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乡土的教育情谊

我已在豫南乡村的讲台上站立了三十一个春秋，时光把粉笔灰染进我的发间，也将一些珍贵的情谊铭刻进生命里。我与社旗县李店镇下郭小学原校长郭开卿同志的故事，便是这样一段始于工作、厚于岁月、贵于真心的情谊。

2004年的夏天，全县小学校长公开竞聘，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在那个炎热的下午，面试等候室里，我见到了郭开卿——乡亲们都叫他“洪全”“小娃”。他坐在我对面，手里攥着几张写满字的纸，嘴唇微动，默念着准备的内容。我们相视一笑，那笑容里有紧张，更有一种同路人的理解。后来，我们双双通过选拔，我成了栗盘小学校长，他成了下郭小学校长。那年他三十九，我三十岁，都正当壮年，也都明白肩上担子的分量。

在乡村，人与人的关系总带着土地般的质朴与复杂。郭校长在弟兄中排行最小，大家都唤他“小娃”；我是家中长子，熟识的人便叫我“大娃”。这两个称呼成了我们之间最自然的桥梁。然而在正式场合和日常交往中，我们更习惯互称“先钦”和“洪全哥”——这样的称呼里，既有同事间的尊重，也有兄弟般的亲近。

最初的办学之路充满艰辛。乡村小学经费紧张，校舍年久失修，学生数量逐年减少。每次在镇中心校开完会，我和洪全哥常常一起骑摩托车回村。十几里乡间土路，成了我们交流的课堂。我们讨论如何争取维修经费，如何留住优秀教师，如何让那些留守儿童感受到更多温暖。

“先钦，你们学校那个屋顶漏水的问题解决了没？”他一边开车一边问，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县里批了三千块钱，补了补，能撑一阵子。”我抹了把脸，“你们呢？听说下郭小学的围墙塌了一段？”

他叹口气：“自己先垫钱修了，总不能让孩子在没围墙的校园里乱跑。”

这样的对话在我们的交往中不胜枚举。我们都把学校当成了自己的家，把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正是这份共同的教育情怀，让我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

洪全哥是个有名的大能人，这在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谁家有个红白喜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请洪全来当总管”。他确实有这个本事——事无巨细，安排得井井有条。我曾多次看他操办宴席，从采买到烹饪，从座位安排到礼仪流程，一切都妥帖周到。

有一次我问他：“洪全哥，你怎么就能记住那么多细节？谁家老人忌日，谁家孩子满月，连人家亲戚的喜好你都清楚。”

他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一种乡村人特有的智慧：“先钦，咱们做校长的，不也得记住每个孩子的情况，每个家长的脾气？道理是一样的，把人放在心上，事就能办好。”

这句话我一直记着。它不只是关于红白喜事的操办，更是关于乡村生活乃至乡村教育的真谛——把人放在心上。

我们之间还有着更为复杂的乡土联系。周淑娴嫂子的大哥是我的初中老师，媳妇春明的父亲是我堂哥杨玉增的姨家老表。在乡村这个人情社会里，这样的关联让我们的交往更加自然。但这并非我们情谊的真正基石。真正的纽带，是在共同的教育理想和人生信念中锻造出来的。

而真正让我深切感受到这份情谊之重的，是2008年那段艰难时光。

那年，我们学校的东教学楼出现严重质量问题。作为校长，我责无旁贷地去找工程队长理论。没想到对方蛮横无理，争执中竟对我动手。我受伤住院，心里充满了委屈和无奈。中心校、村委出面协调，要求工程队赔礼道歉、承担医药费，却都没有结果。

躺在病床上，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助。就在这时，洪全哥来了。他看着我脸上的伤，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坚定地说：“先钦，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咱们当校长的，要是连自己的权益都维护不了，还怎么保护学校和孩子？”

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四处奔走呼吁。骑着那辆旧摩托车，他一次次往县城跑——去教育局反映情况，找县委领导说明原委，多方协调沟通。那些日子，他既要管理自己的学校，又要为我的事情操心，常常天不亮就出发，深夜才回家。

“洪全哥，别为我的事这么奔波了，你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呢。”有一次我劝他。

他却摆摆手：“这是什么话！咱们一起当上的校长，就是一辈子的战友。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事情终于得到公正解决。打人者被依法行政拘留十五天，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还到学校给我赔礼道歉。当我站在修复后的教学楼前，看着孩子们安全地在教室里读书时，我知道，这份安宁是洪全哥为我、为这所学校争取来的。

经历过这件事，我们的情谊更深了。它不再只是工作上的互助，更是患难与共的兄弟情义。

后来，洪全哥年龄到了，从校长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下郭小学离不开他，村里人也舍不得他。于是，在大家的推举下，他的儿媳小周接任了校长职务。这在当地成为一段佳话——翁媳接力，薪火相传。洪全哥退居二线，却依然每天到学校，成了周校长最得力的“顾问”和“助手”。

我曾开玩笑说：“洪全哥，你这校长当得，退了休比上班时还忙。”

他摆摆手，眼里闪着光：“先钦，你不懂。看着明明把学校管得有声有色，比我自己当校长还高兴。再说，那些孩子，我看着他们从小豆丁长到现在，哪能说不管就不管？”

