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要从背古文学起

题材曾经写过；部分内容免不了重复。再写，是要认真地再说一次，比较详尽的。不久前与两位对中国文字有研究的讨论，一致认为毫无古文（文言文）根底，中语文章写得好的没有见过。大家也同意，古文根底要靠背回来，没有其它妙方。今天国内的中小学，老师要求背古文及古诗词盛行。可见中文专家的想法很一致。

我是搞经济学的，对艺术有兴趣，但不是文字专家。无师自通，林山木可以作证，我的中语文字是胡里胡涂地自己搞出来的。二十年前胡菊人说我的古文根底好，所以文章可读。其实什么古文根底云云，主要是幼年时背过很多，当时不知何解，生吞硬吐也背熟了，长大后可用则用，章法是自己发明的。不是语文专家，但这些日子给我的文字打上高分的读者无数，使我感到飘飘然。既然读者给足面子，试谈中语文字之道也不算捞过界吧。

首先要说的，是我不能全用文言文写成整篇文章。短篇可以，长的不成。我为这个怪现象推敲了好一阵，解释有三点。其一，虽然古文背得多，但没有真的学过。无师自通，通到哪里就哪里。其二，文言文中有些字汇，白话文很少用，或根本用不着。这些字汇不多，大约一百几十个。如果要全用文言文下笔，这些字不能不研习一下。其三，为文我喜欢混杂一些广东俗语，或口头禅。我不欣赏纯用广东话写出来的文字，但久不久用半句，生动过瘾，可圈可点。这样习惯了，全用文言文就不容易写出来。

更奇怪的现象，是虽然广东话与文言文风马牛不相及，但混合起来容易。这可能因为广东话的平仄与韵脚容易处理，而粤曲的曲词，似通非通地以古文及广东话混合，可爱，或多或少对我有点影响。

没有跟进过胡适等前辈当年搞白话文运动的来龙去脉。我认为引进西方的标点符号重要，引进西方的分句与分段法门也重要。有了这些引进，分析性文字可以远为容易地写得清晰。但引进西方的文法我就不同意了。曾经有一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学子，替我的中语文章改文法，改得肉麻当有趣，使我啼笑皆非。

自古以来，中文是没有文法的。陶渊明不讲文法，苏东坡也不讲，我们为什么要讲呢？一个大文化的文字有其特征，有其个性，更改了这些就不像该文化的文字。好比不少中国人写英文，文法没有错，字汇也识得多，只是写出来的不像英文。这是大忌。文法了不起，字汇够多，但不像英文就完蛋了。一九五八年在多伦多，一位名为王子春的朋友教我写英文，说学语文要活在语文中。后来在英语行文上痛下苦功，我少管文法，只求活在英文，写出来象样。跟着练得与鬼子佬的英语高人无异，只是文法有错，找个文字编辑修改一下，文章就闪闪生光了。

中语文字的文体，其特征不讲文法，而是讲砌字。砌得好是赢，砌得差是输。所有古代的才子都靠砌字起家。中文重视音韵，要论平仄，而从骈文演变出来的文体要讲字数，唐诗与宋词的长短句也要讲字数。既然论平仄，讲字数，除了砌字没有其它办法。引进西方的文法会扰乱了文气，毁坏了节奏，不容易写得像中文。

砌字不容易，但这是中文。字砌得差劲读不上口，砌得精彩妙绝天下——这也是中文。学写中语文章是学砌字。怎样学呢？最佳的法门是背诵前辈大师的好文章：前辈怎样砌，我们择其佳者背诵，熟了，依样葫芦地照砌可也。像朱自清等白话文字高人，我们背诵学砌也有利，但背诵古文或古诗词可以事半功倍。古人砌字驾轻就熟，砌得精妙的朗朗上口，容易背。

背诵的时间投资不少，所以要慎重地选择佳作才下注。其实需要背的不多。我大概地算过，选得好，古文十五篇，唐诗宋词各五十，背得滚瓜烂熟的，就有足够的砌字本钱了。写我这种古、今混合的文体，背一些白话散文也有助。但白话文似乎不需要背，多读一些写得流畅的就差不多了。

细看自己写的几篇中语文章，发觉其实文言文用得少（奇怪当年菊人数次提及我的古文根底），有些用得多一点，有些绝无仅有。无可置疑的，是我的中文有点「古」味。不少读者这样说。最近一位读者说有六朝的味道，猜得好。少小时我最爱背魏晋文章，与六朝同期也。

为写此文，我试把自己文章中的零散古文句子，或句中的三几个文言文字，圈出，尝试全部改为白话文。改后文章不可读。骤眼看古文不多，但圈出算是「文言」的，却又满纸皆是。我可以写得出全部是白话文的文章吗？可以的，刻意地整篇用白话文，也算可读，但自己惯用的文体，有「文言」混杂其中的，圈出来改为「白话」，不可读矣。

我写中文是砌字，但写英语文章却没有砌过。我想，砌与不砌之别，应该起于中文是单音字，而文章不可以不论音韵。音韵及节奏是中、西皆论的，只是英文用的是多音字，写不出对联，无从论平仄，所以字不能砌，但要讲句法，要懂得把适当的字放在适当的地方（例如重要的字，要放在句首或句尾）。与中文无异的，是大家都讲文气。说实话，英文的表达能力强，可以写得潇洒幽美，但难学。英文难学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动词变化多，不容易用得好。其二是常用的字汇远比中文多，意思略为不同，稍有差池就变为下品了。

中文的动词是没有时式的，口气怎样说，或这里那里加一个字，时式不言自明，多么简单，多么过瘾。中文常用的字汇远比英文少，究其因，起于可以砌字。中文单音字的不同组合可以变出多个解法，但要砌，而这里砌那里砌，为了音韵与文气，整篇文章都要砌出来。真的，写中文，有时这句要用四个字，意思的表达要加一个，就想办法减除另一个，又或者改为六个字，跟着上文下理的字数可能要改了。

朋友，强逼你的子女背诵吧。背古文，从小背，不需要明白，背了再算。长大后，背得出就砌得出，字数的多多少少，或什么平仄音韵的，背得出是不用多学的。

 

知识就是力量

如非通过翻译之笔，中国历来没有这句话，或类似的说法。这是中国人的悲哀。

力本来是有形之物，但从西方文化那方面看，无形的思想，也是力量了。我不是说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类似的概念——事实上，中国人的抽象思想能力绝不后人。但在中国的成语中，这样的话似乎没有听过；而中国人低贬知识的力量，由来已久。在传统上我们有墨守成规的某家某家学说，在革命中我们的口号琅琅上口，知识是何物不值一提。

回顾历史，我觉得几百年来，中国执政者中尊重知识的重要人物，只有清初的康熙。康熙真是一个开明的好皇帝。在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度中，他的思想开放得令人难以置信。他欢迎外来的宾客；还不耻下问：「你能否教我怎样改进人民的生活？」这句话，中国的执政者再没有「下问」，已有好几百年了。

慈禧太后要建造颐和园，没有经费，就动用海军的粮饷。后人唾而骂之。为什么慈禧要那样做？答案是：康熙老早定下法例——永不加税！说起来，这个皇帝以少数民族之「尊」竟能把整个中国管理得头头是道，也不过是以知识化为力量。他博学多才，有恃无恐，不是酒淞α渴仟臼裁矗

从小我就欣赏「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因为自己手无搏鸡之力，就逼着要向知识那方面打主意。在美国的学术界内，知识与力量的相连是一个黄金定律。

记得在越战争期间，美国不少青年反战。这些青年之中有一部分是什么也要反的。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经济系内，有三几个属于造反派的青年教师，跑进艾智仁的办公室内说：「你们老头子有权，我们后生小子没有，所以非造反不可！」艾氏气定神闲地回答说：「知识就是力量。你们何必造反？只要你们的经济知识能胜过我，『权』就是你们的。」

是的，在学术行内，知识不仅是力，也是权。若知识与权力不连带在一起，那么学术的发展就困难了。八二年我回港任职，当系主任，朋友问：「校方给你很大的权力吧？」我回答说：「那种权力有等于无，因为行政上的权力可有而不可用：一用起来，同事们不高兴，这权力就无所适从。」不久前，港大一位行政人员说：「你是系主任，权在你手上！」我回答：「我们经济系谁做主任也没有分别。谁对经济学知得多，谁就有权，这是因为我知道其它同事都是以知识作权力的后盾。」他听得莫名其妙，可能他没听过或忽略了「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

自八二年回港任教职后，我就开始对「知识就是力量」之说有点疑问了。在我们这个东方之珠的大都会中，知识归知识，权力归权力。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妥。问题是，教育界中有些稍有权力的人，拜了毛泽东为师，视知识如粪土。

香港的教育真的是无奇不有。某些管理考试事宜的人似乎对我说：「你们当教授的懂得教学，但考试的事不是你们的专长，还是由我来管吧。」某些以教育为己任的专家似乎对我说：「你们教授的学术水平比我们高得多，但你们只懂学术，不懂教育，这后者非由我们来管不可。」一些因为学问平平无奇而逼着要搞一些可有可无的行政的人似乎对我说：「你们的学问看来不错，但你们在学生之间可以私相授受，胡作非为，我们非管不可！」这真是从门缝里观人，把人看得扁了。

近乎上述的诸如此类的话，我回港八年中已不知听过多少遍了。到最后，我不能不发点牢骚。当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对我说那些话时，我很不客气地回应：「我有很多学生的学生已经在美国当教授。我要怎样教，教什么，没有谁可以管得着。」

最近，一位朋友见我从不卖帐地办事，忍不住说：「你的权力似乎很大呀！」我回答说：「我讨厌权力，但我知道，知识就是力量！」

 

 

聪明可以训练出来吗？

　　原则上，一个人的智商是天生的，与后天的训练扯不上关系。然而，数之不尽的研究报告说，后天的环境、教育等，对智商测验的分数有很大的决定性。原则上后天的际遇对智商应该没有影响，测验成绩的反证是说测验本身有问题。因此，专家认为，智商只能在儿童测试才可靠。

但婴儿一出生就是后天，父母从第一天起的爱与关怀或多或少会影响儿童的脑子。这样，天下间不可能有可靠的智商测验了。把道理推到尽，我们可以说，除了脑子天生有缺陷，我们无从肯定人与人之间的先天智商有所不同。说不定，所有脑子正常的人的天生智力差不多，后天不同全是后天的际遇使然。

问题是，有些聪明显然是遗传的，后天的际遇怎样也不能圆满解释。中国的苏东坡一门三杰，英国的赫胥黎也是一门三杰，其它看来是由父母遗传给子女的聪明例子多得很，违反了先天没有决定性的或然率。

无论怎样说，我认为后天的际遇对智力影响很大。不是专家，我的感受，是莫名其妙的天才是遗传的，但一般的聪明却主要是后天的影响。我没有见过一个以前不幽默而后来变得很幽默的人，也没有见过一个以前毫无文采而后来变得大有文采的作者，但我见过不少以前不聪明而后来变得聪明的。

几年前张滔和我忽发奇想，考虑做一盘前所未闻的小生意。起因是一份报告，说从小多听古典音乐的孩子，长大后比较聪明，而古典音乐中莫扎特的「聪明」效果最大。我们相信，因为音乐的节奏与旋律是一种思维，而莫扎特的作品是最清晰地有逻辑性的。我们早就知道数学与音乐有连带关系，而莫扎特在数学上的天分有记载。

张滔的智商了不起，而他和我对莫扎特的音乐历来偏爱。我于是建议，让他和我选出一些最有清晰思维的莫扎特代表作，加起来两个小时的幽美音乐，出版一小套「聪明」唱片给孩子们聆听。后来因为获取版权的手续麻烦而打消主意。

