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村惨案”的前前后后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在东北、热河、冀东、豫北、晋南等地举行了战略性反攻，歼敌九十七个半旅，一百一十万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其中，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的部队横扫晋南敌军，收复和解放了二十五座县城，晋南敌人除了运城、安邑、临汾等几个孤立的据点之外，已全部肃清。
与此同时，国统区内人民的反蒋斗争风起云涌，国民党政府风雨飘摇，处于全民的包围之中。为挽救其灭亡命运，蒋家军被迫由全面进攻改为对山东和陕北的重点进攻，企图把战火引向解放区。
为了破坏敌人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党中央、毛主席英明决策，要求我军实行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蒋管区。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突破黄河天险，在鲁西南大量歼敌，直捣大别山；陈毅、粟裕大军挺进华东，准备在粉碎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后，率领华东野战军挺进中原；由陈赓、谢富治率领的太岳区四纵，由秦基伟、黄镇率领的太行区九纵和孔从洲、汪峰率领的三十八军组成的西路大军渡河南下，挺进豫西。三路大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逐鹿中原。
西路大军于1947年8月22日深夜、23日凌晨趁夜色和暴雨从济源强渡黄河，冒着枪林弹雨在新安县登陆。过河后，所向披靡，解放了新安、渑池、洛宁、宜阳、观音堂，绕过陕州，直扑灵宝、阌乡、卢氏。切断了陇海铁路西段敌人的交通线，于9月12日夜24时，攻下灵宝县城，9月13日又攻下阌乡县城.之后，又回师向东，于9月17日夜一举解放了陕州城。
进军途中，西路大军曾在陕州大营村召开了万人大会，陈赓站在一张方桌上讲话，分析当前形势，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布置下一段的任务，并宣布成立了前委、后委。正开着会，敌机前来袭击，会场有点乱。陈赓抓起机关枪，朝天放了一梭子，大喊：“不要跑，不要乱!”不少战士朝天放枪，吓得敌机慌忙逃窜，大会继续进行。
大会决定：前委由陈赓、谢富治、韩均率领，负责指挥大部队在陇海铁路、平汉铁路的前线作战，解放全豫西；后委由裴孟飞、孙定国、高云生负责，带领干部大队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剿匪反霸，建立以伏牛山为依托的根据地。
后委带领的队伍是随大军南下的五个干部大队，其中原属太岳区的三个大队，太行区的两个大队。这五个大队是按地委级机构配置的，负责人大部分是解放区地方上党组织的负责人，工作队员则是地方政府中的骨干分子、文职人员，还有一些是刚刚入伍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
后委到灵宝后，驻扎尹庄村，三十八军军部和战地医院亦设尹庄村。9月中旬，后委在尹庄召开了各大队负责人会议，分配任务，改“干部大队”为“干部工作团”，但多数人仍沿用“干部大队”的叫法不变。第一大队由戴苏理、陈鉴带领，在虢略镇一带开辟工作，先驻车村，后驻川口；第二大队由郭思敬、赵培铭带领上苏村；第三大队由陈冰之、范华带领去下磑一带；第四大队由孙竹庭带领去朱阳；第五大队由李庆伟、王庭佑带领，到灵宝、卢氏、洛宁三县交界的官道口一带开辟工作。
