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一期《南方周末》用整整版说了中小学生在作文中说谎的事。我深有同感。我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那时候中小学作文的情况比报道中说的更厉害：“革命”“斗争”“毛主席革命路线”“阶级斗争”“消灭帝修反”（我在敲“帝修反”这个短语的时候，输入法都没有这个词）“解放全人类”等等都是我和我同学作文中的常用短语。这是“革命”的谎言！

我教语文近三十年，不敢说我的学生就绝对没有说过假话，但至少我一直力图在作文教学中追求真情实感的自然表达。在1999年出版的《从批判走向建设》一书中，我记载了我批评学生作文中假话套话连篇的现象。

我刚接初98级新班时，有一位学生这样写开学第一次升旗仪式：“……随着一轮冉冉升起的红日，鲜艳的国旗也徐徐升起……望着那迎风招展的红旗，我眼前浮现出董存瑞、黄继光、江雪琴等无数先烈的形象……我又想起了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的……我一定要……”这篇作文的立意，当然是好的，而且这篇作文的文采也不错的；但我却在作文后面批道：“请问：那天早上阴云密布，何来‘冉冉升起的红日’？又请问：你不停地想董存瑞、江雪琴，又哪有时间认真聆听校长讲的新学期要求呢？”这位同学开始还颇感委屈：“我这是写作文嘛！”我说：“作文只有‘真’，才会‘善’和‘美’！”

我每接一个新班，都要为纠正学生作文中的公式化、假话、套话费很大的气力。有时，全班学生交来作文几乎就是一个人写的！

有一年，我批评学生时，忍不住质问他们：“看着你们升学考试的语文分数都那么高，那么作文水平肯定也是很不错的。但怎么会这样？”学生们回答说：“毕业考试前老师让我们仿造课文分别写了记人、记事、搞活动等好几篇作文，然后给我们仔细修改好，最后让我们把这几篇作文背熟，一到考试时就默写作文，当然能得高分啦！”

许多教师有说，这是现在“应试教育”背景下普遍存在的一个令人忧虑而又让人无奈的现象。

这样说当然不错，但我认为，还不能仅仅归咎于“应试教育”。问题的实质在于，由于长期以来极“左”思想的统治，整个国家弥散着假话和套话，人们失去了说真话的权利进而也就失去了说真话的勇气，甚至到最后连说真话的意识都没有了！其登峰造极的恶果，就是“文革”灾难的降临！没有了思想自由，必然鹦鹉学舌。这反映在教育上，便是阅读教学中的“思想一律”和作文训练中的“假话盛行”！

改革开放以来，极“左”路线的镣铐被砸碎；但是，历史的惯性远没有消失，极“左”的思维方式或多或少地还残存于一些教育者的头脑中，因而，教育中的种种弄虚作假现象至今仍未绝迹——其实，哪里又仅仅是“教育中的种种弄虚作假”呢！

当我看到不少学生因此而形成了心灵扭曲的双重人格时，我往往不寒而栗：也许我们在津津乐道于培养了许多擅长“编作文”的“写作尖子”时，学生的童心已经锈迹斑斑了！

　　然而，现在许多中学生（小学生我不熟悉，不敢妄加评论）的写作似乎已经呈现出了另一种形态的让我忧虑的“真实”。我想到了2003年我曾担任《华西都市报》首届“真性情”作文大赛评委时读到的最后入围的120篇作文。七年过去了，我对作文中的某些“真实”至今还留有很深的印象。应该说，最后进入决赛的120篇作文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写作技巧，总体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也有少数作文让我和其他评委感到吃惊和不安。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入围作文呢？如果就文字表达而言，文中的语言技巧相当老练；但作文本身却呈现出一种灰暗和玩世不恭：想做职业杀手、想方设法欺骗父母甚至报复父母、捉弄男人、三角恋、偷情怀孕……这是不少参赛作者用娴熟的文字技巧所表现的主题。当时我在阅卷过程中，随手从几篇作文中摘抄了一些句子：“我崇拜鲜血”“我将一个啤酒瓶砸碎，然后插进他的口腔插进他的喉咙。”“生活就像是被强奸，如果不能反抗就试着去享受吧！”“用的是那种男人特有的低伏的男音，一种让任何女人都心碎的声音。”“寒潮如尿水泄入尿缸般拥进了四川盆地，同时将爱情挤了出去。”……

　　我不知道这些作文是否真是反映了少年作者们的真情实感――如果仅仅是赛场上面对题目所写的虚构故事而并非孩子们心灵的真实写照，似乎可以让人欣慰：毕竟这是文字游戏；但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为孩子们如此“成熟”的构思如此“放肆”的想像感到不安，毕竟在该做梦的年龄，心灵世界是不应该如此灰暗的。

　　当然，也许这并非文字游戏而真是少年作者们真实的思想感情，只是平时在学校的作文中，他们不太愿意将这些真情实感写进交给老师的作文中，而现在他们通过密封式的作文大赛将自己心中积蓄已久的对社会对生活的种种感受无拘无束地倾泻了出来。面对着“超真实”的文字，我们似乎不应该责怪孩子们――这是孩子们对周围世界真实的感受，难道说真话叙真事抒真情有错吗？

　　这里引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作文的最高境界难道仅仅是一个“真”字？

　　固然，相对于在作文中言不由衷地说些庄严的大话套话，孩子们能够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对于不太成熟而正在走向成熟的孩子，我们的引导难道仅仅停留于“真与假”的事实判断？还需不要有更高层次的“善与恶”“美与丑”的价值导向？“真”如何与“善”与“美”和谐统一？难道“真”与“善”与“美”是对立的吗？十七岁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视野开阔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学子毛泽东能够写出气势恢宏的《商鞅徙木立信论》这样豪迈的论文，青年巴金哪怕在切齿诅咒封建大家庭灭亡的同时也没有丧失对光明的热切向往……试问，现在我们有多少这样的“书生意气”，有多少这样的“激扬文字”？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所有学生都是马克思、毛泽东和巴金，但如果我们的学生作文中充斥着“我是流氓我怕谁”，以为这便是“率真”――“真”倒是“真”了，但这对渴望崛起的中华民族来将意味着什么？

　　理想的教育既要避免“伪圣化”的思想专制，又要将人类文明的精神成果注入孩子们需要滋养的心灵：善良、正义、忠诚、气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宽容、人权、公正……真善美的和谐统一，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这个世界当然有凶杀、有欺骗，也有三角恋和偷情怀孕，但我们有责任告诉孩子们，这个世界不仅仅有凶杀、欺骗、三角恋和偷情怀孕，我们更有责任引导我们的学生在正视（而不是回避）眼前假恶丑的同时，心中燃烧着向往真善美的理想之火，进而产生一种真诚的责任感：让这个世界因我的存在而更加美好！拥有这种美好情怀的学生，一定能写出同样真实而又善良美丽的文字。

　　我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