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高考改革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切不可瞎折腾，但这并不意味着高考没有改革的空间。

从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至今已经过去了３２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与发展，高考的规模迅速增大，高考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强，高考所引发的质疑和批评也越发激烈。除了高考制度、内容、招生等方面的争议，许多人还将高考与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联系起来，认为高考是中小学教育的“指挥棒”，是导致应试教育、妨碍素质教育的罪魁祸首。这一非理性的观念不仅引发了高考的存留之争，而且极不利于高考的改革以及教育问题的正确解决。

高考固然有很多弊端，但是盲目地废止高考绝不可行。首先，高考是我国人才培养战略的一项基本制度，涉及到社会和教育的公平与公正，是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的门槛。中国的高考制度给不同年龄、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层次的人带来了希望，通过高考，他们可能接受更高等次的教育，改变自身的命运，这正是教育公平的体现。实践反复证明，高考制度是迄今为止最公平的一种制度，取消高考将导致社会的动荡与不安。其次，世界各国都没有废除高校统一招生考试的制度，反而越来越强化统一考试在人才选拔和培养上的作用。因此，废止高考不仅是不可行的，也是不符合国际趋势的。教育工作者应当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高考制度，充分肯定成绩，正视存在的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高考改革的基础是建立社会诚信机制。但是，就我国目前的现状而言，要建立起一套完善、系统的诚信机制，还需要经历相当漫长的过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健全的诚信机制，就不能进行高考的改革，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循序渐进地进行。不过，在此过程中需注意的一点是，高考改革是一项庞大而系统的工程，成功的改革撼动的是整个体制，而不是单个零碎的部件。因此，高考改革需要的是多个部门的协调合作、同时推进，而非某个单独的政府部门的任务。

推进高考改革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切不可瞎折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高考没有改革的空间，笔者认为，可在以下方面有所作为：

进一步扩大高校自主招生范围和招生比例

２００１年，东南大学等三所高校开始试行自主招生；２００３年，试行自主招生的部属重点大学有２２所，２００８年扩展至６８所。从国际高校的办学实践来看，高校自主招生确实是选拔、培养优秀人才和提高办学质量的可行途径，而且有利于破除现行“高考指挥棒”和“一考定终身”的弊端。但是，目前自主招生的学校不到１０％，招生的比例也很小，对统一高考的影响不大，绝大多数考生仍然要通过高考进入高校，因此尚不能对“高考指挥教学”的格局造成较大的影响。

进一步扩大高校的自主招生范围和比例，可以相应地削弱高考的影响。虽然其本身可能存在一定的缺陷和弊端，例如，一些重点大学扩大了本地学生的招生数量，造成了考生数量在地区间不均衡；在我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中，受贿腐败的可能性较大，降低了教育的公平性。一个新的体制试行的过程中，有种种担心和批评都是正常的。但是，弊端毕竟是少数的、短期的，通过普通高等院校的自我约束，政府宏观调控、指导，社会有效监督，这些弊端都是可以克服的。从长期、深远的角度看，进一步扩大自主招生范围和比例有利于满足高等院校多元化选拔人才的需要，有利于中等教育实施新课改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有利于维护教育的公平、公正，对于破除“高考指挥棒”具有长效作用。

与新课程标准衔接，进一步明确考试的内容与导向

新课程标准的出台是基础教育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高考的内容也必然要依据新课程标准的要求进行调整。考什么？怎样考？都是摆在教育学者面前的重大课题。新课程标准对高中教育的要求很多，较之以往更加注重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注重知识结构完整性的建构，注重兴趣爱好及个性特长的培养。但是，并不是新课程标准中的每一项内容都是可以通过考试测量的。例如，新课程标准中对学生能力的评价，要求评价学生“能否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既能够独立思考，又能够与他人很好地交流合作”，这一项就不能通过高考进行检测。因此，考试命题人员要将高考与新课程标准衔接，就需要细致地分析新课程标准中哪些内容是可测的，哪些内容是不可测的，区别对待。对于可测的内容，可以纳入高考的范围之中，对于不可测的内容，则采用教师评价、同学评价等方式进行考察。

革新高考技术，采用先进测量和统计方法对结果进行分析

高考是我国参与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的考试，理应应用先进的测量学技术对高考试卷进行设计。但是，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高考从命题到选题都是以学科专家为主，进行经验化、人为化的操作。由于测量学技术介入不够，这种命题方式最后得到的分数只能够作出简单的分数报告，而难以进行深入的数据挖掘和分析。

高考的考试方法和技术应当革新。这一点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统一考试或评价项目的经验，例如美国高校的入学考试ＳＡＴ，允许学生每年多次参加考试，最近还允许学生有选择地提供几次考试中的ＳＡＴ分数。这些政策都是以先进、标准的考试技术为基础的。我国的高考应从试卷的命题、组配、阅卷、计分、信效度检验上做到科学、公正。同时，在考试结束后采用先进的测量和统计方法对结果进行分析，有效探查不合理、不公平的题目，对不同科目、不同内容领域、不同能力、不同学生群体作出分层次报告，实现不同地区和不同年份的分数等值。

弱化高考对基础教育质量的评价功能

高考本身是一项选拔性的考试，其作用仅仅是选拔人才进入高等院校，但是政府、学校和社会却不约而同地将高考成绩作为评价各地基础教育质量状况的指标。高考承担了其不应该承担的衡量教育质量的功能。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没有系统的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和评价体系，政府、学校和社会只能将高考的成绩视为衡量教育质量的唯一指标。这也是“高考指挥棒”现象存在的一个客观原因。

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从教育行政和教育管理的角度弱化高考的评价功能，建立专门的、系统的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和评价体系。各地政府应运用行政手段，强化基础教育质量监测的功能，通过科学、客观、全面的监测与评价，来衡量地区和学校的教育水平。从世界范围来看，欧美发达国家都有各自完备的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体系。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美国的联邦教育进步评估（ＮＡＥＰ），以及一些国际基础教育比较项目，如国际数学与科学学习趋势（ＴＩＭＳＳ），学生能力国际评价项目（ＰＩＳＡ）等。这些监测和评价项目对提高该国的基础教育质量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在美国，各个州报告其基础教育状况时，都会采用ＮＡＥＰ的成绩作为验证或监督。

２００７年，教育部成立了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意味着我国在科学评价教育质量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目前，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抽样地区进行科学的、标准化的测试，其数据结果将用于评价该地区的教育质量，历年的数据还可评价教育质量的发展状况。相信这一工作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中国大地上教育质量监测的一面旗帜，客观上起到削弱高考的作用，成为推动素质教育迈向崭新局面的发动机。

引导社会舆论，正确看待高考与素质教育的关系

高考的职责是选拔人才进入高校，并没有评价教育质量的功能。高考并不是阻碍素质教育的罪魁祸首。要消除这一非理性的观念，除了教育部门承担起高考改革的责任以外，相关部门应当承担起引导社会舆论的责任。

目前，常常有一些非理性的言论出现在报刊、电视等公众媒体上，比如“上大学无用，应废除高考”等，这些言论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公众对高考的指责和批评。要消除这些不合理的社会言论，相关部门不仅应当在内部树立牢固的“强化高考选拔定位，强调基础教育质量监测”的信念，还应当积极研究和了解公众心理，提出有效引导社会舆论的措施，在社会上达成“高考不是阻碍素质教育的罪魁祸首”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