为了保卫后委及干部大队的安全，并配合他们进行剿匪反霸斗争，前委派出一个武装连随后委驻扎尹庄村，又派了五个武装排随五个干部大队前往工作地。这八个排兵力抽走后，原部队编制不减，所以只抽出部分老兵，又补充进一些新兵以维持部队原编制。这就使随后委和武装大队一起行动、担当武装保卫任务的连排中，既有作战经验丰富的指挥员、战斗员，又有在“二月二”大参军中入伍不久的战士，甚至有在行军途中刚刚补充进队伍的新兵。
郭思敬、赵培铭率领的干部大队和陈排长（名字不详）带领的武装排来到苏村后。为了不扰民，就近驻在苏村庙里。一到驻地，立即召开工作队会议，把工作队员分成四个工作队：第一队由老闫（名字不详）带领，负责东崖、西崖、后桥沟的土改工作，住苏村庙，和大队部在一块办公；第二队由老何（名字不详）带领去西村；第三队由高明山带领去东里、淹里沟；第四队由老岳（名字不详）、周逸（女，赵培铭的爱人，此前任山西某县组织部长）带领去原坡、孙家沟，老岳带工作队员小曾、小王住原坡村，周逸带马班长等3名队员住孙家沟。
此前，灵宝境内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虽有地下党组织活动，但活动范围很小。特别在广大农村，群众对共产党、解放军知之甚少，而敌人所谓“共匪”“共产共妻”的恶意宣传在群众中颇有影响。所以，工作队员入村后的宣传发动工作非常难做。他们一边帮助群众劳动，一边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工作队员用革命道理启发群众，用阶级深情感化群众，用实际行动教育群众。在此基础上，引导大家成立农会，组建民兵队伍，搞土改，分浮财。
第一场斗争先在东里村进行。四个工作队将所驻村庄的群众带到东里村，在东里村的岭场上召开了近千人大会，斗争恶霸地主邵维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进一步教育和发动群众。
大会之后，为了扩大影响，由郝印吾、王奎带领20多名干部和一个民兵排到灵、卢交界处的福地村一带发动群众，之后又派人去高岭村和吕家原村开辟工作，以便疏通灵、卢道路，使根据地连为一片。
大队长郭思敬、副大队长赵培铭（山西老区的一个县委书记）率少数工作队员和武装战士驻守苏村庙，统一指挥各村的土改斗争。指挥部里未设伙房，同志们纪律非常严明，不动群众一针一线，再加上环境恶劣，所以，在苏村近一个月的时间，同志们没有脱衣睡过觉，没吃过一顿象样的饭，常常是吃干粮喝开水过日子。
灵宝解放时，当地的土匪恶霸等反动势力并未受到毁灭性打击，他们纷纷逃入苏村、朱阳、卢氏等山区腹地，有的就地隐蔽下来，伺机反攻。在我工作队入村发动群众，建立农会的同时，反动势力也暗地勾结，悄悄串连，威胁群众，记变天账。国民党灵宝县保安团团长李子奎和军需部主任薛智贤、川口乡乡长李学士、苏村乡乡长杨凌仁等，曾在苏村后山的椿树沟村召开秘密会议，商讨武装暴动计划，要求各村的反动势力采取派进来拉出去的办法，利用世世代代本地人的裙带、邻里关系，往贫农团和民兵连中安插亲信，收买内奸，作为内应，并时刻窥视工作队的一举一动。
9月29日（农历八月十五）是传统节日中秋节，混进贫农团的土匪小头目王保被派给苏村庙里的工作队送来半扇子猪肉和月饼、苹果、葡萄等，名曰“慰问”，实则探听虚实。工作队拒而不收，王保和随行人员纠缠了一个时辰后，硬撇下东西离去，工作队的同志未动分毫，让贫农团拿去让老百姓吃，老百姓也不吃，就通知王保来取走，王保趁机又到苏村庙里刺探一番。
灵陕战役的巨大胜利，八路军半个月内歼敌陕东兵团三万多人，控制了从新安到潼关的广大地区，切断了敌人的东西联系，并直接威胁西安。蒋介石慌忙于9月20日飞到西安，色厉内荏地大叫“三个月内彻底肃清陕北共匪，半个月打通陇海路”。随即调兵遣将，数日之内，在西安潼关之间集结兵力十个半旅，并指派胡宗南部的裴昌会率敌六十五师自西向东，疯狂扑向灵阌解放区。蒋介石还在洛阳集中了三师、二十师等十个旅的兵力向西进发，妄图从东西两面夹击我军，恢复陇海铁路。