想到上述的玩意，因为自己曾经有一次智力急升的经验。那是一九六二年，我花了三天时间细读费沙的《利息理论》，只读开头的一百五十多页，反复重读。读后觉得自己明显地聪明起来。费沙的名著不湛深，但文字的清晰与分层推理的紧密是我前所未见。读后再读其它论著，哪些清晰有理，哪些模糊不清，哪些大有问题，我可以容易地作出判断。去问当时比我知得多的教授，他们的判断与我新学得的看法大致相若。这是说，在很短的时期内，我的思维从一个学生的模糊跃升为一个教授的清晰，所欠的只是学问还差一大截。

思想是一条路，你没有走过不容易知道怎样走。胡乱地摸索是愚蠢状态。如果你跟一个思想大师走过一次，走通了，学得怎样走，就聪明起来。但好些称得上是大师的，其思路并不清晰，你跟他走了一次或多次也不一定知道怎样走才对。费沙的思路清晰得奇怪，又或者与我的脑子有格外适合的地方，我只跟他走一趟就增加了智商。当然，我也学过其它大师的走法，只是费沙那本书最快见效。

聪明可以学，能学多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造化。但聪明与创意是两回事，与想象力也是两回事。创意与想象不是两回事，也不是一回事。读者想想吧。

　　读书的经验

我们的祖先要鼓励青年读书时，说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不可轻信也。假若读书会使人大富大贵，可把美人左拥右抱，我今天还怎会有闲情逸致替《壹周刊》写文章？黄金我所欲也，美人亦我所欲也，但对我来说，二者之乐，皆不及读书。书可不是为了「黄金屋」或「颜如玉」而读的。

 

毋庸讳言，我是个读书「专家」，但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自一九六五年起，我很少读书；一九六九年后，读得更少；到港大任职九年，我没有到过图书馆一次。这是个有趣的转变。我读书的经验，是从杂转博，从博变专，从读转听，到最后只是思索，连听也懒得听了。

 

是的，我少年时书读得不好，可能是因为读得杂，学校教的我不闻不问，但课外的什么唐诗宋词、水浒三国、古文诗经、东莱博议、武侠小说、象棋书谱、掌相奇经等等，却读得津津有味，且往往过目不忘。进了大学，我由杂而博。经济学以外，我对逻辑学、历史、人类学、艺术历史等等学问，都有很大的兴趣。即使在主修的经济学内，我的阅读兴趣也包括价格理论、对外贸易、福利经济、经济发展等等。

 

进了研究院后，我从博变专。起初是专于价格理论；过了不久，就专于价格理论中新兴的产权及交易费用的问题。到了写博士论文时，我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产权与交易费用上，以及当时无人问津的合约理论那方面去。今天，不少行内的朋友认为，在经济学报上大行其道的合约理论，是我始创的。

 

拿到了博士，到了芝加哥大学之后，坐下来读书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其时为一九六七年。在芝大，我多看研究工作的资料，但少看的是书。好几家学报邀请我作评审员，我于是逼着读到不少未经发表的文章，觉得十之八九都不堪一读。六九年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邀请我评审文章的学报越来越多，不胜其烦，就避之则吉，推却所有评审的任务。

 

既不读书，也不评审，剩下来的时间当然是什么也不读了。自己专心研究合约理论，同好的有什么奇招怪着，总要找我研讨。于是，我不读而听，但到后来，我想我的，他说他的，我听而不闻也。

 

以上所说的读书经验，从杂而博，博而专，专而听，听而不闻，可不是我自高身价。杂转博，博变专，是很多人的读书经验。这是因为书读得多，就不期然地要一舒己见，而这样做，先博后专也许是自然的事，没有什么值得细说。然而，从专而变为不读，以至听而不闻，在学术界我应该是一个少见的例子吧。这个例子我不容易解释。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觉得书中所述的，或同行口中所说的，来来去去似乎都是那一套，没有什么新意，闷得怕人。另一个原因，是我觉得若真的要一舒己见，越少受他人影响越有意思。

 

独立的思考，好像在黑暗中幻想着无际的天空，半点约束也没有，其舒畅的感受难以形容。但在没有进境时，这样的思考很寂寞，有时觉得苦闷之极。然而，思想既然进入了四顾无人的天地，我不容易从这天地跑出来，找同行的朋友研讨一下，因为觉得自己所思索的，说来话长，提不起劲从头解释或细说端详。是的，我没有向同行的学者朋友提出自己难以解答的问题——这习惯，已有十多年了。

 

于今回顾，在寻求学问中我觉得最愉快的日子是六十年代初期。那时，我老老实实地用功读书大约有四年。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研究生图书馆内，我自己占有一个仅可容身的小房间。把自己要读的书都搬进去，带了干粮（地上可以睡觉），不分昼夜地一读数天，不明白的问题都记起来，一出馆门，找老师发问去也。如此读读问问，问问读读的，每过几天都觉得自己大有进境，其欢欣之情，不足为外人道也。

 

今天觉得是老生常谈、闷得怕人的学问，在六十年代初期我觉得很新鲜，对自己的思想很有冲击性。当时，我觉得这些知识是一个大金矿，应有尽有，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我于是惟恐「执输行头，惨过败家」，每天睡三几个小时就「淘金」去也。自己要读的书读之不尽，几位高手教授乐意指点迷津，仿如进入书卷之桃花源了。

 

是的，读书是一件很热闹的事，很够刺激，但同时也有很大的约束性。另一方面，「独行独断」的思考，毫无约束，使我感到舒畅，不过有时很苦闷，往往寂寞随之而来；而不闻不问的行为，不免使行内的朋友们觉得我是一个怪人了。

什么是想象力？

在《传世的思想》一文内，我谈到一个足以传世的思想不一定是聪明之作，但一定要有想象力。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直指想象力（Imagination）比任何思想重要。我没有听过有关「想象力」的定义，或读过有关的阐释。很显然，「想象力」不容易具体地说清楚。但正因为不知道他人之见，我倒可以无约束地说一下，让读者考虑。

 

有些人可以在数学上算得很快，快得惊人——这不是想象力。有些人可以一目十行，或过目不忘——这不是想象力。有些人智商奇高，其推理及理解能力叫人拜服——但这也不是想象力。那是说，聪明才智之士，不一定有想象力。胸有实学的人的想象力也不一定是超人一等的。那是说，想象力是很特别的一种天赋，是创作思维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但往往被一般人漠视了。

 

什么是想象力呢？先举一个例子吧。我认为以花比美人很有想象力。发明这比喻的人不一定聪明，而顶级智商的可能穷整生之力也作不出这比喻来。且让我举出一些中国诗人的「想象」例子吧。

 

单举唐人就够了。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贺：「天若有情天亦老」；「今古何处尽，千岁随风飘；海沙变成石，鱼沫吹秦桥」；杜牧：「落花犹似坠楼人」；白居易：「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李商隐：「蜡炬成灰泪始干」。

 

从以上的诗句或文句可见，那所谓想象力都是以引用例子而成，妙不可言，恰到好处，很有新鲜感。那是说，善用例子的人，其想象力总会有点瞄头，而智商奇高的不一定善用例子。

 

科学上，善用例子（有想象力）而创立石破天惊的理论的，首推爱因斯坦。屡见经传，此公的「相对论」是以例子想出来的。爱氏用例子之说容易相信，因为在当时，他不可能以观察到的事物或现象为依归。他只是以例子来想象。古往今来，以例子推理的成就来衡量，没有谁比得上爱因斯坦。

 

在其他科学上，以例子推理而有大成的例子数之不尽。以我熟知的经济学来说吧。在那所谓社会与私人成本分歧这个大题材上，经济学者用上三个如诗如画的例子。米尔（J.S. Mill ）的灯塔，使夜间的船只避开礁石，但船主不付费用而逃之夭夭。庇古（A.C.Pigou ）的禾田大地如茵，但火车从中经过，火花飞到稻穗上，损害而不负责。米德（J.E.Meade ）的蜜蜂翻飞，到百花齐放的果树采蜜，但却没有给果园主人付蜜浆之价。这些有名的例子都很有想象力，足以令人神往的。问题是这些大师以为举出的是实例，但其实与真实世界是脱了节的。这样一来，这些例子引导出来的理论，虽然传世甚久，却是错了。

 

触发高斯定律——那站在产权经济学中心的——所用的例子，不仅富想象力，近于幻想，但却是真的实例。该例子是二十世纪初期，美国东北岸上的人与出海的船只通讯，大家用上同一的波音频率，引起混淆。高斯（R.H. Coase）问，波音频率的产权谁属？以看不见的频率来论产权的界定，新奇过瘾，而跟着发展的产权理论就一日千里。

 

在实证科学上，有想象力的例子重要，但同样重要旳是要用实例。这不是说在推理时我们不可用空中楼阁的例子，而是推出来的理论的验证，迟早都要用实例。因此，一开始推理就用上实例，可以省却一重功夫。

 

用上精彩、恰当而又有启发性的例子，是想象力的表现了。然而，有些富于想象力的成就，其所用的例子过于直接，使人觉得没有用例子。

 

奥国和尚门德尔（G. J. Mendel ）在百多年前发现的遗传三大定律，是在教堂的后园种豆，观豆的高矮与豆花的颜色变化而想出来的。令我最心折的科学发现，门德尔的遗传定律仅次于相对论。作学生时我读到门德尔的贡献，好几个晚上睡不着，不停地想，这个和尚怎会无端端地到后园种起豆来的？当时的世界，是相信由血遗传或其它怪诞不经的见解。门德尔的想象力使我越想越佩服。他以种豆推理，是用上一个大有想象力的实例。

 

上文所谈的想象力，都是与「例子」有关的。例子可以是实例，也可以是虚构。说一个人有强的想象力，是说例子选得恰当，扣人心弦，有启发力，往往转换了一个角度，使人看到一个新的局面，另有天地，可以看得更远、更广阔的。

 

有些造诣的想象力是用不着例子的。说下象棋吧。这玩意主要是推理，但高手的神来之着，往往表达着不凡的想象力。有时我们可以说下棋的想象是前人走过的例子，但国手胡荣华在文革期间所走的棋，常有前无古人的着法，而这些无迹可寻的，似乎不是推理那么简单。无以名之，我称之为「想象」。美国昔日国际象棋天才费沙（Bobby Fischer ）走得天马行空，专家的评论认为不可能是推理想出来，故又称之为「想象」。数学的天分与下棋的不同，而一些超凡的数学天才，不用例子而无端地想出一些定理，惊世骇俗，又被称为想象。用例子的想象力已不容易具体地说明，不用例子的更是无理说不清。

 

想象力是一种天赋。但那不是智商，不是推理，不是记忆。当然，有了想象，以智商推理是很自然的事，但想象力的本身却与智商无关。以花比美人，与智商有什么关系呢？

 

说了这么久，那么想象力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想象力是一种联想。以例子想象当然是联想，不用例子的下棋或数学的神来之笔，智商再高也不一定想得出，推理推不到，但联想却可以别开生面。

 

联想有一种特异功能。风马牛不相关的事，可以被扯到同一问题上去。你说李贺，我想到爱伦坡；你说徐渭，我想到梵高；你说辛弃疾，我想到法国的印象派。这些联想是想象力，虽然很平凡。你提出任何经济上的问题，我都想到产权那方面去。这是高一点的想象力。不知奥国当年的那个和尚，凭什么会想到以种豆为例子的？爱因斯坦怎会想到以一个人飞行快过光来作比喻？

 

高斯曾经对我说：「不管你说什么，我总是想到马铃薯那方面去。」这听来是很蠢的吧！高斯的成就，以想象力胜。

想象力是怎样教出来的？

四月二十六日晚上在深圳市委党校讲话，一位听众问为什么这两年在国内出现了「张五常热」。我响应说国内的媒体既不能谈政治，又不能说宗教，批评政府不成，大爆贪污有难，黄色不准，黑色要免，不适者淘汰，剩下来可以大炒特炒的只有张五常。这回应博得哄堂大笑，一片掌声。

