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感恩教育的内涵与外延

“感恩”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解释为：“对别人所给的帮助表示感激。”在近年的感恩定义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所谓感恩，就是对在自己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产生过积极作用的人和事物的一种感激与回报。从操作上分解感恩，感恩包含着三个层面：知恩、感恩、报恩”。笔者认为，感恩教育是一种以感恩主体对感恩对象的认同为前提的，以感恩主体对感恩对象的感恩行动为基础的，具有道德意义的、有责任感的社会性活动。这个定义有三层意思。第一，感恩是一种遵循道德规范、履行道德义务、体现道德价值、充满责任感的社会活动。第二，感恩过程是由感恩主体和感恩对象双方共同构成的，感恩对象不仅是现实中的人，而且包括广泛的社会、自然、宗教信仰等部分。第三，感恩是一种由知恩、记恩、谢恩、报恩和施恩等一系列活动组成的过程。感恩与施恩是相互的，交替的，是社会道德传统绵延不绝的纽带。感恩的外延包括感恩意识和感恩行为，感恩意识指导和支配感恩主体的感恩行为，感恩行为是感恩主体感恩意识的最终体现。

二、中日感恩教育的共同点

儒学传统的文化渊源相同。儒学文化在中国一直占主流地位，整个中国的道德文化发展有着深厚的儒学文化基础。儒学文化通过高端文化向低端文化流传的原则，对日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根据日本《古事记》记载，中国儒学传入日本应为公元5世纪初，日本应神天皇16年时，百济大王将《论语》携入日本开始。“儒家文化从社会现实关系着手，把人放在一定的人际关系中来定位，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并注重相互间的责任、义务，即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教妇从、兄友弟恭、朋亲友信，从而把社会整体秩序放在首位，个体则在这样一种人伦关系中寻找自己合适的位置，在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中，实现自己作为群体一员的社会价值，这其实也是一个道德自我修养、人格自我完善的过程。”透过“忠为报君恩，孝为报亲恩，节为报夫恩，义为报友恩”表面的差异，我们可以发现其内在核心都是感恩，都是以双方之间的恩情为基础的。儒学文化从孝悌入手建构人伦道德秩序。“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家国同构，伦理核心既是个人天然的心理情感与行为，同时也是社会化的情感行为。注重国家意识和家族观念、注重孝悌是中日两国的感恩教育中的共同文化渊源。

感恩教育在道德教育体系上都有所体现。首先，在道德教育目标上，突出感恩教育的位置。无论是中国古代君子“士为知己者死”的最高理想，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担当，还是中国现代“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和谐要求，都将感恩教育放在了重要位置。同样，日本以“忠”为核心的教育也将感恩教育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在现代教育目标中，我们更能看出，在中国的道德教育目标条目中，初中阶段的学生目标教育的第一条就是：“强调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关心家乡建设；有民族自豪感、自尊心。”而在日本的初中阶段学生目标教育的第一条“培养尊重人性的精神和敬畏生命的思想”，同样也将感恩教育作为首要目标。

其次，在道德教育的内容上，注重感恩教育。中国文化中就有很多关于感恩的典故和说法，像为国民所熟知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受恩不报非君子”，现代教育中也逐渐将如何处理自己与别人的关系，学会尊重和感恩作为教育的基本内容。同样，日本也将感恩教育贯彻到道德教育的方方面面。日本在1989年对其《小学学习指导要领》的修订中，特别强调了学校道德教育内容应加上“对生命的敬畏之念”，并把对生命的敬畏的这种感恩教育放在了原来的“尊重人的精神之上”。可见，在日本的道德教育内容中，注重贯穿感恩的情结。

三、中日感恩教育的不同点比较

传统感恩教育中对“忠孝”的认识不同。中国的感恩教育最重要的指向是家庭本位，而日本的感恩教育则指向君本位。中国儒学讲忠孝为二，日本儒学讲忠孝合一。

中国人计君恩之轻重而报之以忠义，人与人的关系依据恩情而定，封建王朝的君主频繁更替使忠君的一致性产生了动摇，退而转换为更加稳定的宗族血缘关系。所以中国传统感恩教育中更加突出的是亲恩的报答关系，不同于日本武士的绝对忠君。日本儒学也强调感恩，但强调“忠孝不二”，认为忠就是孝，孝也是忠，二者是一致的。忠是绝对的，不以恩情厚薄而改变，而且日本的天皇是大和民族的象征，无论政权如何更迭，日本天皇的绝对权威从来没有改变。所以，日本传统的感恩教育，首要任务就是培养对天皇绝对忠诚的知恩子民。中国儒学对君主的感恩是出于理性的规范，在专制集权的威严和压制之下产生的。而日本儒学所倡导的对天皇的感恩却带有信仰宗教般的虔诚，是人们对“幻想出来的不为世俗所染的善良之父发自内心的感激与敬仰”。对忠孝的认识的不同，使中国不断地出现对无道昏君揭竿而起伐之的王朝更替，不断否定和重建的勇气和决心；而日本则对忠君传统保持着一贯的敬意，至今仍保持着皇室制度。

感恩教育的实施途径不同。在中日两国感恩教育的实施途径上，中国侧重单向理性引导；日本侧重多维心灵实践。

首先中国重说服主义，理解主义，大多通过课堂灌输和说理教育，感恩实践活动在学生课堂上所占比重很小，走出课堂，走进社会的活动就更少。日本重实践主义，“心之教育”。重实用是日本一向的教育传统，日本的感恩教育蕴涵在活动当中。在我国的新课程实验中，一门独特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有人为此兴奋，因为这有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和能力的锻炼；也有人为此担心，因为组织活动就会带来诸如资源、安全、时间等诸多问题和可能的麻烦。而在日本中小学的实践活动、社会课是很活跃的，每个有组织的中小学学生团队都是在老师的带领下进行参观学习的，对生命的尊重、对拥有的珍惜就在生动的活动中得以教育。“育德是教育的灵魂，动情是道德教育的关键。”感恩教育属于道德教育的范畴，不仅靠感受，更要靠身行，靠心灵感化。日本在80年代重视运用“心灵的教育”，在中小学道德教育中，强调让学生学会关心，关心自然，关心他人，关心自我，让学生感受到自然的爱，他人的爱，学校的爱，让学生在爱中内化为感恩、报恩，将爱延续下去。

其次，中国的感恩教育较为简单，日本的感恩教育视野开阔。中国的感恩教育设置多指向某一个目标，比如对国家的感恩、对父母的感恩、对邻里的感恩等等主题，在主题教育之后，缺乏一个统一的纲领，造成了国家社会的大主题过于空泛，而家庭邻里的小主题则忽视“大我”。日本较好地继承了“天人合一”的观念，强调不囿于狭隘对象的大感恩观。不仅要对人，对国家和社会感恩，更要对大自然感恩，感谢并回报赐予我们生活空间和生存物资的大自然。比如，日本儿童在每次开饭之前，总要双手合十，很有激情地喊一声：“那么我开动了。”日语的原意是“那么我收下了”。据东京农业大学的羽熊广太先生介绍，这样的行为事实上类似于祷告，其含义是大自然中的动物和植物，为了养活人类而牺牲自己，所以在食用这些食物之前，要心存感激地说收下了，以示对它们的尊敬。通过这样的感恩教育，把受教育者的视野提高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高度，从而提高感恩教育的实效性。

正如马克思所说：“恩情是联结人与人之间的一个良好的纽带，大到国与国、地区与地区、小到家庭与家庭、人与人，进而支撑起一个社会。”感恩教育作为一种以情动情的情感教育，以德报德的道德教育和人性唤起人性的人性教育，对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和品味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