这时，毛主席电告陈赓，除留部分兵力在陇海铁路牵制敌人外，主力部队从陇海路南下，出击陕南和豫西南，建立陕南根据地和豫西南根据地。要牢牢牵住胡宗南的 “牛鼻子”，向伏牛山深处牵，瞅准机会歼灭之。中央指示西路大军，即使暂时丢弃陇海铁路也不要紧，只要在西面、南面打开局面，既能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又能建立根据地，可直接配合挺进中原的主力作战。中央分析，胡宗南占领陇海铁路后，战线拉长，兵力分散，便于我军回师聚歼。
1947年10月中旬，裴昌会部的大举进犯和我军主力的南下，使灵宝境内的形势骤然严峻起来。当地的土匪恶霸和反动武装遥相呼应，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划武装暴动。李子奎、薛智贤、县参议会议长周永康等人召集杨凌仁、虢略镇镇长陈汉川以及朱阳、五亩、寺河、西章、破胡等地的匪首们在五亩塬上大地主杜植三家召开秘密会议，研究部署暴动事宜。与此同时，国民党灵宝县县长狄昌伦、保安团副团长王池清召集五帝、阳店的匪首们秘密商议配合李子奎组织暴动。之后，国民党苏村乡副乡长马凤云召集保长王振江和地主武装头领王振法、王石乐、李德祥、王屯福等人秘密开会，传达五亩塬上的会议内容，商定暴动计划，分派暴动任务。会前，他们通过安插在贫民团和民兵连中的亲信，掌握了“九月初三（10月16日）晚上西村工作队要召开会议，干部大队的领导也要参加，苏村庙里兵力空虚”的情报，所以，暴动时间就定在九月初三晚上，进攻重点是西村工作队会场和苏村庙。杨凌仁还特别强调：“九月三，一齐反。住有工作队员的村子，要村村响枪，不留一个活的”。并把各村暴动的领头人、持枪人都一一指定到人。
10月16日（农历九月初三）晚九时左右，国民党苏村乡乡长杨凌仁与武装队长李世英率匪徒八十多人，兵分两路，一路守住胡山山顶，一路包围在西村王石平家开会的工作队会场，先安排两名匪徒持枪封堵大门口，又派孟梦勤在后崖上放哨，派恶棍张老娃佯充贫农团成员，混进会场，乘我工作队员不备之际，夺枪射击，隐蔽在院外的匪徒们闻声夺门而入，冲进院里，向屋子里疯狂扫射。工作队员措手不及，何队长和几个战士当场牺牲。副大队长赵培铭组织剩余的同志向敌人展开猛烈还击，在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后，率领部分同志冲出院外，吩咐大家要保存实力，缩小目标，化整为零，分散突围。
次日凌晨，守胡山的另一路匪徒也冲下山来，两路匪徒合为一处，在西村的沟沟坎坎严行搜索，见到工作队员就用枪打，用刀砍。工作队员李松香被抓住后，匪徒们把他扔到西沟沟底，并扔下手榴弹想把他炸死。李松香顽强抵抗，把手榴弹趁未爆炸时又反扔上去，匪徒们凶狠地接连扔了几颗手榴弹，李松香同志被炸得血肉横飞，壮烈牺牲。赵培铭同志为掩护战友们突围，身负重伤，行动不便，藏在西村路边的玉谷地里，被匪徒们搜出，他大义凛然，怒斥群匪，匪徒们凶残地用刀和镰把他活活砍死，边砍边骂：“哼，想分我们的家产，我们先把你分了再说！”把赵培铭同志的遗体剁成碎块，抛撒到玉谷地里，惨不忍睹。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暴乱中，在西村我们牺牲了9位同志。
与此同时，大队部驻地苏村庙被土匪头子王振法、张森带领的40多名匪徒包围，疯狂攻打。当晚，大队长郭思敬在尹庄村参加裴孟飞和陕南地委宣传部长赵群一主持召开的土改工作扩大会，赵培铭同志带领几位同志去西村参加工作组召开的骨干会。留守在苏村庙里的工作队员、解放军战士只有11人，另有三十八军筹粮队的任指导员和战士4人。这16位同志在工作队长老闫和任指导员（姓名不详）的指挥下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枪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疯狂的进攻。枪战中，安二友（山西沁县人）等4位同志壮烈牺牲。