是的，天下虽大，媒体到哪里去找一个被人赞骂皆无动于衷的人？国内的朋友却有别说。一说是骂张五常可以成名，所以要成名的就出来凑凑热闹了。这假说不对，因为骂张五常是最近几个月的事，是「热」的效果，不是「热」的理由。另一说此「热」也，是起于我反对滥用数学与博弈理论，开罪了某些专家们。这更不对：街上的人不可能知道数学经济或博弈理论是些什么，而这些专家大都是朋友，历来是君子和而不同的。

我自己对那所谓张五常热没有什么感受，虽然国内的媒体很有点过甚其词。我个人认为，如果真的有张五常热的话，那应该是这几年国内的年青同学拍掌拍起来的。三年来我和太太到国内讲话五十多次，讲得用心，掌声是赚回来的，但那是我俩和同学们之间的事，不应该传到媒体那边去。

不久前一些国内的朋友说，批评张五常的言论，除了无聊的人身攻击，是指我讲话信口开河，误人子弟，不是天才不要学张五常云云。「天才论」是香港朋友多年来的说法，听说国内最近有「手抄本」。胡说八道，就是上帝也不知道我是个天才，而又有谁可以说任何一位生理正常的青年肯定不是天才呢？我教学是希望能把同学的脑子打开，让天才冒出来。这是不容易的教育工程。真正的天才凤毛麟角，但被我教成准天才的不下两掌之数。喜欢教学的人不会放过一个好学的学生。但好学不足够，有好奇心更为重要，是可以成为准天才的先决条件。像当年自己的老师一样，我教学的主要意图是触发学子的好奇心。这就是我常说的思想启发了。

教学四十年，深知自己之能与不能，外人的批评我是不管的。然而，五月二十九日晚上，太太在电视看到如下的报道：中国学子去年在美国拿得博士的二千多人，为非美籍学生之冠，比排第二的印度多出一倍，可嘉也。但跟着听到的美国专家评论，是中国学子虽然成绩了得，但缺少了想象力。后者可悲，大悲特悲，因为缺少想象力是学术上最令人失望的评价。可不是吗？翻出来的意思是说：中国学子的技术很好，但没有创意。苏东坡的后人怎会没有创意呢？天可怜见！

想当年在美国求学，教授们见我着着不依常规，以预感来去纵横，在课堂上不举手随意提问，认为孺子可教，循循善诱。这是后来被行内的朋友认为我可以单靠想象力而站得住脚的原因。后来自己在美国为人师表，教出来的比较好的学生，不管是鬼仔还是从香港去的，都善于想象。很明显，今天中国出外求学的被老外认为缺少了想象力，是因为出国之前被教坏了。我对教育的看法与国内及香港专家们的看法的一点不同之处，是我认为任何一个学生都可能是天才，而专家们主张的教育方法，不言而喻地假设大部分学生是蠢材。这样，就是天才也当作蠢材来教了。上述的观点分歧，证据多得很。让我只从讲学与考试这两个角度说说吧。

讲学我是从来不作准备的。这使外人批评为信口开河，不负责任。但我不备课不是为了偷懒，而是刻意地这样做。备课是举手之劳，花一点时间写下讲义，每次用时略为修改一下，授课时不用多想，心安理得。我不选这一套。我要在学生面前集中思维，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说错了就说错了。主要是自己怎样想就怎样说，想法有变说的也跟着变。学生要做的是跟着我的思路，与我一起想下去，就是我突然离题万丈，他们也要跟着我离题。这样，听我一课就是跟我的思路走了一程。重点是，我想象，同学们也跟着想象。

在经济学上，我曾经完全不抄笔记地听过五个高人的思路课程，全部是旁听、不修学分的。在洛杉矶加大有赫舒拉发（J.Hirshleifer）与艾智仁（A.A.Alchian），在芝加哥有佛利民（M.Friedman）、史德拉（G.J.Stigler）与夏保加（A.Harberger）。

纯以思路表达的讲学有两个困难。其一是水平不稳定：有时精彩，有时平凡，而有时说错了。这不稳定不是大问题，因为一个学期过后，用心的学生不仅在内容上会有所获，而更重要的是会学得老师的一点思考方法。第二个困难则远为严重了。那就是以思路讲学不可以受到干扰。同学提出有关的问题可以，甚至有帮助，但完全无关的问题，或学生迟到、早退，或明显地在打瞌睡、谈话说笑、手提电话响声，等等，都是思路讲学的大忌。香港大学的学生就不断地给我这些干扰，其密度外人不容易相信。相比起来，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国内学子的专注聆听有一百分，场场如是！这是我喜欢到国内讲学的一个原因。

转谈考试吧。香港和国内都着重考试，这「着重」是求知的障碍，而障碍最大的是那些墨守成规的公开试。我说过了，考试是求学的其中一个方法，但不是目的，而香港与国内都有明显的本末倒置的倾向。这里我更要指出的是，重于考试是重于教学生答问题，忽略了教学生提出问题。搞学问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想象力，不是起于答，而是起于问。学生不懂得问，是不可能有可取的想象力的。

我认为这几年到国内讲学得到同学的热烈反应，主要是他们没有遇到过我那种讲学方式。这使同学们耳目一新。纯以思路讲话，美国不难见到，但国内是绝无仅有的。我的安排是由太太译为普通话，学生听得清楚，通常是讲一个小时，让学生发问一个半小时。两个半小时，太太和我全神贯注，很累，但学生们挤着站同样时间，也全神贯注，是很值得的交换了。那些批评我信口开河、不负责任的所谓学者，根本不知道学问是怎样的一回事！

年多前我和太太到广州的华师附中讲话，据说是广东省学生最优的中学了。高三的同学要大考，来听的是比较年轻的十六岁左右的孩子。因为人多，好些带着小凳子进场，很可爱的。喜上心头，我对孩子们大谈自己少年时逃学钓鱼的乐事，怎样被逐出校门，怎样骗老师，跟着谈到二十三岁才有机会读大学，考历史可以怎样瞒天过海，考理论好比下象棋，而进了研究院后，少小时的钓鱼耐力与技巧就施展出来，写成了佃农理论。

在座的校长与老师们听着，木无表情，但孩子们非常开心，笑声、掌声不绝于耳。到提问时间，第一个问题出自一个男孩子。他问：「教授呀，我听了你这番话，觉得自己年轻了几岁，那是为什么？」当时我想，这个孩子学得快，有想象力，可教也！

 

从资助教育的两个基本原则说起

二月二十日的《苹果日报》有一个大字标题：《罗范椒芬舌战张文光》。顾题思义，这是关于政府资助教育应多应少或应加应减的「舌战」了。罗范椒芬是教育统筹局局长，是政府的人，面对赤字财政，要节省教育资助是很自然的。张文光是教协头头，代表教师公会，要增加政府教育资助不仅自然，而且多多益善。

 

你要加，我要减，毫无原则的争议，「舌战」一百年也不可能得到有意思的解决办法。我说没有原则，是一方面为教师争取收入，这是与资助教育的本意脱了节的；另一方面要减少支出，也与资助教育的原意脱了节——难道政府大有盈余，就应该乐善好施，大花纳税人的钱？

 

衡量政府资助教育的或多或少，有两个原则是没有谁可以合理地否决的。

 

第一个原则是资助教育从来都是指资助学生——尤其是热衷于求学但出不起钱的学生——而不是指资助教师或学校的。当然，政府资助学生，对学校的员工及教师会有好处。但学校不是出粮机构，他们的存在是为了出售知识，学生是顾客。把钱交到学生手上，指明只限于求学的用途，就是资助教育了。至于学生要学些什么，要进哪间大学，到哪个地方去就学，一般来说，其选择愈自由愈好。

 

今天香港的情况本末倒置，资助的钱交到学校去，学生顾客没有什么发言权，而校方出售的知识是否有所值，没有市场衡量过。要是资助教育的本意是资助学生的话，那么老实说，张文光先生就没有什么资格在这方面发言了。他不是代表学生工会，而是代表教师工会的。但资助教育可不是资助教师，是多是少教师及他们的代表无权过问。

 

不要误会，我不是在搞什么文字游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有好些城市的市政府认为儿童是应该多喝牛奶的。政府于是资助儿童喝牛奶，把换奶的凭券交到儿童的父母手中。如果当年美国的市政府把资助牛奶的钱交到牛奶商人的手上，读者认为会怎样呢？

 

要争取多一点政府的牛奶资助，出声要求的人应该是儿童或儿童的父母，而不是牛奶商人。当然，当年在美国，有不少牛奶商人像张文光先生那样，跑到政府作说客，但那是令人反胃的政治活动了。事实上，有些城市中了计，要政府把牛奶钱交到商人的手上，换来牛奶价格管制，一塌糊涂，最后是取消牛奶资助。

 

第二个资助教育的基本原则，像资助牛奶一样，是教育的所值要以市场的判断为依归的。教育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之物：在市场不值钱，说得怎样高深，怎样曲高和寡也无补于事。君不见，今天美国前二十五名的大学，差不多全部是私立而在市场出售教育的。

 

如果你是爱因斯坦，要研究市场没有价值的相对论，而你自己又没有家传的钱，那么你要找点外来的研究金是不难理解的。在美国，好些富有的人的基金或政府设立的基金，可以接受一个研究者的申请，而香港政府对大学所供应的研究金大为可观，在比例上远高于美国。但这些是资助没有（或看来没有）市场价值的研究，不是资助教育。我们要资助的教育，是教育本身有市值，只是我们认为需要购买而又乐意购买教育的人出不起钱，政府就随缘乐助了。

 

不要以为有些学问或教育大有意思，对社会大有贡献，但在市场卖不起钱，所以政府就应该资助这些教育了。你可能认为医学呀、工程学呀、金融、经济等等教育有市值，而文学、艺术、历史之类，很重要的教育，没有市场，是需要资助的。这观点不对。要是查良镛讲中国历史，董桥讲文学，黄君实讲中国艺术史，黄永玉讲中西艺术比较，黄苗子讲八大山人——收入场费，你会见到我付钱聆听。在美国念研究院的儿子告诉我，在他的大学，凡是值得聆听的学术讲话，例必高朋满座，要收入场费是没有困难的。

 

以我熟知的在香港的大学教育而言，绝大部分的学系是有市场价值的，但学生上课的习惯非常差。这一则是免费的学习搞不起学术气氛（据说外间的中学补习社交了钱的学生一定到），二则是老师的教法提不起学生的兴趣。香港的大学的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是自然科学（如物理等）的市场需求甚小。这些是我个人最佩服的学问，但在香港的就业市场，一个物理学毕业生不知道到哪里才能找到与所学有关的工作。

 

我说过好几次了：政府应否资助教育，是主观的问题，我们不能以客观分析得到答案。但如果我们认为必须资助教育，那我们就要按原则从事，不可以多呀少呀地乱说一通。我们要把研究的资助与教育的资助分开（香港政府是分开的，但到了大学就起了混淆）。我们要明白资助教育，是资助学生，不是资助学校或老师（这一点，香港政府大错特错，因为我们采用的是「直资」，把钱直接交到学校手上）。我们也要明白教育或学问是一种产品，其价值是要以市场为依归的——教育既不清高，也不神圣。然而，在庞大资助下的香港教育，因为市场顾客没有发言权，也没有选择，教育的概念变得「清高」、「神圣」起来了。

 

无论怎样说，来来去去我们只有一个结论：要资助教育，能遵守上述两个基本原则的可靠办法，是推行学券制。

　　思考方法

　　我综合了普通人也可作为实用的的大概，分析如下。

 