更令人钦佩的是，洪全哥不仅在学校里发光发热，家里还承包了两个蔬菜大棚。每天天不亮，他就和周嫂子一起下地劳作。上午八点，他又准时出现在校园。有人劝他：“都这把年纪了，还折腾什么大棚，不累吗？”

他的回答朴素而深刻：“累是累，但心里踏实。种菜和教书其实一样，都是要用心，都要有耐心。你看那菜苗，今天浇点水，明天施点肥，不知不觉就长起来了。孩子也一样，今天教一个字，明天讲一道题，慢慢就成材了。”

我曾在一个春天的午后拜访他的大棚。阳光透过塑料薄膜洒进来，满眼都是绿意。洪全哥蹲在一排辣椒架旁，仔细检查每一株的生长情况。他转过头，脸上是被太阳晒出的健康红色：“先钦，你看这番茄，要顺着它的性子来，不能急，也不能不管。教书育人，不也是这个理？”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我们之间最深的共鸣——我们都是土地的儿女，都相信耕耘的力量，都愿意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这片土地上最珍贵的种子。

这些年，我们互相参与了对方生命中几乎所有的重要时刻。我儿子结婚时，从送亲到婚宴，洪全哥全程帮忙张罗，周到得让我这个做父亲的都自愧不如。宴席上，他端着酒杯，眼圈微红：“先钦，咱们的孩子长大了，咱们的头发也白了。但看着他们成家立业，值了！”

后来我有了小孙女，他送来一些自家大棚里最新鲜的蔬菜：“给孩子的，没打药，放心吃。”简简单单一句话，却让我心里暖了很久。

在我的教师职称评审遇到困难时，也是洪全哥一次次帮我出谋划策。我们之间没有华丽的语言，没有刻意的仪式，有的只是雨天里的一把伞，困难时的一双手，委屈时的一份力，喜悦时的一杯酒。这种情谊，在浮躁的现代社会里显得格外珍贵，也格外坚实。

洪全哥的儿子是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一孙女一孙子都在县城上学。每逢周末，儿子一家回来，小院里便充满了欢声笑语。洪全哥总会叫上我，两家人坐在一起吃顿饭。饭桌上，我们聊教育，聊孩子，聊那些已经毕业的学生现在过得怎么样。

“记得那个总是逃学的小明吗？现在在郑州开了家修车店，去年还回来看我。”洪全哥夹了一筷子菜，眼里满是欣慰。

“还有我们学校的小芳，师专毕业回来了，就在镇中心小学教书。她说要像我们一样，留在乡村。”我接话道，心中涌起一种传承的感动。

这样的时刻让我深切感受到，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在管理一所学校，更是在影响一个个生命，甚至是在塑造一种选择、一种价值观。

如今，下郭小学只剩下十几名学生，栗盘小学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乡村教育的困境日益凸显，但我们依然坚守着。洪全哥常常说：“哪怕只有一个孩子，我们也要把学校办好，把书教好。”

去年冬天，县里组织乡村校长培训，我和洪全哥又坐在了一起。培训间隙，我们走在县城的街道上，看着高楼大厦和穿梭的车流，突然有些恍惚。

“先钦，你说咱们在村里待了一辈子，会不会落伍了？”洪全哥望着远处的霓虹灯，轻声问。

我沉默了一会儿，拍拍他的肩：“洪全哥，城市有城市的繁华，乡村有乡村的价值。没有我们在村里的坚守，那些孩子可能连走出乡村的机会都没有。我们不落伍，我们是基石。”

他转过头，眼睛里重新亮起了光：“你说得对，咱们是基石。”

是的，我们是基石——默默支撑，不求闻达，只愿每一个从我们手中走过的孩子，都能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今年是社旗县建县60周年，也是栗盘小学建校5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我想用文字记录下我与郭开卿校长的这段情谊。它不仅是我们个人之间的故事，更是一代乡村教育者的缩影——在有限的条件下创造无限的可能，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人生。

二十一年了，从2004年那个夏天的相识开始，到如今两鬓斑白的相互扶持，时间改变了我们的容颜，却让这份情谊愈发醇厚。我们不是亲兄弟，却胜似亲兄弟；我们不只是同事，更是彼此人生路上的同行者、支持者与见证者。

在乡村教育的田野上，我们就像两棵并肩生长的树，根系在泥土深处相连，枝叶在阳光下相互致意。风来了一起挡，雨来了一起扛，晴好的日子里，便共同撑起一片绿荫，守护着树下的幼苗。

这，便是我与洪全哥的故事，也是千千万万乡村教育者共同的故事——在岁月深处扎根，在患难中相互扶持，在希望之中生长，在彼此见证中，完成一场无声而伟大的坚守。

而我深信，这样的故事，会在更多乡村教育者之间延续，会在乡村振兴的春风中，绽开出更加绚丽的教育之花。因为教育的本质，从来不是高楼大厦，而是一颗心点亮另一颗心，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

当所有的喧哗归于平静，当所有的荣誉褪去光环，留在生命最深处的，是那些风雨同舟的真情，是那些默默耕耘的岁月，是那些共同守护过的孩子的笑脸。这便是我们这一代乡村教育者最珍贵的财富，也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告白。

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李店镇栗盘小学 惠先钦

2025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