匪徒们瘁不提防的进攻，使工作队陷于被动，再加上敌众我寡，情况不明，老闫同志当机立断，命令同志们突围，自己留下掩护，他告诉战友们：“出去以后，要化整为零，分散撤离。要么往南，到卢氏的黑峪集中，不行的话就到栾川县城；要么往北，过了黄河就是解放区了。大家记着，只要活着，就要找到组织，报告这次事件的经验教训”。
工作队员马玉清（山西襄源县人）一条腿被子弹打断，战友郝歧敏、龚校庆拉着他要一同突围，马玉清说：“我跑不动了，我和闫队长掩护你们，你们快跑，记着要为我们报仇”。老闫和任指导员、马玉清留下掩护，其余9位同志从苏村庙东北角突围。他们边打边撤，到苏村庙东墙外，龚校庆（山西沁县人，郝歧敏的姐夫）和另一名战友中弹牺牲，郝歧敏、王明等7位同志撤退到东崖一座院落的窑洞内，顽强抵抗，敌人一靠近就扔手榴弹，相持了一夜，敌人未有得逞。
留下作掩护的老闫同志和战士马玉清在和敌人激烈的枪战中壮烈牺牲。次日黎明，任指导员弹尽被俘，匪徒们把他拉到东崖我军战士坚守的院墙外，让他喊话劝降战友，任指导员奋力反抗，高声呼喊，鼓励战友们坚持斗争，决不投降。匪徒们惨无人道地把手榴弹绑在他身上，拉下导火索，把指导员炸得血肉模糊，当场牺牲。
被堵在东崖另一座院落窑洞中的苏村村农会主席王小哲，被匪徒攻破窑门活捉，匪徒们拷问他农会里的人员状况，他宁死不说，被匪徒们反绑双手，簇拥到东崖沟底，用镢头、木棒活活打死。
年仅16岁的陈留发，家境贫寒，给大地主王振民家扛长工，起早贪黑，受尽剥削。工作队进村后，他积极投身革命，给工作队带路、送信、摸查情况，很快成为苏村村农会中的骨干分子。地主恶霸对他恨之入骨，10月17日上午，匪徒张海生、张立东等人四处寻找，把陈留发抓住后，逼诱到现在苏村中学院里的水井边，猛用力把他推到井里。小陈双手扒住井沿哭喊叫骂，匪徒张海生用脚蹬，张立东用棍子戳，硬把小陈捅落井底，残忍地扔下几块大石头。当听到井下仍然传来小陈断断续续的呻吟声，匪徒们又扔下一个手榴弹。陈留发这个稚气未脱的孩子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临近中午，匪徒们害怕解放大军赶来，大部分撤走，少数匪徒隐藏在暗处放冷枪。郝歧敏等7位同志冲出窑洞，分散隐藏在东崖沟里的玉谷地里。10月17日夜，冷风凄凄，伸手不见五指。为了缩小目标，郝歧敏等7位同志兵分两路，向南、北两个方向撤离。
10月16日晚，在高家岭工作的同志，被匪徒张元勋、吕虎印等20多人围攻，我工作队8人集中登上一座旧炮楼，顽强抵抗，匪徒们久攻不下，天明撤走。当我们的队员撤下炮楼，脱险出走时，所谓的贫农团主席吕安群又去把敌人叫回来，从背后袭击工作队，8位同志全部壮烈牺牲。
东里村工作队队长高明山当晚住在淹里沟，枪声一响，贫农团骨干郭虎俊、彭全连赶忙掩护高明山躲进贫农彭成立院里的天窑内，匪徒们寻找不着，气急败坏地朝天放枪。半夜以后，高明山同志在郭虎俊、彭全连的掩护下，从宁家沟、官庄下山，天不亮回到尹庄总部。
第二天，一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在送信的返还途中，走到东岭，冷不防被地主狗腿子从背后砍了一镰，砍伤右臂，无法还手，就往东岭塬边撤退．这个凶恶的狗腿子边追边用镰砍，砍了十几镰，终于把小战士砍倒在地．小战士挣扎着往塬边爬去，狗腿子凶残地用镰刀又砍又戮，小战士的衣服都被戮成丝丝缕缕，小战士的鲜血染红了东岭埝根十几丈长的土地。 原坡村的工作队队长老岳当晚住在队部，工作队员小曾和小王去西畔村发动群众。土匪头子安排在原坡村的暴动人员苏苟焕、王虎等5人一起来找老岳，因队部设在村民高尉生院中，不便下手，就哄骗老岳到村外有事。老岳同志心存疑惑，但为了联系群众，就随同他们5人出村。西村、苏村方向传来隐隐约约的枪声，使老岳同志更加警觉起来。当走到村外桑园地头，苏苟焕猛地掏枪朝老岳射击，老岳机智地避过，钻入玉谷地里掏枪还击，苏苟焕等5人不敢追赶，老岳同志迅速跑到西畔，找到小曾和小王后，三人一起撤离。