（一）谁是谁非毫不重要

假如你跟另一个人同作分析或辩论时，他常强调某一个观点或发现是他的，或将「自己」放在问题之上，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思考是决不应被成见左右的。要「出风头」或要「领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过程上，「自己」的观点不可有特别的位置。「领功」是有了答案之后的事。在推理中，你要对不同的观点作客观的衡量。

有些人认为佛利民好胜、强词夺理地去维护自己的观点，这是错的。佛利民的思想快似闪电，但他认错更快！因为他认错太快，往往给人的印象就是没有认错。在我所认识的高手中，没有一个推理时将「自己」加上丝毫重量的。事后「领功」是另一回事。

同样地，在学术上没有权威或宗师这回事——这些只是仰慕者对他们的称呼；我们不要被名气吓倒了。任何高手都可以错，所以他们的观点或理论也只能被我们考虑及衡量，不可以尽信。当然，高手的推论较为深入，值得我们特别留意。我们应该对高手之见作较详尽理解，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们不可以为既是高手之见，就是对的。高手与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广泛，后者肤浅而狭窄。

我一向都佩服史密斯、米尔及马歇尔等人。但当我研究佃农理论时，我就将他们的佃农理论一视同仁，没有将他们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是不可能将他们的理论推翻的。

 

（二）问题要达、要浅、要重要，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

问题问得好，答案就往往得了过半。在《读书的方法》一文内，我述说了求学时的发问主旨。以发问作为思考的指引，有几点是要补充的。

第一，问题要一针见血。这是佛利民的拿手好戏。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喜欢这样回答：「且让我改一下你的问题。」（Let me rephrase your question.）他一改，就直达你要问的重心，十分清楚。我们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就是要试将一个问题用几种形式去发问，务求达到重点的所在。举一个例子。当佛利民解释某法国学者的货币理论时，我问：「他的主旨是否若时间长而事情不变，人们就觉得沉闷？」佛利民答：「你是要问，是否时间越多，时间在边际上的价值就越少？」这一改，就直达经济学上的「替换代价下降」（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定律；他无需答我，答案已浮现出来了！

第二，问题要问得浅。这是艾智仁（A. A. Alchian）的专长。谈起货币理论，他问：「什么是货币？为什么市场不用马铃薯作货币？」当经济学界以功用（Utility）的量度困难为热门的争论时，艾智仁问：「什么是功用？什么是量度？我们用什么准则来决定一样东西是被量度了的？」这是小孩子的发问方式。后来艾智仁找到了举世知名的答案。量度不外是以武断的方式加上数字作为衡量的准则，而功用就只不过是这些数字的随意定名。假设每个人都要将这数字增大，就成了功用原理。这武断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释人类的行为，就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与社会福利无关！

我自己的「佃农理论」，就是由几个浅问题问出来的。传统上的理论，都以为土地的收成若要将一部分分给地主，那么地主以分帐的方法征收租金，就正如政府征税一样，会使农民减少努力生产的意向，从而使生产下降。我问：「既然生产下降，租值就减少了，为什么地主不选用其它非分帐式的收租办法？」我再问：「假如我是地主，我会怎么办？假如我是农民，我又会怎么办？」

第三，要断定问题的重要性。在我所知的高手中，衡量问题的重要与否是惯例。赫舒拉发更喜欢把这衡量放在一切考虑之前。学生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回答：「这问题不重要。」于是就想也不再想。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呢，他就从座上站起来！

判断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太难。你要问：「假若这问题有了答案，我们会知道了些什么？」若所知的与其它的知识没有什么关连，或所知的改变不了众所周知的学问，问题就无足轻重了。

有很多问题不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问题。什么是蠢问题呢？若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没有其它的可能性，那就是蠢问题了。举一个例。经济学是基于一个「个人争取最大利益」的假设；这就暗示着个人生产是会尽可能减低生产费用。有一个学者大做文章，问个人的生产费用是否会过高了？但基于这作者自己的假设下，「过高」是不可能的。佛利民就下评语：「愚蠢的问题，得到愚蠢的答案，是应有之报！」

 

（三）不要将预感抹煞了

逻辑是推理的规格；但若步步以逻辑为先，非逻辑不行，思考就会受到压制。不依逻辑的推理当然是矛盾丛生，不知所谓；但非经逻辑就想也不想的思考方法，往往把预感（Hunch）抹煞了，以致什么也想不到。逻辑学——尤其是数学逻辑——是一门湛深的学问，但若以逻辑先入为主，就会弄巧反拙。

在念书时我拜读过爱因斯坦与逻辑学高手朴柏（K. Popper）辩论的书信。他们争论的是科学方法的问题。在这辩论中，我以为朴柏胜了一筹；但在科学上的贡献，他却是籍籍无名的。

逻辑是可以帮助推理的正确性，却不是思想（Idea）或见解的根源。科学方法是用以证实理论的存在，但它本身对解释现象毫无用处。那些坚持非以正确方法推断出来的思想是犯了规，不能被科学接受的观点，只不过是某些难有大贡献的人的自我安慰。这种人我遇过了不少。他们都胸有实学，思想快捷——缺少了的就是想象力。

纯以预感而起，加上想象力去多方推敲，有了大概，再反复以逻辑证实，是最有效的思考方法。只要得到的理论或见解是合乎逻辑的规格，是怎样想出来的无关重要。那些主张「演绎法」（Deductive Method）或「归纳法」（Inductive Method）的纷争，不宜尽听。苹果掉到牛顿的头上（或牛顿午夜做梦），万有引力的理论就悟了出来。又有谁敢去管他的思考方法是否正确。

有一些独具卓见的学者，其逻辑推理的能力实在平平无奇；他们的重要科学贡献是经后人修改而成的。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 Malthus），推理的能力比不上一般大学生！近代获诺贝尔奖的海耶克及舒尔兹（T. Schultz），推理也没有过人之处。这可见思想见解（Idea）是首要，逻辑次之。马克思的基本困难，就是他本人在推理上已是低手，逻辑不通，而不少后人代为修改也弄得一团糟。那就是说，马克思的预感虽有创见，却经不起逻辑的考验。

得到了一个稍有创见的预感，就不要因为未有逻辑的支持而放弃。在我所认识的学者中，善用预感的要首推高斯（R. H. Coase）。无论我向他提出任何比较特出的意见，他就立即回答「好像是对了」或「好像是不对的」。先有了一个假定的答案，然后再慢慢地将预感从头分析。

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有人提议大地主的农产品售价会是垄断的市价，缺乏市场竞争，对社会是有浪费的。我冲口而出：「怎么可能呢？假若全世界可以种麦的地都属我所有，我就一定要将麦地分开来租给不同的农民耕种；麦收成后农民就会在市场上竞争发售，那么麦价是竞争下的市价。」高斯在旁就立刻对我说：「你好像是对了。」三天之后，我再遇高斯时，他又说：「你好像是对了。」我问他我对了什么？他说：「麦的市价。」几个月后，在闲谈中，高斯旧事重提：「我认为在麦的价格上你是对了的。」对一个不是自己的预感而日夕反复推断，确是名家风范，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另一个已故的高手朋友，名叫嘉素（R. Kessel），是行内知名的预感奇才。在一九七四年（他死前一年）我有幸和他相聚几个月，欣赏到他的不知从何而来的预感。嘉素有一条座右铭：「无论一个预感是怎样的不成理，它总要比一点意见也没有为佳。」他又强调：「若无半点见解在手，那你就什么辩驳也赢不了。」

预感是每个重要发现都缺少不了的——从哪里来没有一定的规格，有时究竟是什么也不大清楚。在思考上，预感是一条路的开端——可走多远，到哪里去，难以预先知道——但是非试走一下不可的。走这路时逻辑就在路上画上界线，将可行及不可行的分开。走了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较为清楚。好的预感的特征，就是路可以越走越远，越走越清楚，到后来就豁然贯通。「没出息」的预感的特征正相反。

不要以为我强调预感的重要，是有贬低逻辑及科学方法之意。我曾经是加纳（R.Carnap）的学生，怎会轻视这些学问？我要指出的是逻辑是用以辅助预感的发展，用早了是可将预感抹煞了的。

 

（四）转换角度可事半功倍

任何思考上的问题，一定可以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换言之，同样的问题，可用不同的预感来试图分析。在这方面，我认识的高手都如出一辙——他们既不轻易放弃一个可能行得通的途径，也不墨守成规，尽可能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转换角度有如下的效能——

第一，茅塞可以顿开。茅塞（Mental Block）是一个很难解释的思想障碍，是每个人都常有的。浅而重要的发现，一个聪明才智之士可能绞尽脑汁也想不到！但若将思想的角度稍为转变一下，可能令茅塞顿开。想不到的答案，大多数不是因为过于湛深，而是因为所用的角度难以看到浅的一面。重要的例子不胜枚举。

一间工厂为了生产，对邻近的物业造成污染而有所损害。历久以来，经济学者都建议政府用几种办法去压制工厂的生产，从而减少邻近物业的损失。这个老问题到了高斯的手上，他就将角度倒转了：「压制工厂生产，就等于邻近的业主对工厂有所损害，究竟要被压制的应是哪一方？」高斯定律是由此而出的。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近十多年来在世界上大行其道的「财务投资学」（Corporate Finance）。这门学问其中的一个创始人沙尔波（W. Sharpe）的成名之作，是在有风险的情况下，首次在原理上断定了资产的市价。虽然这原理还有着明显的缺点，但对一个当时高手云集而不可解决的重要问题，稍可成理的答案已足令其驰名遐迩。沙尔波的「破案」出发点，就是将一条当时众所周知的曲线倒转了来划。

第二，角度可以衡量答案。从一个角度看来是对的答案，换一个角度却可能是错了。任何推理所得的一个暂定的答案，都一定可以找到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衡量。若从不同的角度都不否决这个暂定的答案，我们就可对答案增加信心。当然，可靠的答案还是要经过逻辑及事实的考验的。

第三，角度有远近之分。在思考的过程中，细节与大要是互补短长的，无论细节想得如何周到，在大要上有困难的见解，思考者就可能前功尽废。但在大要上是对的思想，细节的补充只是时间问题——就算是错了细节也往往无伤大雅。在这方面的思考困难，就是若完全不顾细节，我们不容易知道大要。有了可靠的大要而再分析细节，准确性就高得多了。

思想一集中，脑袋就戴上了放大镜，重视细节——这是一般的习惯。善于思考的人会久不久将问题尽量推远以作整体性的考虑。

五）例子远胜符号

推理时可用例子，也可用符号；有些人两样都不用，只是照事论事，随意加点假设，就算是推理。后者是茶余饭后不经心的辩论，算不上是认真的思考。有科学性的思考，用例子是远胜用符号的。

数学是以符号组合而成的一种语言；严格来说，任何语言文字都是符号。画面是没有符号的，但也是表达的一种方式。用大量的字来表达画面，就成了例子。思想是抽象的。要证实抽象思想的正确性，数学就大有用途，因为它是最严谨的语言。但有效的思考方法却是要将抽象现实化。画面比符号较接近现实，因此较容易记；所以在思考上，用例子就远胜用符号了。

以善用数学而负盛名的经济学者，如森穆逊（P. Samuelson）、阿罗（K. Arrow）、乌沙华（H. Uzawa）、史得格斯（J. Stiglitz）等人，都是以例子帮助思考的。以数学求证是得了大要之后的事。其它少用数学而善于思考的人，用例子更是得心应手。有些学者只用符号或少用例子的，但有重要发现的却很少见。中国人天分之高举世知名，但用例子的能力就比较弱了。这一点我实在不明白（可能佛学的例子过于抽象，造成不良影响；这问题要请岑逸飞代为解答）。以我之见，韩非子还算过得去，但孟子及孙中山所用的例子就往往似是而非，不知所云；他们成不了推理高手，是不难了解的。

