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访日寇在灵宝投降经过

2015年7月30日早8点,市文化局原办公室主任姜志良兄给我打电话,询问我抗日战争采访录中《老城人亲历的日寇暴行》一文里有关日本在灵宝投降一事,以前的文史资料和走村入户采访资料中均没有这方面的报道,我撰写的采访录如果属实,就是改变灵宝抗日历史胜利结果的大事情,问我有关该事件的见证人现在还健在吗?《函谷烽火》这部书马上就要印刷,现在再核对一下,今天下午给他回电话。当时我刚到法院,办理一个案子,我给姜主任回话,下午没问题。
中午12点30分,我联系了《灵宝故城》一书的编辑李定群,李主任告诉我刘西福先生现在身体不大好,住在大王五帝村,我得去五帝家里才能见到老先生。我与当事人刘西福老人取得联系,刘西福老人在电话说他现住大王镇五帝村4组,并且重申他原本就是灵宝老城人,住在灵宝老城县府街63号一小对门,离教育馆很近。他说,当时他不到十岁,在门前玩耍,看到两个日本军官从大马身上下来,进了教育馆,跪到院子里的主席台前,卸掉枪支和指挥刀,举过头上,交给灵宝国民政府,教育馆长徐仁青等人都在场,他都认识,这是千真万确毫无虚假的事实,没有什么值得怀疑。因为这个事情太久了,知道的人太少了,他想在在世的时候,把真相告诉给后人,让更多的人知道日本投降的真相。前段时间他专门写了一篇关于日本投降的稿件,发给了《老年春秋》杂志,现在正在等待回音。我说我想亲自和他再谈一下,问是否可行,老人说他太高兴了,他在家里等我。
从函谷关去大王,没有班车和公交车,最好的办法就是骑摩托车去。我骑摩托车去见刘西福老人。走出办公室,天气酷热,室内室外真是两重天,刚出门就觉得头痛难忍,但是已经同刘西福老人约好,告诉老人我的半个小时以后才能到,叫老人着急。
我不能失信,顶着烈日出发。
刘西福老人跑到村外菜市场等我,等了好久不见我去,只好回家了。
我找到五帝村,见到刘西福老人的时候,老人惊叹我怎么肯吃这么大的苦,并且要亲自跑到五帝村见他,真是太高兴了,已经提前给我冲好了茶,正等着我呢。
我说日本投降的事是重大历史事件,文史资料和采访的人很多,但是没有人报道和述说日本在灵宝投降的事。这件事要改写灵宝的抗日史,关系重大,不是小事。老人说这不奇怪。因为当时接受日本投降的是国民党政府,相关资料只能由国民政府保存。而且,国民政府最后败了,资料落到哪里就不好说了。同时,三门峡大坝修建,灵宝老城被淹没,这些资料是不是还能保存下来,也很难说。另外,当时接受日本投降的国民政府官员,后来多数被镇压了,没有镇压的也很难找到哪位幸存在世的人了,而且当时接受投降的国民党军队也撤离了,当时在县府街的住户本身也没几家,看日本受降的人本身就没几个,这方面的史料和能提供这方面资料的人肯定是寥寥无几,而当时不到10岁的他,现在也快80了,已经风烛残年,所以再不把日本投降的事情向世人说明,就再没有人来向社会述说此事了。
老人说知道我要来,把以前有关该事的草稿全部搜寻出来,让我观看。我说资料能不能让我带走,老人欣然同意。老人家里又来了一位70多岁的老人,刘西福老人说这是一位老教师,村里年龄大的老人,现在就只剩下他们两人了。我为刘西福老人拍了照片,到村里又走了一圈,看了村里的老槐树和省级文物保护遗址五帝遗址,然后又回到刘西福老人的家里。
我同刘西福老人拉起了家常。老人祖籍是新乡人,修铁路来到灵宝,因抗日战争爆发,铁路停修,于是落户灵宝。刘西福老人拿出身份证,说自己出生于1937年4月26日,先在女小上学,后归一小,校长是王子谋。1952年他在城关完小毕业。母亲病故,考上平陆中学,无力去上,然后进木匠部当学徒。1954年转入木业社,1955年转入西安长安营造厂当木工,不服水土,1958年回家。当年6月8号考入洛阳轻工局,被分配到古今陶瓷厂,担任修配班班长,一家户口都在洛阳。他多次出席劳模会议,每月50.4元工资。因为每月要交房租10元,因住房问题,多气成千古恨,为了生活,股长挽留也未能留住,1962年从洛阳轻工局古今陶瓷厂回来,在三门峡西站做木工,直至年老退养。
我又问起老人怎么能记得日本投降一事的时间的,老人说日本投降时他8岁,上一年级,教育馆门口挂有一个日历牌,所以他记得很清楚。老人说现在经历的一些事情,确实有些很快就忘了,但是小时候的一些事情,确实忘不了,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这写特别重大的事情,他说记忆尤新,不能忘怀。他说,在教育馆投降仪式上,有教育馆长许仁卿,还有馆员赵玉山。院子中央放三张桌子,坐5个人。老灵宝苏家苏亚媛女士,是灵宝大户,二口子都抽大烟,这两个人比较特殊,当时也在投降现场,所以记得很清楚。老人说在投降仪式主席台两边,站着两个警卫战士。他在教育馆门口玩耍的时候,两个日本军官从西边骑着大马过来,到教育馆门外,将马拴在外面,也没人管,就直接走进教育馆,走到教育馆葡萄树下,将帽檐朝后一拉,走到北面的主席台前跪下,卸下指挥刀和手枪,用双手举过头顶,由两边警卫战士接住收缴。其中一个警卫员会说日语,叫投降的日本军官站起来,到主席台前签署投降书,日本鬼子签完字,翻译官说:“滚出去!”日本军官转过身,走出教育馆大门,马也不骑了,径直向西走去。在西城门,有人骂日本军官,还有人用唾沫吐日本军官,日本人一声不吭,直接走进棉花打包厂去了。打包厂门前的路叫一马路,上车站去的路叫二马路,打包厂是上海人私人办的,他们给二马路叫黑路。日本鬼子前期横行霸道,欺负老百姓,可是在老灵宝棉花打包厂等待收编,也没享什么福,他们的武器弹药和人员,全部集中在打包厂,等待收编,没有人收编,就没有人供给粮饷,就吃不上,所以日本鬼子一个个饿的就像恶狼,谁能给他们一个馒头,日本鬼子马上就有人拿出军用毛毯送给谁,一副可怜相,连猪狗都不如。