孙家沟距离苏村、西村不远，加之当日白天有人到该村工作队驻地高银鱼家剌探情况，被高银鱼发现，高银鱼在躲避之前就告诫周逸同志“要当心”。当晚西村、苏村两地激烈的枪声传来，周逸知道情况有变，立即组织马班长等同志转移，他们在几个民兵的掩护下迅速撤退到村北的一片坟地里隐蔽起来，才幸免于难。 三十八军筹粮战士20余人撤退到卫家磨附近，被埋伏在此的反动武装70多人围堵在一条狭窄的沟里攻打，几位战士牺牲，14位同志被俘。匪徒们把战士们五花大绑后，押往五亩，走到蔡家洼，土匪开始杀人，走一段，杀一人，天黑到五亩街时，杀得只剩下4人。
另有20多名三十八军筹粮战士当晚住在黄树和柏王庙村，被毛黑脸、毛鹤廉、马致兴、严仓、毛双治等百余名匪徒分割包围，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11名战士牺牲，1名战士被俘（后被杀害于五亩乡上刘村沟底）。其他战士冲出包围后，又有两人被贺万祥、李振基、王书盈枪杀于五亩花坡崖跟。
据不完全统计，在“苏村惨案”中，土匪恶霸、还乡团残杀我工作队员、解放军战士、农会干部70多人。 李庆伟带领的第一大队的同志们在官道口听说了“苏村惨案”及赵培铭同志牺牲的消息后，非常悲痛。他们立即把散布在各村的工作队员、解放军战士集中起来，占领了制高点，又用“鸿门宴”办法，诱捕了私藏武器、伺机暴动的土匪头子韩毛坤，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枪决了韩毛坤和大地主韩老三，震慑了群匪，用收缴的武器扩充了队伍。之后，李庆伟带领一百多人的队伍向总部靠拢。10月18日（农历九月初五）到达苏村后，听说总部准备向南阳转移，就地掩埋了“苏村惨案”中被害战友的尸体，又杀掉了孙家沟的一个地主，按总部要求，折返向南，往鲁山进发。走到胡山，和埋伏在胡山上的杨凌仁、王梦熊、王振法、张鸿智率领的匪徒们激战了四个多小时，匪徒们被打垮，败退五亩街。在这次战斗中，我方在胡山牺牲7人。
杨凌仁、王梦熊、王振法率众匪徒从胡山败退五亩街后，与我一个大队军民遭遇，激战数小时，残杀我方9人。 骇人听闻的“苏村惨案”，是当地反动势力打响反攻倒算的第一枪，也是“灵宝事件”的导火索。苏村反革命武装暴动的“成功”给土匪恶霸、反动武装注射了一支很强的兴奋剂。从“苏村惨案”的次日开始，灵宝各地的反动武装纷纷暴乱，焦村的李子奎，下磑的王池清，五亩的薛质贤，阳店的彭明德，虢略镇的孙洛书，西章的李绍芳，坡头的张昌顺，五帝的苏守项，寺河的薛万年，朱阳的刘步尧，老城的苏汉章等匪首率领众匪徒，各自就地暴动，疯狂攻击工作队驻地，残忍杀害工作队员和农会干部，向翻身农民进行血腥倒算。酿造了震惊全国的“灵宝事件”。据不完全统计，“灵宝事件”中，匪徒们用枪杀、活埋、刀砍、镰戮、镢头捶等手段，残杀我工作队员、解放军战士、农会干部600多人。一时间，腥风血雨，黑云压城，灵宝大地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之后，各地匪徒在李子奎的号令下，纠合一起，攻打灵宝县城。我守城战士和县区干部奋力迎战。由于西安敌一师扑来，我军于10月27日撤出县城，从此，灵阌两县得而复失。两县党政领导率机关工作人员和大批翻身队的队员们随后委机关转移到卢氏、栾川、嵩县一带进行游击战争，少数同志留在当地，转入地下活动。
1948年3月，解放战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军在西北收复延安，在中原解放洛阳。西安吃紧，胡宗南惊恐万状，派刘希程到灵宝任国民党十九绥靖区副司令官、豫西分区司令官、国防部第三纵队司令、兼豫西行署主任。刘希程到任后，将山西的黄河支队原十一行政区的两个保安团及灵宝、阌乡的一些地方团队合编为第三纵队新一师，由他直接指挥，并任命李子奎为新一师第一团团长；把陕州、洛宁、嵩县等地保安团和任泰州部合编为新二师；又把卢氏、西峡、内乡等地的保安团和地方武装合编为新三师。胡宗南大加赞赏，认为西安的东大门从此固若金汤，就把原驻灵宝、陕州的八十四旅调回西安防守。