善用例子的人，再蠢也蠢不到哪里去。用例子有几个基本的法门，能否善用就要看个人的想象力了。现试将这些法门分列如下。

第一，例子要简而贴切。以例子辅助推理，理论的重要特征是要全部包括在例子之内。通常的办法就是将例子内的枝节删去，使重点突出，务求在重点上例子与理论有平行的对比。简化例子要有胆量，也要有想象力。在经济学历史上，简化例子最有本领的李嘉图（D. Ricardo）——所以李嘉图的经济模型的广博度，至今仍未有人能望其项背。那就是说，例子简化得越厉害，复杂的理论就越容易处理。

第二，例子要分真假。所有可用的例子都是被简化了的。以严格的准则来衡量，没有一个例子是真实的。但有些例子是空中楼阁，其非真实性与简化无关；另一类例子，却是因事实简化而变为非真实——我们称后者为「实例」。纯以幻想而得的例子容易更改，容易改为贴切，是可帮助推理的。但要有实际应用的理论，就必须有实例支持。少知世事的人可先从假例子入手，其后再找实例辅助；实证工夫做得多的人，往往可省去这一步。经验对思考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因为实例知得多。

第三，例子要新奇（Novel）。众所周知的例子不仅缺乏吸引力；在思考上，较新奇的例子会较容易触发新奇的思想。第一个以花比美人的是天才，其后再用的就少了创见。工厂污染邻居的例子，庇古用时是新奇的；用得多了，启发力就减弱。高斯在同一问题上作分析，采用了牙医工具的声浪扰及邻居、大厦的阴影减少了隔邻泳池的阳光等。这些比较新奇的例子，都启发了一些新见解。

第四，要将例子一般化（Generalise）。这一点，中国人是特别弱的。事实不可以解释事实；太多理论就等于没有理论。将每个例子分开处理，理论及见解就变得繁复，各自成理，无意中变成了将事实解释事实。将多个不同的例子归纳为同类，加以一般化，是寻求一般性理论的一个重要方法。

马克思走李嘉图的路，将资本跟土地及劳力在概念上分开。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缺乏一般性，使剩余价值无家可归，要自圆其说，就指责资本家顺手牵羊，将这剩余的剥削去了。李嘉图自己从来不相信价值是单从劳力而来的；他想不通将不同资源一般化的方法，知道自己的理论有困难。这困难要到费沙（I. Fisher）才清楚地解决了。

在社会耗费的问题上，庇古所用的例子分类太多，以致他的理论模糊不清，前后不贯。这问题到了高斯手上，他就认为在社会上每个人无论做什么对其他人都有影响；他于是就将所有对人有影响的行为归纳为产权的问题。

在另一个极端，过于一般性的理论，因为没有例外的例子，所以也没有解释的功能。有实用的理论是必须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因此，例子既要归纳，也要分类。分类的方法就是要撇开细节，集中在重点上不同例子之间难以共存的地方。将一个例子分开来处理，我们也应该找寻跟这例子有一般性的其它例子。世界上没有一个「无法一般化」的实例。若是有的话，在逻辑上这实例是无法用理论解释的——这就变成了科学以外的事。

第五，要试找反证的例子（Counter Example）。思考要找支持的例子；但考证是思考的一部分——考证就要试找反证的例子了。史德拉（G. Stigler）、贝加（G. Becker）等高手，在辩论时就喜用反证。可靠的理论，是一定要有可以想象的反证例子的——但若反证的是实例，理论就被推翻了。

 

（六）百思不解就要暂时搁置

人的脑子有难以捉摸的机能——连计算机也能想出来的脑子，其机能当然要比计算机复杂得多。拼命想时想不到，不想时答案却走了出来，是常有的事。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在不经意中走出来的答案，一定是以前想过的老问题。以前想得越深，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机会就越大。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以置信。

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时间并没有白费。将问题搁置一旁，过些时日再想，可有奇效。就是不再想答案也可能会在无意间得到的。我的价格管制文章写了三年，公司原理十二年，玉器市场九年仍未开笔……这些及其它文章加起来起码有百多年！不是言过其实，而是搁置着等时机成熟而已。贝加及艾智仁等人的文章，好的都是下了多年的工夫。高斯有几篇等了三十多年的文章：他今年七十四岁了，等不到是经济学上的大损失。但人各有法，而等待是思考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科学上的思考是一门专业。跟其它专业一样，熟能生巧。可以告慰的，就是无论问题看来如何深奥，好的答案往往是出奇地浅的。

电子游戏为祸不浅

　　我是个不赞成政府左管右管的人。这样，我当然反对政府禁止电子游戏。二十五年前我玩过这种游戏，确有娱乐性，可以消磨很多时间。但那时四十多岁了，工作忙，不可能沉迷于任何游戏，只是有时要散散心，而电子游戏可以独自玩耍，不需要有对手，玩半个小时是不错的消闲。

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职后不再染指。但一九九八年，到美国某赌城参加会议，作美国西区经济学会会长演说，闲着无聊，不好赌，坐在一架会摇动的电子游戏机上玩快艇比赛，玩了几个小时才拿得最高分数，筋疲力尽，花了数十美元。那是最后一次。

我的女儿从来不玩电子游戏。儿子是玩的，玩得不少，近于专业水平，但他明白事理，知所适从，功课了得，所以我不管。如果儿子沉迷于电子游戏，我会管。教导儿女我放纵，但如果他们不懂先后，我会矫正，而不良嗜好我是先解释而后禁止的。儿童或青年沉迷于电子游戏，政府不应该插手，但父母不管是问题。

不记得几个月前在这里发表了哪篇文章，一位中学老师读到，发出问卷向学生调查，得到的统计，是每个学生平均每天花六个小时玩电子游戏！这是大祸。可能在家中以计算机玩之的金钱费用近于零，但也是大祸。

在中、小学时我因为玩耍过度而两次被逐出校园，今天当然没有资格反对青少年多玩耍了。一般而言，玩耍对儿童的思维发展有利，荒废了功课，得可偿失的机会不少。但电子游戏是另一回事了。

电子游戏有两个大问题。其一是这种游戏完全用不着想象力。无论变化怎样复杂，电子游戏提供的是固定的图案程序，思考或想象用不上。回想昔日逃学去钓鱼，我研究潮水与不同鱼别的品性，想出各种钓法。结果是太古船坞二号牌对开的黑魶差不多被我一个人钓清光，一举成名，被誉为筲箕湾四大鱼王之一。打乒乓球，容国团和我不断地研讨怎样打法才对。阿团的球技当然远胜于我，但他喜欢我的想法。当时日本雄视世界乒坛，我说日本仔站在左角只以右手抽击的打法，不能左右兼顾，是大漏，可破也。阿团于是发明了左推右扫，破之。我说攻胜守，因为后者走来走去，体力不逮。阿团于是只攻不守，今天成为一般打法。我又说持横板迟早胜持直板，因为前者拍力较大，也可以伸长多几吋。昔日直板当道，今天持横板的冠军是较多了。

电子游戏的第二个问题，是没有作品拿出来。昔日放风筝，以玻璃线把他人的风筝之线60280;断，是我尝试过的最刺激的游戏。我自己设计风筝，自制玻璃线，于是「60280;」无不胜，街坊邻里传为佳话。以树叉射鸟，自己制造，多番研究，命中率最高的树叉阔度是自己的三个半指头。

儿童是要玩耍的。因为玩耍而荒废了学业有点那个，但只要玩耍时不断用脑思想，荒废其实不多，甚至得可偿失。电子游戏有什么思想可言呢？设计电子游戏的人当然要用脑，但玩该游戏的只凭死记，凭熟练，不需要想。

这些年来香港学生的语文水平，无论中或英，皆如长江日下。电子游戏玩得多当然浪费了语文的学习时间。但语文要用想象力，其练习需要有作品。电子游戏与语文格格不入，是以为难也。

背诵大有裨益

我曾在《怀古说》一文内提到五十多年前就懂得背诵杜牧的「折戟沉沙……」，而该文又说明是「六十有感」。一些读者屈指一算，那时我还不到十岁，怎可以「折戟沉沙」一番，背诵什么「铜雀春深锁二乔」？

我不是一个背诵天才，但认为每个人在少小时的背诵能力特别强。少小时没有烦忧，脑子里没有牵挂，没有污染，只有一片天真的纯洁，什么诗词歌赋之类，是很容易在记忆中刻上去的。

我懂得背诵整首《长恨歌》、《琵琶行》、数以百计的诗词、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王勃的《滕王阁序》等诗文时，只有七、八岁。当时我不明白其中的内容，字也不识得几个，但就是懂得背诵。

事情是这样的。抗日战争期间，母亲带着我们六个孩子在广西逃难，在桂林、柳州一带逗留大约一年，然后逃到平南，步行十多个小时，抵达一个名为哪沙的村落，在那里住了一年多。

哪沙是「如假包换」的穷乡僻壤。那里的村民不相信世间有汽车、火车，飞机更不用说了。更「僻」的是，这村子里没有谁识字的，所以没有笔墨，也没有纸张。母亲总是希望我们能继续求学，但连纸笔也没有的地方，怎么办？

好在机缘巧合。跟我们一起逃难到哪沙村去的，有五名男子汉，都是「性格人物」。我记得一位是画家（曾用烧焦的木炭替我在墙上画了些「造像」）；一位是打功夫的师傅；一位懂英语，是阿Q所说的假洋鬼子；一位懂中药，教过书，沉默寡言。还有一位是姓邓的，曾教古文维生，整天书空咄咄。

这邓老师很八股，整天在哦哦地吟诵。他身无长物，但带着一堆诗词歌赋与古文之类的书本，一有空就拿起来哦呀哦的。在哪沙，我们大家都无所事事，因此邓老师「口水多过茶」，天天以吟诵自娱了。

我那不识字的母亲听说邓老师有点学识，就要我们跟他学习，但真正从邓老师那里学到一点什么的，就只有我一人。这往往是因为每个天黑而不能出外玩耍的晚上，邓老师朗诵一句诗、文，我就「依样葫芦」照样朗诵一句。字音或长或短，或速或缓，但没有或高或低的，两人一起咿咿哦哦，倒很过瘾。一年多的晚上差不多都是这样度过的。

由于没有纸笔，邓老师只好教我这样背诵。可能是因为我当时只有七、八岁，他从来没有向我解释诗文的内容。我开始明白有关的内容，是好些年后的事，而因为懂得背诵，久不久就把记得的诗、文在脑中转来转去，这样，对内容的理解、体会遂与日俱增。是的，例如一些辛弃疾的词，我今天的领悟比三十年前我拿博士衔时深入得多。要不是我在少小时就懂得背诵，多年以「记忆」来慢慢消化，这领悟是不容易达到的。

从个人的经验所得，我认为在语言文化的教育上，我们不妨仿效一下往日的传统学习方法。其中之一就是，在童年记忆力特强的日子里，求学的应该多点背诵。不要在解释上大费思量，吹毛求疵的解释更要避免，让儿童「背」了再作道理。如果童年时不这样做，长大后脑子给其它杂事塞得满满的，要「背」要记，就不容易了。

除了协助与日俱增的理解和领悟，多背诵一些诗、文的佳篇，还有两个重要的好处。

其一是在需要时，要运用得好，背诵——有助于记忆的背诵——几乎是不可或缺的。比如我今天以中语写文章，引用古今之句来点缀、过瘾一下，毋须翻书籍。假如我要寻书觅句，运用起来岂不是格格不入、文气大「伤」？

事实上，我是在一九八三年末，四十八岁时，才正式开始用中语写文章。如果我不是在童年时下过一年多的背诵功夫，文体可能目不忍睹。

其二，写文章，文「气」很重要。背诵古人的佳作，文气的感染是很自然而无可避免的。中文如是，英文也如是。在美国念大学，学英文，我就找一些佳作，实行背诵。因为年纪大了，背得很辛苦，但还是背了一些。有朋友问过：「你的英文写作是怎样学来的呀？」说来话长，我就只简单地说：「背诵《圣经》的《创世记》。」

