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越滞后越艰难
　　在从城乡严格分割、城乡体制僵化、工农分离、工业化与城市化严重错位的状态，转变为城乡交往频繁、城乡体制得以改革、农村工业化发展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都有显著进步的状态的全过程中，农村、农民、城市、居民、国家、社会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但是，这种转型却非常艰巨，充满着各种矛盾和紧张，且尚未完成。当前我国城乡关系实质上还是处在严重的不公平、不平等状态。农村支持城市、城市支配农村、城乡差别扩大等问题没有解决，而且仍在趋于严重。与上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相比，城乡关系已更加失衡，这主要表现为发展差距的扩大难以遏制和缩小，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的配置格局得不到有效改善，农村流动人口的市民化问题长期难以获得解决，城乡之间的利益格局刚性化等。

城乡发展差距有增无减，成为我国社会内部发展差距的最突出表现。有西方外交官在总结中国发展时作出这样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这个比喻非常真实地揭示了我国城乡发展的差距。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表明，我国城镇的人类发展指数已经达到0.88，农村的人类发展指数则只有0.63。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城镇人文发展指数已经排到世界第30位左右，赶上了韩国的水平。但是，农村却只相当于非洲的纳米比亚、博茨瓦纳等国家的水平，排在世界第125位左右。城乡差别如此巨大，基本上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一部分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另一部分却停留在相当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水平。

以城市为中心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配置格局没有改变。迄今为止，我国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配置向城市过度倾斜、城市剥夺农村的基本格局不但没有根本改变，而且还有所加剧，城乡居民的基本权利和权力完全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存在严重的不对称。在公共资源、公共权力和公共设施在城乡配置和分布方面，我们仍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制度性体系，把城市摆在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配置的中心，而农村则被放在次要和边缘的位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公共资源配置的差距不断扩大，直接影响着城乡发展差距。

农村流动人口“半城市化”问题显现。“半城市化”是指没有彻底融入城市社会的状态，或者说是城市化的“不彻底状态”。具体地说，它表现为农村流动人口在制度上没有享受完全的市民权，在社会行动上与城市社会有着明显的隔离，以及对城市社会没有认同感，不认为自己是市民，在社会认同上出现内部化、边缘化倾向。据不完全统计，有1.3亿进城的农村流动人口还不能实现城市化。长此以往，不但会损害社会公正原则，而且会带来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其危害性也将越来越明显。

城乡利益刚性化越来越明显。近几年城乡关系确实有所改善，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彻底打破城乡格局，更没有有效地遏制城乡发展差距的拉大。这背后的原因，就是城乡利益已趋于刚性化，即城市获得的优势利益仅仅靠一两项政策是改变不了的，而且出现了马太效应，即获得的利益越多，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

所论及的这些城乡严重失衡和不公平，其实质还是就业结构的非农化滞后于产业结构的非农化、城市化滞后于就业结构的非农化。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市化是城乡关系的最为重要、最为实质的构成部分，正常的情况应是三者相互协调和匹配，其中城市化水平高于工业化水平，非农就业比例与产业的非农化水平相一致。而我国当前，三者却是不相协调的，即工业化水平高于城市化，产业的非农化水平远远高于就业的非农化水平。这意味着，工业化没有有效地带动更多的农村人口城市化，产业的非农化又没有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因此，工业化没有相应或者有效地带动农村的发展。1998年，我国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达到了48.7%，高于伊朗的36.7%、埃及的32.3%和菲律宾的31.6%，但是当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却只有30.4%，而伊朗、埃及、菲律宾的城市化水平分别达到62.5%、42.9%和56.7%，直至2008年，我国城市化水平（45.7%）才达到1998年菲律宾的水平。显然，我国城市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发展，这意味着工业化对城乡结构的调整作用比其他国家小，没有有效地调整城乡人口结构，使更多的农村人口享受到工业化发展的好处，这是我国城乡差别不断拉大的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也加大了农村人口的城市化难度。目前的工业化模式，在不需要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情况下也能维持，特别是城市的非农发展不需要为农村人口的城市化付出成本，由此产生了严重路径依赖：不但非农企业根本没有动力去促进已经非农化的农村人口（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化，而且由于城市从农村流动人口“半城市化”中享受到比“城市化”更多的收益。因此，一个高扬“GDP”的城市不可能有内在的强大动力去吸纳大量涌入城市，以及为城市非农化活动作出突出贡献的农村流动人口提供城市化的可能条件。进城的农村流动人口长期处在“半城市化”状态，不但会削弱他们城市化的能力，而且更可能会出现一种非农非城的结构性格局。这不仅对农村流动人口和农村发展不利，而且还为城市发展埋下一颗结构性的“炸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