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全面转入了反攻。华北除太原、临汾、大同几座孤城被我军团团围困外已全部解放，华东野战军解放济南后逐虏中原，取得了豫东大捷，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部解放，平津、淮海战役已近尾声，西北野战军取得关中大捷，宝鸡解放。切断了胡宗南的退路，西安解放指日可待。 驻守在灵宝的刘希程西去无望，北边是解放区，东边已全部解放，只有南边伏牛山区，进可以攻，退可以向陕南、鄂西、川东逃窜。于是扬言要聚集八千人马把驻扎在卢氏县城的陕州地委、专署机关和灵宝、阌乡、卢氏三县的党政机关四千余人一网打尽或赶过栾川去，以占据伏牛山与我军对峙。
1949年3月，刘希程命令李子奎率新一师中的精锐部队新一团，又命副参谋长许靖黎率特务团一、三营作为后盾，攻打卢氏县城。土匪头子李子奎不可一世，认为攻下卢氏城不费吹灰之力。于4月9日率领匪众三千多人兵临卢氏城下。 驻守在卢氏城内的我方干部、战士严密部署，给来犯之敌以勇猛还击，接着又三面夹击，把匪徒压在十里铺沟里，激战一个多小时，几次冲锋，击毙敌一营营长史书清、副营长李金寿等60多人，击伤敌人80多人，俘虏敌纵队司令部少将参谋薛誓言（栾川冷水人）等240余人。李子奎损兵折将，被迫退守官道口。
这一仗给灵宝土顽中势力最强的李子奎部以毁灭性的打击，震慑了灵阌两县的土匪恶霸，振奋了我方军民斗志，树立了解放全区的必胜信心，把灵阌两县的问题解决在卢氏。4月底，地委、专署、分区机关移驻观音堂。
平津战役结束后，四野几个军准备过江，路过河南。中南军政委员会留四十二军于河南剿匪。刘希程得知一二五师将于6月挺进灵宝、卢氏剿匪的消息，遂于6月10日率部起义。
1949年6月12日，由分区五十二营和灵阌两县县大队开路，灵阌两县县委领导带领全体工作人员和翻身队，浩浩荡荡打回灵宝县城，灵宝县城得到第二次解放。接着陕州军分区部队与一七八师配合作战，相继在阳平镇、南上村几次战斗中，消灭地方土匪武装500余人，阌乡县城亦于６月22日获得彻底解放。
1950年2月23日，灵宝县人民政府在虢略镇召开公审大会，处决了大土匪头子李子奎。之后，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通过清查甄别，对那些双手沾满我工作队员、解放军战士、农会干部和劳苦大众鲜血的土匪恶霸、还乡团中的骨干分子实行了严厉镇压。苏村乡的东里村、西村、高家岭、原坡、福地、吕家原、周家原、段家洼、固水，各村都响起了镇压反革命的枪声。苏村村的民兵连长王治业大笔一挥，一次就在苏村庙的后墙根枪决土匪恶霸9人。
镇压反革命运动，巩固了新生政权，打击了敌对势力的气焰，大长了劳苦大众的威风，也奠祭了那些为苏村人民的解放而浴血奋战、英勇献身的烈士们的英灵！ 2007年8月
与《“苏村惨案”的前前后后》一文相关的人和事
《“苏村惨案”的前前后后》一文，从2007年7月动笔，到9月定稿，历时三个月，走访了郝歧敏、王秀忠、孟让书、刘永让等20多位老战士、老前辈，拜读了陈庚、戴苏理、李庆伟、李育林等领导同志的回忆录，又参阅了《灵宝县志》、灵宝市政协编印的《文史资料》，六易其稿，编撰而成。成文后，心潮仍久久难以平静。现把与此文相关的人和事辑录于后，以抒胸臆，并警示后人。
一
1947年10月13日始，后委负责人裴孟飞和陕南地委宣传部长赵群一在总部所在地尹庄村召开土改工作扩大会，干部大队的大队长都参加了会议。10月16日晚“苏村惨案”爆发，消息传来，会议做了应急安排，匆忙结束。所以干部大队的大队长们都幸免于难。
解放后，第一干部大队的大队长戴苏理曾在陕西省政府、河南省委担任领导职务；副大队长陈鉴在广西省政府工作，曾任广西自治区劳动局局长；第二干部大队的大队长郭思敬曾在长春地质学院担任领导职务；第三大队的大队长孙竹庭曾在河南省教育厅担任领导职务；第四大队的副大队长范华曾在广州市政府部门工作；第五大队的大队长李庆伟曾在陕西省委、省政府担任领导职务；第二大队东里工作队队长高明山曾任洛阳地区财贸部部长；苏村村民兵连长王治业曾任洛阳地区农业部部长、地委常委兼办公室主任。