今天香港的大学生，一般地说，智力皆属不凡，然而中、英文写来都很有问题。我认为这困境的存在，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在中学时，他们读书是为了应付会考，而且试题是他人所「出」，因而文学老师不敢自我发挥，不敢以自己的才华来「影响」学生，恐怕学生「会考」不及格。（这一点对文学比对科学更具杀伤力。）其二，学生在童年之际，今天的语文老师较专注于解释内容，而忽略了每天要儿童背诵一两段上佳的文字。

　　教育之道是赏胜于罚

报载一位小四女孩，因为默书不及格，被老师罚「抄错字」，抄至深夜也抄不完，被母亲撕毁，母亲因而受到老师的无礼「教训」，不服气，带着女儿在校门外静坐十八个小时。

很多年前读到另一个故事。邓小平某天在朋友家中，孩子顽皮，朋友要罚孩子，邓小平说：「给他一粒糖果吧！」我想，邓小平懂经济！

是的，要改变一个人的行为，通常有两种做法：其一是惩罚，其二是奖赏。如果成本相若，奖赏永远是较佳的选择。邓小平的例子，单从孩子的父亲来说，奖赏的成本是一粒糖果，惩罚的成本可能是零（例如罚企），可能是负值（例如罚扫地，对家庭有益），但也可能非常高（例如孩子不服气，放火烧屋）。当然，奖赏之法不能用于某些有损他人的行为上：例如打家劫舍，奖而赏之岂有不世界大乱之理？

回头说教育孩子，要纠正行为，如果成本相若，奖赏一般胜于惩罚，因为效果是明显地前者胜后者。因此，就算奖赏成本较高，往往还是较佳的选择。想当年，自己在国内及香港读中小学，没有得过什么奖赏，永远被罚，天天罚：罚企、罚留堂——对我来说，「抄错字」是近于奖赏了。为什么炎黄子孙的教育喜欢罚、罚、罚呢？难道没有一个有邓小平先生的智能吗？不是的。我们的老师喜欢罚学生，因为老师自己的成本是零。

我自己老早就知道，教育孩子是赏胜于罚，所以今天龄约三十的儿女，从出生的第一天起，我没有罚过，连责骂半句也绝无仅有。因为自己事忙，我选的奖赏方法是成本最低的：口头的赞赏与鼓励。这样，不赞时孩子就当作是惩罚了。家训只有重要的一条：不可有不良嗜好，就是父亲的不良嗜好也不能学。这是儿女到五岁时，开始能与他们讲道理，才细心解释一番的。

读书吗？不管他们的功课，不问成绩，只按时与他们的老师研讨，老师赞赏的话就转告给他们听。一天我对儿子说：「老师没有赞你的数学」，儿子就明白了。从来不给儿女请补习老师，但儿子被大学取录后，对我说：「我的数学水平不够，可否在暑期给我一个补习老师？」我隆重其事地找到一位很有天分的数学老师，请他替儿子在进入大学之前的暑期补习了两个月。我对该老师说：「不要教我的儿子怎样算出答案，教他数学是怎样思想的。」后来儿子在大学的数学成绩一律甲级。

再说儿女在美国读幼儿班及小学时，邻近公立的免费，私立的每人每月学费二百七十美元，且要驾车半个小时，由我亲自接送。但当我从同事中听到某私立学校的教育哲理是只赏不罚，就不作他想了。每月见儿女的老师一次，儿女的强项老师大赞之余，希望我容许教得快一点，深一点。弱项呢？怎样不成老师也不说弱，只是说慢一点：「就慢一点吧，过些日子可以加速，年龄还小啊。」每班学生大约二十个，每个的课程往往不同。个别教育，加快加深是赏，减慢减浅算是罚了。

上述的精彩教育制度，老师的成本当然较高。但今天香港的公立教育，通胀调整后，政府的补贴远高于昔日我替儿女缴交的私立学费。大家都知道这悲剧是怎样的一回事，只是出钱的纳税人没有话事权罢了。

 

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这句孔夫子的老话，是二千年来中国文化传统对学问比较有分量的说法，也是与西方的治学方法最相近的。问题是我们只懂得说，不懂得做。今天读到或听到同学们的言论——尤其是网上的——我发觉中国青年的通病是不知为知之！这个坏习惯不改，要争取真学问就不可能了。

上期在这里发表《熊彼得与海伯纳的主义时代》，我指出在某些时代中，模糊不清的理念，得到好文笔的支持，可能有市场。但同学们真的要搞这一套吗？时代转变了，模糊不清的理念再不容易被视为有性格，加上文笔一般乏善足陈，还打算做一个模糊的哲理、主义思想大师，希望成名，是愚蠢不过的选择了。故扮高深，以不知为知之的市场看来不复存在，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青年朝着这方向走？

学问不容易，你认为知道的，往往其实不知道。考你一下吧。民主是什么？你答得出来吗？我答不出来。不少朋友，有大名的，有小名的，有无名的——都高举民主，说得朗朗上口，他们没有一个知道民主是什么，只是像宗教那样重复地说。好些年前我翻阅了不少民主大师的论著，希望学得些什么。殊不知他们也不知道，彷佛是在写《圣经》。他们给民主的定义，撇开了空泛之辞，是投票。如果民主是指投票，何不干脆地说投票，不谈民主？但他们又不愿意这样做。

什么是人权？政客们说要保护人权，天天说，但何谓人权他们不知道。我是知道的：人权是产权之外的权利。研究产权四十年，我所知的让我推出这个人权定义来。有哪位高举人权的君子可以给我一个人权的定义呢？不知产权为何物，是不可能知道人权为何物的。

同学们要做学问，应该把不知为不知作为大前提，搞通了这一关再作打算。不要跟着人家说看到了皇帝的新衣，也不要认为自己高人一等，看到皇帝穿上了另一件新衣。想当年，师友们对我的影响有一个重点：他们都是不知为不知。今天，这些师友都是学问名家了。

一念之差，做学问会急进。老是不知为知之地说看到了皇帝的新衣，是走进了学问的死胡同，自欺欺人。在二十世纪的主义时代，你还有一点机会靠模糊起家，但时移世易，今天的世界不同了。盲目崇拜的人愈来愈少，不知为知之只能自欺，不容易再欺人了。

不知为不知的法门是不管谁是皇帝，客观考虑。也不要认为痛骂某名家可以成名。生当今日，同学们要知道，真学问怎样也骂不倒，假知识怎样也捧不起来。漫骂是无聊的工作，但我知道同学们喜欢做。那是为什么？难道你们不知道，模糊理念、空泛口号的日子，如果还存在，只是苟延残喘而已。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到自己的启蒙老师艾智仁，要说几句衷心感激的话。他今年八十九岁了。整整四十年前我第一次遇到他，之前听过很多人说他是价格理论的天下第一把手。当时艾师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十问九不知。我是个好学生，很多问题自己早就认为知道答案。然而，同样的问题，就算是很浅的，艾师往往说他没有答案。他不可能没有听过我心中的答案，说不知是客气地说我想错了或学错了。

当年得到艾师的不知为不知的启蒙，只几个星期我就走进经济学的桃花源里。

 

教养趣谈

　　我只有一儿一女，怎样说也算不上是个教养儿女的专家。更何况儿女成长期间，我的工作实在忙，不能多花时间在他们的教育发展上。话虽如此，从他们出生后到十岁时，我每天总用上三几个小时跟他们「混」在一起，对我来说，是辛苦而又温馨的十年了。其后见他们知所适从，就实行「放任」政策。再其后，他们到了十六、七岁，就要爸爸少管闲事——即是说，不要再管他们了。

可以这样说吧：我是个为儿女作「奴隶」的人。

儿子比女儿仅大一岁，所以在教养上比较方便，可以不分彼此。在他们出生前后，我翻阅了不少关于教养儿女的书本，都是西方之作。这些书本理论纵横，莫衷一是，而我从中得到唯一的众所认同的结论，是儿女在幼年时要尽量宠爱。宠爱儿女是天下间最容易办到的事，所以在他们五岁之前，我凡遇到不知怎样教养的问题时，就简单地以「爱」的一招来解决。这可能是我从书本上学得的最厉害的一招，因为今天儿女长大了（大学毕业了两三年），他们可以随遇而安。

是同样的爱，同样的教导，但儿女长大后，性格却各自完全不同。为何如此，我百思不得其解，不得不认为基因的或然率，比父母的教养有更大的决定性。女儿觉得我对她的爱甚于我对她的哥哥，所以凡事维护哥哥。但那只不过是她的误解。试问，假若你有一儿一女，二者犯了同样的「罪」，你会先责罚哪一个？

我说儿女长大后性格、行为各不相同，有如下的例证。儿子好花钱，有什么新的计算机软件总要先购为快；女儿节俭，父亲无条件送钱也不要（「给哥哥吧」），到餐馆晚膳，剩下来的白饭也要带回家。儿子兴趣多的是（网球、篮球、足球、乒乓球、国际象棋等等），但女儿似乎什么兴趣也没有。他们两者读书成绩都不错，但儿子目标明确，要走爸爸的路。女儿呢，她大学毕业后就怎样相劝也不再读下去了。

除了给儿女无限的爱，我的教育方法，是可以不管就不管。要管的就管得很坚定，此外就让他们自由发展。我喜欢与儿女像朋友般相处，谈天说地，无所不谈。好些人说我儿子的思考方法与我如出一辙，这可能是他多年来跟我闲谈中养成的习惯。

儿女在中、小学念书时，我一直对他们的功课不闻不问。但我有一个比较硬性的规定，那就是假日不准读书。当然，到他们进了大学之后，这「规定」就废除了。也是在中、小学时，发现儿女的成绩特别好的话，我就对他们说，读书是长途赛跑，那么早就领先，会后劲不继的，暂时倒不如成绩差一点吧。

儿子认为我的「长途赛跑」论有道理，于是在中学的某一年，放学后就天天在家里跟计算机下国际象棋，学校成绩遂大大的下降。

我对他说：「我说你不要领先，可没有叫你考得近乎『包尾』啊！」儿子听后，就放弃了国际象棋的玩意。

后来他进了大学，问道：「爸，在大学我可以发劲了吧？」我答道：「可以发一点，但真正的冲刺，应该是从写博士论文那时开始的。」殊不知儿子听到可以一过发劲之瘾，就一发不收。可以说，从儿子读大学一年级起，我多次劝他，真正的发劲，还不是时候。

在儿女的教导上，我因为事忙，所以有时只好出一些奇招怪着。女儿在美国念幼儿班时，每次要交功课习作，她总是擦、擦、擦，改、改、改，务求取得一百分。偶尔不获，她回家就哭个不停。我为此彷徨无计久之。后来我灵机一触，对女儿说：以后不准再取得一百分。

自从儿女的祖母谢世后，家中最聪明的人是女儿了。哥哥虽然在大学里是英雄人物，但他从来不否认妹妹比他聪明得多。然而，妹妹天生一个「无知」相，而事实也是无知。这是由于她对任何事情兴趣不大，所以凡事都表现得漠不关心。但她从小不学有术，下笔成文，而不同地区的不同英语口音，她可以各归各的说得流利自然。

哥哥与妹妹相处的时间最多，因此最清楚妹妹的一些「特异功能」，但却没有进取之心而好好地加以利用。这是我们家里近年来唯一引起争议的问题。女儿长大了，不能教，也不能管，而劝导之下也是没有什么反应的。

