得不得了”，“考得一塌糊涂”，“这一题是错题”。问第四位学生，他不慌不忙地用树枝在地上准确地画出了那道题，说，这里有个符号在理解上容易产生歧义，会有人认为难，但如此这般，就能做出来。——结果怎样？你一定意外：这四个学生全做对了！也就是说，有的学生做对了也不知道自己是对的，而那位学生却如此沉着镇定，思维清楚。后来我说过，他是个能做大事的人。十多年过去了，事实证明我没看错。还有一位是少年预备班的学生，平时也就满足于八十来分，但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上欲通天文下欲知地理。他常在晚自习时溜到我的办公室，政治局势，中外历史，无所不谈。每次劝他回教室看书，他总是说：“那点事好办”。他那两年高中读得潇洒大气，直到高考前还在看闲书，我认为他以后会有大出息。他在28岁那年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
　　可惜的是应试教育愈演愈烈，那样的学生今天几乎就看不到了。我常想，我们的教育不止是为了学生的今天，更是为了学生的未来。谁如果不懂得这一点，他可能很难承担起教师的责任。
　　让人遗憾的还在于过去许多有效的做法现在也不被人们理解。有位老教授曾对我说，他以前偏爱男生，可是现在学校的男生似乎和以前不同。我有点懂他的意思，他可能是想说现在没有那种敢做敢为敢负责任的小男子汉了。我思考过这个问题，一时也没有答案。我记得有两次，新年晚会上我给班上年龄最小的男生送的礼物是剃须刀。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要告诉他：别忘了你是男子汉！说起来也让人伤感，现在城市学校好像教育不出铁汉子、硬汉子了。想起20多年前的一件事。有一次晚自习结束，一个调皮的男生跑来找我，他和同学在教室打闹，手背砸到黑板下的水泥槽上，掌背皮肉绽开，鲜血淋淋，露出了骨头，我立刻骑车带他去医院。医生说要立刻缝合，谁知急诊室把麻醉药用光了。医生提出转院，可是万一下一家医院也有没有麻醉药呢？我怕耽误了，于是对那男生说，没有麻醉药也可以缝合，我臂上的这伤口缝合时就没用麻醉药，你也行的，来吧。我拿出手帕让他咬在嘴里，按住他，说：“你要是鬼喊鬼叫，我明天告诉全班。”说完让医生动手，这孩子硬是没吭一声。医生缝了4针，夸他好样儿的。医生忙得一头汗，嘀咕了一句“我还没见过这样做教师的呢”，我说，所以中国的教育落后呀，缺的就是男子汉的教育。——然而这事要是放在今天，一定有官司等着我：晚自修你为何不在现场？学生受了伤，为什么没通知家长？为什么不给学生打麻药就动手术？……再加上小报狗仔队添油加醋，兴风作浪，不知道会弄出多大动静来！我经常感慨，对我们的教育而言，好像一个时代结束了，早先教育上很多可行的做法，现在听起来像奇闻轶事一般。

　　有人问过，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你下一辈子会干什么？我说还是当教师。于是听话的人作感动状，说这些教师啊，一生奉献啊，灵魂高尚啊！——他们理解错了。我说来世还会选择当教师，是想到当今中国教育还有很多困难，以我有生之年可能仍看不到解决的希望，而我太想太想知道结果，所以只能寄希望来生继续看，继续实践。
　　　　　　　　　　　　　　　　　　　　　　　　　　　　　　　　　　200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