第二大队副大队长赵培铭同志壮烈牺牲，其爱人周逸从孙家沟脱险，解放后在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工作。笔者1987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曾拜访于她，提起“苏村惨案”和赵培铭同志的牺牲情况，周逸泣不成声。她多么希望在有生之年再去苏村一次，去吊祭亲爱的丈夫和那些牺牲在苏村的亲密战友，去看望和感谢孙家沟村的父老乡亲……由于路途遥远，人事皆非，终未成行。
二
解放后，苏村人民把散埋在东崖沟底的王小哲、东崖村外的任指导员、西沟沟底的李松香、井中的陈留发四个人的尸体集中起来，埋葬于苏村庙后。2003年2月，苏村乡党委书记张建庄、民政所长张铁礼，筹专款把四位烈士的遗骨迁葬于胡山脚下，修建了烈士陵园，竖起革命烈士纪念碑。每年清明节，乡党委都要组织机关党员干部和中小学生给烈士扫墓，“七一”建党节前夕，组织新党员在烈士墓前宣誓。而赵培铭、何队长、闫队长、龚晓庆、安二友、马玉清……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姓名和家居何方的烈士们，他们为苏村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出生入死，英勇献身，却至今尸骨无存，不知葬于何处。他们的亲人在远方苦苦地等了他们几十年，在怀念和期盼中渐渐老去。
三
郝歧敏，山西省沁县故县镇故县村人，1926年7月生于一个穷苦农民家庭。8岁时，父亲因交不起租子，被地主毒打了一顿，在床上躺了十多天后饮恨而亡。母亲含悲忍泪，领着一双儿女苦撑苦熬。郝歧敏12岁时，母亲因贫病交加去世。撇下姐弟俩无依无靠，乞讨渡日。后来姐姐被龚家收留，又托人说情，让他给大户人家放羊，只管吃饭，不付工钱。
抗战期间，郝歧敏参加了儿童团，和几个伙伴一起，站岗、放哨、送信，积极参加抗日斗争活动。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正月和姐夫龚晓庆、邻村伙伴安二友一起参加革命。1947年随陈谢大军渡过黄河，来到灵宝，随第二干部大队到苏村搞土改。战友马玉清聪明能干，有文化，毛笔字写的非常漂亮，他俩关系犹为密切。
1947年10月16日夜的“苏村惨案”中，马玉清、安二友、龚晓庆等一批亲密战友惨死苏村，郝歧敏等7位同志和敌人激战了一夜，于17日上午冲出包围，隐蔽在东崖沟边的玉米地里。夜里，他们兵分两路，向南、北两个方向撤离。郝歧敏、王明、杜二槐三人一起往北撤，他们白天隐蔽，后半夜摸黑赶路，三天三夜粒米未进，直到10月19日深夜，才来到陕州大营村，悄悄找到上个月渡河后所住的房东张大伯家。张大伯大吃一惊，说：“现在满村都是国民党的兵，太危险了”。郝歧敏说：“我们要过河回山西”。张大伯听说他们饿了三天三夜，就把仅有的几个窝窝头全拿给他们，让他们边走边吃，然后，冒着生命危险用小船把他们送过黄河。10月20 日中午，他们来到平陆派出所，吃饱肚子后，匆匆忙忙赶回太岳军区报到。他们见到首长后禁不住失声痛哭，首长们已经听说了“苏村惨案”，安慰他们说：“你们能活着回来就算不错了”。又给他们开了证明，郝歧敏和王明于1948年3月又被派过黄河参加干部工作团，到鲁山四区开展工作。
解放后，郝歧敏先后在公安、政法、文化、政协等部门担任领导职务，1986年离休于舞阳县政协，居住在舞钢市，享受副地级待遇。
郝歧敏为人处世刚直不阿，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疾恶如仇。他说他一辈子只说过三次假话。