有一个不为「利」诱的女儿，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书法十九年

我是五十五岁才开始研习书法的。那是十九年前。医疗的发达与住所的空调舒适，给我这一代的人增加了不少工作或创作的岁月。今天，我的短暂记忆是明显地减弱了，也比较容易疲倦，但想象及推理的能力依然故我。没有夸张：读者给我的专栏文字的评价不减当年，而学术上的朋友不少认为我的创意今胜于昔。年多前科斯对一位朋友说他预料我对经济学的更为重要的贡献还在后头！不可能对——我自己知道有多累——但外人看我今天的思想作品还是看不到有衰竭的迹象。

 

这就带来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医疗的发达与生活的舒适，今天的人的创作岁月比五十年前或更远的多出四分之一个世纪！创作要讲经验，要论老到，这四分之一个世纪是加在后头，有很大的着数。从创作的盛年看，二十五岁开始算，昔日止于五十，今天可达七十五，多出一倍，而考虑到经验的累积，说今天的人的创作条件比昔日的高出近两倍可能没有夸张。回顾昔日的学问大师，他们每人写下一册巨著就鸣金收兵，退休去也。我们今天斗他们不过是非常尴尬的事。斯密写好《国富论》时只四十五岁，不可思议！

 

寄语北京的朋友：内地的地区干部六十退休是太早了。这些干部能干的无数，择其善者延迟十多年才退休是正着。

 

回头说十九年前决定研习书法，考虑到的是自己在学术上集中力过甚，往往一发难收，要找其他玩意分心一下。我也想到艺术创作可以很老还继续，学术一番之后不妨转到艺术去。当时可没有想到十九年后还在经济学的一些难题上打转。认为自己在视觉艺术上有点天赋，但摄影来得太易，绘画、雕塑等太麻烦，书法是最方便的了。有兴趣，手的动作够灵活，而乐意教我的精彩老师不难找。

 

没有想到书法是那么困难的玩意！识者皆说甚难，我就是不相信。苗子给我上了两课后，见他行踪无定，转拜上海的周慧珺为师。不容易想象有那样的书法老师。最困难的用笔技术周老师数世纪一见。她聪明，记忆力强，不说假话，教得用心。她怎样批评我就怎样考虑改进。老师也教用纸、用墨、用水，教前人之见，也教怎样品尝。

 

先临米芾，后临王铎——临谁不像谁！临了五年，老师说我用笔是毕业了。她也说我手的动作可在电视演出，眼的观察到家，行气好，有气势，可惜写出来的不怎么样。翻过来，老师是说我眼高手低，有姿势，冇实际！

 

那是十四年前，是决定脱临写自己的字的时候。当时老师认为我还要多临一段日子，但既然临谁不像谁，而又自觉体会到米芾与王铎的情感是怎样发挥出来的，脱临就决定了。从那时到今天，我继续品尝前贤的书法作品，但没有再临摹一个字。

 

脱临写得一团糟，很失望，但老师说她脱临时也是一团糟，就不以为意地继续下去。我没有想到这一团糟的日子持续了十年。偶尔有些作品老师认可，但一天得意，过一天又失望。尝试新的字体多次，每次都失败。好几次停写几个月，再写有点转机。近几年有逐步改进的迹象，但几个月前突然转差，急转直下。原因是愈写愈快，破笔太多。最近终于找到自己的节奏，破笔减少了。

 

不久前带了两幅约十呎高的作品给老师看，每幅写百多个字——是难度高的作品。老师说好！不是第一次这样说，但这次她说得比较肯定，而最重要是批评转到细节上去。当年写论文《佃农理论》，写到后来，说明要对我苛求的老师阿尔钦突然批评细节，不论大概，我的感受是大概上他认为我渐入佳境，开始成家。

 

周老师不一定那样看，但她只论细节是重要的鼓励。回家后我依她教的写了两幅字。一幅也近十呎高，写李清照的《如梦令》，字数较少（她教字数较少字体较大为佳），另一幅写自己快要出版的《吾意独怜才》的书名。二者皆在这里刊登，要把报刊剪下来寄给老师看。

 

书法的确难度高。本来打算在这里试说究竟的，但要留多点篇幅给书法作品，有机会再谈吧。永玉昔日说学书法要十年。十年不够，但要看怎样算。要写出象样的、算是书法的字三至五年足够，但要写出自己十年是不够的。

学子语文江河日下

　　一间香港中学十二位英语老师考基准试，十一位不及格。知情的朋友说，这些老师全部毕业于教育学院。个人认为基准试的成绩如何，不代表英语水平的高下。考这种试是另外一种学问，没有专为该试学习的，文字写得流水行云不一定及格。问题是教育学院应该为要作老师的学子研习这种试，或作老师后知所适从。

说英语基准试与英语水平没有多大关系，可能是个人的防守观，因为自己没有信心考及格。说实话，要我考今天香港中学的中文会考，我也没有信心及格。但如果你说我不懂中、英二文，打起官司很头痛。你头痛，我头痛，法官也头痛。我对中语文法完全不懂，英语文法懂一些，但中英二语皆可落笔成文。法官怎样判我不知道，但我敢打赌，基准试考一百分的写我不过。

几年前一位深懂中语文法的学子，毛遂自荐地修改了我的文章，说我不懂文法。改得一塌糊涂，读不成音，给我教训得脸红耳热。我对他说，中语的平仄重要，魏晋的文体重要，宋代词牌的长短句重要。我说如果这里要用平音，就落个平音字，这两句每句要四个字，那两句每句要六个字，你就要增增减减地凑出来——什么文法不文法，胡说八道。苏东坡懂什么文法了！

我的中文是少小时背回来的。半途出家，不这样你要我从何学起呢？中文用标点，我从英文搬过去，只是朋友多教了一个顿号。当年学英语，也是靠背。学语言，如果从小下苦功，细心品尝他家之作，会比我高明。不得已而求其次，那就要学我的方法了。语言无快捷方式，要学就要走进语言中去，在语言中生活一段日子。背诵是一种「走进」方式；细心品尝是另一种，较为困难的。

不久前与几位中学老师谈及香港的教育发展，她们对学子语言的江河日下摇头叹息。太不成话，太不成话。据说以英语出试题，今天的老师要考虑学生懂不懂这个那个字，要选用浅的。学子语文不成话的观点不限于老师。从公务员到律师朋友到医生朋友到商家到旧同学，没有一个不那样说。

香港纳税人付出的教育经费，以每学子算，应该冠于地球吧。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纳税人资助教育不是香港独有，为什么香港会是那样没出息？姑勿论通过政府资助教育弊端丛生，举世皆然，我认为香港的语文教育走错了路向。五十多年前我就读的皇仁书院也是政府资助的，但当年的同学的语文水平，不管中或英，皆远胜今天的学子。当年我们要每星期交文章习作，要背书，而可能更重要的是课本由老师个别选择，教法大可自由。不要忘记，当年的老师是不用考基准试的。

当今之世，要谋生，没有任何学识比语文重要。纳税人付了钱要讲子弟将来的收入回报。中学毕业一封英语求职信写不出来，是谁之过？打起官司，法官会像我那样，摇头叹息。

政府资助教育无法解除，别无选择，我们要回到数十年前的语文教育方法去。背书背不出要罚企，文章习作交不出要留堂，再不成父母要打屁股；课本由老师选择，教法各自成家。

新潮教育，动不动要增加经费，老师视学生如太上皇，课本有规定，教法有规定，学子只为会考上课，左右语文教育的「专家」的语文水平令人尴尬。

语文是一种艺术，没有听过艺术是可以这样教出来的

　　世界上的天才

　　少年时读过宋代王安石的《伤仲永》一文，大致是说，一个名为方仲永的五岁农家孩子，没有上学读过书，就可以即席挥毫地写诗，而且文理通顺；秀才们发现，大加赞赏，方仲永的父亲因此获得同县人的款待与金钱。于是，为父者认为有利可图，就带着儿子到处表演，没有好好地教他。这样过了若干年，孩子长大后变得平平无奇，与一般农家子弟没有什么分别了。

这个有名的《伤仲永》故事，使我想起：二十年前，韩国某儿童天才毕露，他的父亲也就四处宣扬，惟恐天下不知似的，举世的新闻传媒也就加油添酱地报道了。这位天才神童，如今安在哉？不久前，香港某报章报道一名中国大陆的神童，去年十一岁就有足够的资格进入医学院，但——报道说——黑暗的大陆政制却诸多留难，使这天才无表演之所云云。对大陆的政权我一向少有好评，但这件事我却认为他们是做对了的。十一岁进医学院，对儿童，对社会，半点好处也没有。

算得上是神童的实例，我遇见过一个。一九六一年，一个十一岁的孩子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洛杉矶的加州大学，引起举校瞩目。我当时认识他，很替他难过。可不是吗？他的知名度那么高，同学们谁都特别注意他。例如，他选修了某一科后，一进课室时就举座哗然；好事的同学大声问神童：「要是考试我胜了你，我的智商怎样计算？」神童的心理负担，重矣哉！到了考试成绩公布后，神童通常只获丙级。其实这足以证明他是神童了；十一岁的年纪在加大有丙级的成绩，不是神童是什么？但同学们总是不肯放过他，问道：「我以为你是天才，而我一向被人视为蠢才的，也有丙级的成绩，跟你一样，你怎样解释？」后来这位神童越读越差，不知所终。这是一出悲剧。

在人类历史的纪录上，最高的天才是经济学家米尔（John StuartMill）。据后人的估计，他是历史上唯一智商高达二百分（是满分）的人。米尔的天才，简直匪夷所思。芝加哥大学的史德拉（G.J.Stigler），二十年前印制过一本日历，送给朋友。每个月份他选上历史上一位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的人像，在像旁引用那名家写过的几句精彩的话，很有意思。

到了以米尔为主（亦即他的诞辰）的那个月，史德拉引用他的那几句话，使人摸不着头脑。那是引自米尔给边沁（J.Bentham）的一封短信：「边沁先生：你借给我的《罗马帝国史》的第一册，我已经读完了，觉得很有兴趣，现在托人交还给你。希望你能续将第二册借给我，我会很细心阅读的。」我们都知道《罗马帝国史》是一套经典之作，与中国的《资治通鉴》异曲同工，也同样卷帙浩繁；但米尔那段平平无奇的话，又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是史德拉的老友，知道此君聪明绝顶，无事不登三宝殿，那么为何日历到了米尔那个月份，却如此淡然处之？想了很久，不得要领；再看日历，突然发觉米尔那封短信后面所注的日期，屈指一算，那时他只有三岁！

是的，米尔的天才，前无古人。他七岁时写了一本历史书，十一岁精通当时的所有数学。然而我对他并不羡慕。他的父亲是位有名的学者，也是当时英国名重一时的教育家。这位老米尔发现了李嘉图（D.Ricardo）的天才，不遗余力地策励李氏，使他后来在经济学上雄视百代。老米尔也不断督促自己的儿子，日夕用功学习。小米尔童年时，没有一般孩子所享有的快乐——没有玩耍，也没有小朋友。这是悲剧。到了二十岁左右，小米尔几乎患了精神分裂症。

但米尔的天才高人一等。他自知精神有问题，知所适从地把自己的生活调整了。到了中年，他写下《自由论》（On Liberty），为「人权」这个概念打下了基础，也写了《政治经济原理》，被后人认为经济学上的第二本好书。后者洋洋数十万言，是经典之作，据说米尔只花了六星期就完成了。我曾经把此巨著读之再三，认为六个星期是不可能完成的，即使花了六年时光写出这样的书，也算是天才了。

 

（二）

从米尔这个例子看，天才毕竟是天才，父亲对他小时候的强教不能压制他后来（中年）的成就。不过，米尔的成就始于四十岁后，不免使人觉得他儿童时的超凡本领，起不了什么作用。事实上，从童年到中年，其间米尔有二十多年的日子一事无成，而这一段时期的失败显然是由于童年时他父亲管得太严，迫得太紧。当然，一个人倘无教育，天才再高也难在学术上有大成，但我总觉得，如果老米尔不是那么急不及待地对儿子苛求而让他过一些普通孩子的生活，那么小米尔的日后成就是会更大的。

