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点之一:为教育公平设立国家标准
　　教育公平是此轮教育改革的重点之一。解决农民工子弟的教育公平问题,关键不是他们在哪里读书,而是他们在哪里都能享受跟城市同样质量的教育。这就需要靠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来解决,即靠教育公平来解决。过去我们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经济上如此,教育上也不例外,公平只兼顾一下就行了。现在这个观念正在改变,教育公平放到了第一位。教育公平首先就是城乡关系角度的公平。以后教育资源要更多向农村倾斜,把农村教育搞好。
　　第一是农村的公共教育投入要加大。韩国普及义务教育就不是在城市开始做的,它首先把大量精力用在农村,农村先免费,城里先不免费,你到城里来你就要交钱。第二,要把好的教师往农村带。这可以参照大学生村官制度,现在大规模选拔最优秀的大学生做村官,一旦去了,工资待遇就都有保障,出路也有保障。其实不单农村教师,农村医生也可以参照这个办法。
　　如果把农村教育搞好了,农民的待遇提高了,可以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收入分配问题,现在农民的收入太低,所以国家反复强调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是通过政府保护的办法来提高农民的收入,提高到一定程度,家门口的教育和医疗解决了,他们就可以就地城市化,而不是非去大城市不可。所以这跟城市化的趋势并不冲突。发达国家的居民也不是都跑到大城市里面去,他们的小城镇也可能更美,生活可能更舒适更惬意。
　　农村教育资源跟城市均等,现在确实做不到。农民工及其子弟本来也没有要求这么理想化的公平,但应该有起码水准的公平。比如可以设立教育公平方面的国家标准,教育的软硬件,最低配置必须达到一个什么门槛,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做到这点,教育公平就有了一个起点,以后就可以一点点地推进。
　　
　　看点之二:政府购买民办非盈利学校提供的公共服务
　　中国的教育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多样化程度非常差,这也是政府力量过于强大导致的一个问题。而要解决多样化的问题,就需要发展民办教育。实际上民办教育并不是简单的补充,它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跟公办教育竞争,这种竞争是对体制机制的必要完善。如果只有公办教育,模式单一就没有竞争了。民办教育要壮大,就要让社会资源充分涌入。中国民办教育的逐利性是一个现实存在,但这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刚开始可能都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民办教育的境界也会提升。如果政府加强引导,就会提升得快一些。
　　那么政府怎样引导呢?我觉得在法律层面还是有待完善的,比如说允许民办学校有合理回报,这个规定就太笼统。民办学校盈利和非盈利应该分开,盈利型的可适当参照企业的办法,比如说收税等。非盈利的民办教育就不能要回报,政府可以通过购买公共产品,一律补贴。另外,国外很多名校的经费都来自民间捐赠。
　　这就考验了政府的眼光。如果不通过这样的方式让社会资金流入教育,政府还要从自己的另一个口袋掏钱去投入教育,因为教育如果从民间拿不到钱,最终还得找政府要,无非就是从哪个口袋掏给教育而已。但无论从哪个口袋掏,反正做得好都是你政府的光荣,做不好都是你政府的问题,因为教育本来就是你政府的责任。
　　社会资金不能充分涌入,对民办学校很致命。本来民办学校靠高收入吸引好老师,但后来政府对公共教育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教师待遇不断提高,民办学校却越来越贫寒,老师高收入这个传统优势无法维持,好老师不断流失,生源也就跟着流失,很多民办学校不得不关门。仅仅是高中教育,每年就关掉一百多所民办学校。而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一所不是政府购买服务的非盈利学校,靠社会多方面的公益资金生存,比如公益资金可能部分来自教会。这应该是可以的,政府应该鼓励。怎样对待宗教固然还需要讨论,但胡锦涛总书记讲过,要鼓励我国宗教界发扬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我想鼓励宗教服务社会,就包括了服务教育吧。
　　
　　看点之三:政学分离,切断行政权力瓜分学术资源的通道
　　解放教育不是去行政化,而是淡化行政色彩。为什么要淡化呢?因为行政色彩或者说政府力量过于强大。一个好的教育体系,应该理顺政府、学校、市场的关系,让它变得有序、有活力,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只强调某个方面的力量。世界上的教育体系有三种模式:一是欧洲模式,它的学术权力强大;一是美国模式,它的市场权力强大;再就是我们的模式,行政权力特别强大。三种模式各有利弊。这就是说,即便是行政主导,也未必只有弊而没有利。比如说免费义务教育,政府说做就做了。要在发达国家,讨论一个预算也要讨论很久。所以,这三种模式不是对立关系,可让它们彼此兼容,优势互补。
　　淡化不是退出,政府的力量还要起作用,但不能太厉害。现在的主要问题,的确是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控制过于强大。行政资源不仅仅控制着学术资源,而且还在瓜分学术资源,学术的自由、学术的规律,这些都不起作用了。
　　所以,必须斩断行政权力跟学术权力联姻的纽带。操作起来并不难。比如大学的院长、系主任不归上级任命,而是从教授中选举产生,由教授委员会来任命,这样选出来的院长或系主任就往往会是德高望重的人。这些人上任之后,可以给他们高工资,但是不许任职期间申请科研项目,只做大家的公务员,学术资源就不要去操心了。这么一来他们就要权衡了,要学术还是要官位,不能两头都占,不能凭借权力去瓜分学术资源。再比如充分发挥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在学校法人治理中的作用,大学的学术问题必须教授说了算,不仅要教授说了算,学生代表也该包括进去,这样学术权力才会强大,学术跟行政权力之间才会有一个可靠的隔离带。
　　现在的教育改革,尤其是起草教育中长期规划,财政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包括发改委,很多部门都参加了,不是教育部门一家说了算。从教育部长最近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还是很清醒的,知道教育改革不是教育部一个部门的事,很多东西肯定要从教育部门切割出来。我觉得我们提到的这些问题他都涉及到了,理念是有了,方向是有了,关键是落实操作的问题。当时教育部还专门邀请了人大代表去讨论,去研究,也可以说是征求了人大的意见。
　　教育怎样从过度行政化中解放出来?方向还是分权,教育部门要事实上把权力下放给地方,下放给学校。中国太大,各地差异太大,任何一个政策全国统一执行肯定是不行的。教育部门不必管那么多,管那么死,很多政策应该分类指导。现在连学校几点钟放学、几点钟开学、上什么课、考什么试,都要听教育部的,完全一刀切。比如说周日就是不准到学校,这很没道理,学生周日为什么不可以到学校?学校为什么不可以在周日开展公益活动、兴趣小组活动?我认为要把真正的权力交给校长,教育部只做原则性的规定就行了。分权还应该包括给社会分权。比如可以组织社区教育委员会,家长、社会贤达可以一起来选校长。学校用什么教材,开什么课程,都可以让社区教育委员会来决定。
　　(摘编自2010年3月11日《南方周末》,原文为《南方周末》记者笑蜀对朱永新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