1965年老人还碰到过一个讨饭人严玉贫,说自己当时是国民党少将,也在日本投降仪式现场,参加了当年的日本投降仪式。
日本投降的第二天,国民党军队进城。国民党军队进城也有隆重的仪式,由3辆坦克车在前面开道,三挺重型机枪被人抬着跟在后面。跟在坦克车后面的是12挺轻机枪,再后面有一个营的炮兵跟随,步兵扛着枪,有米西风、比利时、达西狗、捷克式,还有中正式,枪上全部上着刺刀,刺刀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由大同路的南端向北行走,进入棉花打包厂,接受日本的投降人员和物资,日本鬼子一个个像亡国奴,连丧家犬都不如,这就是日本投降的全过程。
我问老人老灵宝知道日本投降的人为什么不多?老人说当时住在县府街的人本身就不多,只有几家人,有的还不知道,知道的有的还不想去,所以知道的人没有几个,所以他现在在风烛残年,更想把当年日本在灵宝投降的真相说出来,让人们都知道,记者日本鬼子在灵宝也是夹着尾巴逃跑逃跑了。
老人将以前写好的手稿递给我,述说他写稿件的初衷。
老人说,40军烈士陵有两副对联,很有教育意义,可惜老城淹没后迁移,烈士陵园毁了。还有禹王庙,是灵宝最大的庙,台高一米五,四面飞檐,在洛阳地区可能也没那个庙超过,可惜也被日本鬼子从山西扔过来的炸弹把庙毁了,所以现在趁自己还在世,想把这些事说出来,让人们都记住这些事情。老人还说,有些说法还需要纠正,比如《灵宝故城》中说的过路台子,在南关外南稍门中间,《故城》里说在西边,也是错的,因为西边就没地方,这些都要纠正。
我又问老人怎么能知道日本投降是8月21日9点多到10点,老人说8月21日有教育馆门前的日历牌能够说明;9点多到10点是学生上学的时间,当时开学,这事就刻到脑子里去了,一辈子都不会忘。
我再三追问老人历史文献和采访情况没有人说日本在灵宝投降,灵宝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日本人?老人说日本在灵宝函谷关一线,死伤了几个军官,死伤了大批人马,西撤后回到岘山。但是投降后要有个归属,所以按照中国指令,不得不全部撤到灵宝棉花打包厂,打包厂地方大,便于集中和收编,所以部队和人马全部集中在打包厂。我问老人当时集中到打包厂的日本鬼子有多少人?老人说日本到教育馆投降的军官穿的衣服肩膀上有标记,根据骑马佩刀,起码都是团级以上的军官,收编的军队,可能也要在一团人左右。
我问老人是否知道日本侵略者最早是怎么进入灵宝城的?老人说有个做生意的商人叫王典奎,是个大汉奸,把日本人接进老灵宝城,给老城人造成了很大伤害,后来被判刑了,出狱后迁居运城。
听完老人的陈述,脑海中又回想起文化局办公室主任姜志良兄电话中说的:我采访的史实要将灵宝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历史改写,所以很谨慎,很重视,并且希望我再进行一次回访,所以我就趁势拨通了蒋主任的电话,把回访的情况想现场告诉姜主任,并征求他的意见,看他还需要不需要再和刘西福老人通电话或者见见面,姜主任说我见刘西福老人了,就按我采写的情况刊登,不用和老先生再说也不用再见了。
回访任务完成,我又问老人怎么会住到五帝村呢?老人说1959年三门峡大坝修建,灵宝城淹没,1962年从洛阳回来,已经无法再回到老城,最后就迁居到五帝村了。
我问老人家庭情况和现在的生活情况,老人说三个儿子两个闺女,都已成家,由子女们共同照管,自己没事写些东西,练练毛笔字,消磨时间。我问老人哪里来的金渠金矿稿子写东西,老人说一个孩子在金渠金矿工作,孩子给他的稿纸。我用相机拍了稿件,有拍了老人写的毛笔字,与老人作别,写下了上面的东西,留作纪念。
2015年7月31日20:26
安效民 于函谷关文化产业园
附图:
刘西福老人关于亲历日本投降史实的手稿

刘西福老人关于亲历日本投降史实的手稿

刘西福老人关于亲历日本投降史实的手稿

刘西福老人在家里习字的手稿

刘西福老人和采访者咋五帝遗址前合影
刘西福老人和采访者在五帝遗址前合影

刘西福老人和采访者在五帝老槐树遗址前合影

刘西福老人和采访者在五帝老槐树遗址前合影

刘西福老人和采访者在他家门前大桑树下前合影

刘西福老人的身份证

笔者在刘西福老人家里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