是的，儿童应该多些游玩，多交些小朋友，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日子。这样的日子在童年时不珍惜，长大后就机会难再了。我们为了他们童年的快乐，即使会荒废了孩子们学业的某方面，也是值得的。无论怎样说，天真的年龄却要被迫「严肃、认真」起来，对儿童长大后的发展有害无益。如前文所提及的，本来是天分极高的儿童，被父亲视为有什么了不起，强而迫之，惟恐天下不知孩子之能，孩子长大了就变得平凡之极。

数学与下棋的天才，通常来得很早。但对这两项造诣的神童，我也不羡慕。这种天才往往是偏于一个方向的，发展得很不平均，若在童年或少年时急于「推」展，长大后对其他事情往往一无所知，令人惋惜。有些天才到成年之后才「爆发」出来。印度的一位数学家与英国的牛顿，都是在二十多岁时才突然光芒四射。后发的天才比早发的天才幸运。可惜的是，这两位传奇人物在如日中天的两三年间用功太尽，以致往后的生活过得不大愉快。

我认为愉快的生活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然而，天才创作与愉快的生活往往格格不入。从科学那方面看，有大成就的天才，而生活又过得算是写意的，只有爱因斯坦、佛利民等寥寥数人而已。这些人小时候都并非神童，而他们成年后的发展也不急速。按部就班地创新的天才，历时数十年，而其间的生活多面化，懂得享受一下，是足以令人羡慕的。但在历史上这样的人不及两掌之数。

艺术上的天才比较幸运。主要原因是，艺术是表达感情的事，在年幼时不容易被父母发现天才，所以很少被迫而赶在生活前头。莫扎特一早被发现了，其生命之短令人惋惜，但王羲之可作东床快婿，苏东坡幽默洒脱，毕加索有七十年的创作生涯，就是狂放之如李白，后人为他所作的、在江上捉月而死的故事，也如诗如画。这样写意的天才，在科学上不多见。

是的，父母对自己的孩子都有偏爱，也有偏见。认为自己的孩子是天才的父母，比比皆是。他们之中有不少真的是相信自己的孩子有过人之能，于是强迫孩子日读夜读，学校成绩可观时，就奔走相告。这样的教育，能有大成的例子极少。童年应该做的事，应该有的快乐，被父母认为孩子了不起就给压制了，长大后没有什么童年的温馨回忆，岂不是把生命辜负了？

我自己的女儿，小时未学「行」就先说话，到了三岁，幼儿班的几位老师就认为她是个天才。我花了不少时间和老师们争论，力指女儿绝非天才，千万不可把她安排在些什么特别的课程班上。女儿今年十七岁了，我对昔日的坚持认为做得对。

后来我才知道，女儿的听觉很敏锐，对语言确有过人之处。她的中、英、法语都说得流利，而在英语中几个不同地区的口音，她可以仿效得以假乱真。凡是耳朵能将音调分辨很清楚的人，都有这样的本领。但这又怎可算是天才呢？女儿对音乐毫无兴趣；有分辨音调的耳朵，但没有音乐感，不过如此而已。女儿的眼睛之于颜色，也有过人之处。她自小图画画得很不错，但也没有兴趣画下去，我就乐得由她自由发展。如今女儿快乐可人，算是有点「成就」了。

我的儿子较为伤脑筋。他的记忆力很强，而个性又是屡败屡战的那一种。但他显然「搏得太尽」。他今年十八岁，快进大学了。十多年来，我对他主要的教导是：千万不要那样用功；也对他细说学校成绩的好坏毫不重要。他于是忙着在乒乓球、网球、足球、国际象棋等方面下功夫，倒也没有辜负他的童年。然而，我认为，有朝一日，在学术上我这个儿子还是可以的吧。

读书的方法

新年时节，送些什么给学生呢？送他们一些读书的方法吧。

首先声明，我要谈的是为知识而读书的方法，不是为考试而读书的方法。后者，香港的学生都是专家——猜题目、背课文之能，世间少有。但为知识而读书可以帮助考试，为考试而读书却未必可助知识的增长。知识是读书的目的（An End）；考试只是一个方法（A Means）。然而香港学生（或教育制度）却很显然地将这两样东西颠倒过来。

我可在四个大前提下给学生们建议一些实用的读书方法。若能习惯运用，不但可以减轻考试的压力，而对更重要的知识投资会是事半功倍。

 

（一）以理解代替记忆

很多人都知道明白了的课程比较容易记得。但理解其实并不是辅助记忆——理解是记忆的代替。强记理论不仅很难记得准确；当需要应用时，强记的理论根本无济于事。明白了理论的基本概念及含意，你会突然觉得你的记忆力如有神助。道理很简单，明白了的东西就不用死记。但理论的理解有不同的深度，也有不同的准确性。理解越深越准确，记忆就越清楚，而应用起来就越能得心应手。所以读书要贯通——理论上的不同重点的连带关系要明白；要彻底——概念或原则的演变要清楚。

要在这些方面有显著的进步易如反掌，而学生也不需多花时间。他只要能改三个坏习惯，一年内就会判若两人。

第一个坏习惯，就是上课时「狂」抄笔记。笔记是次要、甚至是可有可无的。这是因为抄笔记有一个无法补救的缺点——听讲时抄笔记分心太大！将不明白的东西抄下来，而忽略了要专心理解讲者的要点，得不偿失。我肯定这是一般香港学生的坏习惯。例如好几次我故意将颇明显的错误写在黑板上，二百多学生中竟无一人发觉，只知低着头忙着将错误抄在笔记上。

笔记有两个用途。（1）将明白了的内容，笔记要点。但若觉得只记要点都引起分心，就应放弃笔记。明白了讲者的内容是决不会在几天之内忘记的。很多讲者的数据在书本上可以找到，而在书本上没有的可在课后补记。老师与书本的主要分别，就是前者是活的，后者是死的。上课主要是学习老师的思想推理方法。（2）在课上听不懂的，若见同学太多而不便发问，就可用笔记写下不明之处，于课后问老师或同学。换言之，用笔记记下不明白的要比记下已明白的重要。

第二个坏习惯，就是将课程内的每个课题分开读，而忽略了课题与课题之间的关系，理解就因此无法融会贯通。为了应付考试，学生将每一个课题分开读，强记，一见试题，不管问什么，只要是似乎与某课题有关，就大「开水喉」，希望「撞」中，这是第二个坏习惯最明显的例子。

要改这个坏习惯，就要在读完某一个课题，或书中的某一章，或甚至章中可以独立的某一节之后，要花点时间去细想节与节、章与章、或课题与课题之间的关系。能稍知这些必有的连带关系，理解的增长就一日千里。这是因为在任何一个学术的范围内，人类所知的根本不多。分割开来读，会觉得是多而难记；连贯起来，要知要记的就少得多了。任何学术都是从几个单元的基础互辅而成，然后带动千变万化的应用。学得越精，所知的就越基本。若忽略了课题之间的连贯性，就不得其门而入。

第三个坏习惯，主要是指大学生的，就是在选课的时候，只想选较容易的或讲课动听的老师。其实定了某一系之后，选课应以老师学问的渊博为准则，其它一切都不重要。跟一个高手学习，得其十之一、二，远胜跟一个平庸的学得十之八、九。这是因为在任何一门学术里面所分开的各种科目，都是殊途同归。理解力的增长是要知其同，而不是要求其异。老师若不是有相当本领，就不能启发学生去找寻不同科目之间的通论。

 

（二）思想集中才有兴趣

我们都知道自己有兴趣的科目会读得较好。但兴趣可不是培养出来的。只有思想能在某科目上集中，才能产生兴趣。可以培养出来的是集中的能力。无论任何科目，无论这科目是跟你的兴趣相差多远，只要你能对之集中思想，兴趣即盎然而生。

对着书本几小时却心不在焉，远比不上几十分钟的全神贯注。认为不够时间读书的学生都是因为不够集中力。就算是读大学，每天课后能思想集中两三小时也已足够。要培养集中力也很简单。第一，分配时间——读书的时间不需多，但要连贯。明知会被打扰的时间就不应读书。第二，不打算读书的时间要尽量离开书本——「饿书」可加强读书时的集中力。第三，读书时若觉得稍有勉强，就应索性不读而等待较有心情的时候——厌书是大忌。要记着，只要能集中，读书所需的时间是很少的。

将一只手表放在书桌上。先看手表，然后开始读书或做功课。若你发觉能常常在三十分钟内完全不记得手表的存在，你的集中力已有小成。能于每次读书时都完全忘记外物一小时以上，你就不用担心你的集中力。

 

（三）问比答重要

很多学生怕发问，是怕老师或同学认为他问得太浅或太蠢，令人发笑。但学而不问，不是真正的学习。发问的第一个黄金定律就是要脸皮厚！就算是问题再浅，不明白的就要问；无论任何人，只要能给你答案，你都可以问。

从来没有问题是太浅的。正相反，在学术上有很多重要的发现都是由三几个浅之又浅的问题问出来的。学术上的进展往往要靠盲拳打死老师傅。很多作高深研究的学者之所以要教书，就是因为年轻学生能提出的浅问题，往往是一个知得太多的人所不能提出的。虽然没有问得太浅这回事，但愚蠢的问题却不胜枚举。求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学什么问题是愚蠢或是多余。若不发问，就很难学得其中奥妙。

老师因为学生多而不能在每一个学生身上花很多时间。认真的学生就应该在发问前先作准备工夫。这工夫是求学上的一个重要过程。孔子说得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要分清楚「知」与「不知」，最容易就是做发问前的准备工夫。这准备工夫大致上有三个步骤——

第一，问题可分三类——A，「是什么」（What?）；B，「怎样办」（How?）；C，「为什么」（Why?）。学生要先断定问题是哪一类。A类问的是事实；B类问的是方法；C类问的是理论。问题一经断定是哪一类，学生就应立刻知道自己的「不知」是在哪方面的，因而可免却混淆。若要问的问题包括是多过一类的，就要将问题以类分开。这一分就可显出自己的「不知」所在。第二，要尽量去将问题加上特性。换言之，你要问的一点越尖越好。第三，在问老师之前，学生要先问自己问题的答案是否可轻易地在书本上找到。若然，就不应花老师的时间。大致上，用以上的步骤发问，答案是自己可以轻易地找到的。若仍须问老师的话，你发问前的准备工作会使他觉得你是孺子可教。

 

（四）书分三读——大意、细节、重点

学生坐下来对着书本，拿起尺，用颜色笔加底线及其它强调记号。读了一遍，行行都有记号，这是毁书，不是读书。书要分三读。

第一读是快读，读大意，但求知道所读的一章究竟是关于什么问题。快读就是翻书，跳读，读字而不读全句，务求得到一个大概的印象。翻得惯了，速度可以快得惊人。读大意，快翻两三次的效果要比不快不慢的翻一次好。第二读是慢读，读细节，务求明白内容。在这第二读中，不明白的地方可用铅笔在页旁作问号，但其它底线或记号却不用。第三读是选读，读重点。强调记号是要到这最后一关才加上去的，因为哪一点是重点要在细读后才能选出来。而需要先经两读的主要原因，就是若没有经过一快一慢，选重点很容易会选错了。

在大学里，选择书本阅读是极其重要的。好的书或文章应该重读又重读；平凡的一次快读便已足够。在研究院的一流学生，选读物的时间往往要比读书的时间多。

虽然我在以上建议的读书方法是着重大学生，但绝大部分也适合中小学生学习。自小花一两年的时间去养成这些读书的习惯，你会发觉读书之乐，难以为外人道。 

　　（张五常，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以《佃农理论》和《蜜蜂的神话》两篇文章享誉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