第一次说假话是1942年参加革命的时候。那年正月刚过破五，他偷偷跑出村子，步行40多里，来到设在官庄村的沁县游击大队政治部，坚决要求参加队伍。政委林卫青问他：“你今年多大了？”他红着脸回答“十八岁”，虚报了两岁。梁书记笑着说：“你个调皮鬼，十八岁了，个子为啥不高？”他说：“扁担压得不长了。”站在一旁的区委书记张贵清问：“你来参加部队，你爹妈愿意吗？”他流着眼泪说：“我爹妈都被地主逼死了。”几位首长商量了一下，对他说：“你在这好好干吧。”当谈起这次说假话的情景，而今已81岁高龄的郝老感叹地说：“我当时谎报年龄是担心部队不要我；而现在有些领导干部偷改年龄，是怕丢掉权力，或者说是为了谋取私利。真是时代不同了，有些人的想法也不一样了。”
第二次说假话是在1953年。那年，他回了一趟老家，战友马玉清的妻子艰难地迈着缠裹的小脚，走了整整一天，从60多里外的襄源县来到故县村，向他打听丈夫的消息。他怕她承受不了，不忍心说出马玉清牺牲的实情，就骗她说“我们过黄河后，不在一个部队，不了解情况”。当他望着马玉清的妻子带着满脸惆怅，步履蹒跚地渐渐远去的背影，这个刚强的汉子伤心地哭了起来。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见过这个瘦弱的女人，据说马玉清的妻子在苦苦地等了30多年后，终于带着对丈夫的无限思念去世了。提起这件事，郝老沉痛地说：“这件事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五十多年来一直压在我的心上，有时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心里的这块石头一辈子都取不掉了。”
第三次假话是对姐姐和两个外甥女说的。解放初，姐姐带着两个女儿找到他，姐姐向他打听丈夫龚晓庆的情况，两个年幼的外甥女向他要爸爸。他怕她们伤心难过，就瞒哄说“到河南后就和姐夫分开了”，这一瞒就瞒了整整50年，姐姐去世时都不知道丈夫牺牲在灵宝苏村。
2003年11月，已78岁高龄的郝歧敏终于来到朝思暮想的苏村，当他来到苏村烈士陵园，就一把抱住革命烈士纪念碑痛哭嚎啕。之后，把碑文一字一句反复读了几遍，但他没有找到赵培铭、闫队长、仁指导员的名字，更没有找到龚晓庆、马玉清、安二友等亲密战友的名字，他无限感伤，无限悲戚……但当他看到昔日和战友们一起冒着枪林弹雨流血牺牲的苏村，今日一派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的景况时，也就释然了，那饱经风霜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他回舞钢后，把苏村烈士陵园的照片分别给两个外甥女寄去，并附信说：“你们别等了，你爸爸早在1947年10月就牺牲在灵宝苏村，他就埋在苏村的土地上。记着上坟时，给你妈妈也说一声……舅舅对不起你们，我哄了你们50年……”
由于郝歧敏不忍心说出实情，也由于他一辈子不向组织伸手，不谋取任何私利的信念，致使安二友、马玉清、龚晓庆等亲密战友英勇献身的英雄事迹无人知晓，至今没有被政府追认为革命先烈，他们的家属——包括郝歧敏的姐姐和两个外甥女，也从未享受过一点烈属应该享有的待遇。
1949年6月，灵宝获得彻底解放。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1950年12月开始，人民政府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国民党苏村乡乡长杨凌仁在川口被枪决，保长王振江、地主武装头领王振法、张森等被枪决于苏村庙后，孟梦勤在西村被枪决，吕虎印在吕家原村被枪决，国民党苏村乡武装队长李世英在东里村被枪决。那个冒充贫农团成员，混进西村工作队会场，夺枪射杀工作队员的坏蛋张老娃，在福地村被枪决后，由于民愤极大，被群众割去生殖器，并打破头颅，倒出脑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