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年里，校外学科培训被叫停，补课、课外班……这几乎是一代人的共同回忆。

我们与几位清华大学的学生谈了谈他们的补课经历。作为高考上的“成功者”，他们在中小学时期经历了怎样的补课生涯？现在又如何认知和回忆这一段经历？补课在他们的学业成功、人生历程和人格塑造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考上清华，我没有补过课”

“我从小到大几乎没有补过课。”清华大学的学生周湘被问及补课情况时，说得非常平静。

周湘在小县城长大，父母长期在外务工，照顾她的是爷爷奶奶，家里生活相当拮据。

周湘说，在小县城里，其实大家没有那种“卷”的概念。

“大家都默认你把书上的东西学会就够了。直到初三的时候，老师拿了一本额外的习题册给我，让我自己下去练练，我才知道原来在作业习题之外，是可以自己买资料的。”

没有过补课的经历，可以上清华吗？周湘的经历在清华的校园里并不占多数。当听完其他大学同学的丰富补课经历，她开玩笑“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菜了”。她发现室友“多才多艺”。声乐、绘画、各种乐器……他们在每次班团活动都大放异彩。

城市的大小并不是决定“补课”的因素，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考入清华的过程中“补课”从未缺席。

从小城市考入清华的安安，老家补课成风，同龄的孩子都是经过补课的洗礼，补课的内容几乎都是语数外。安安说，“我补课的目的非常简单直接，就是为了通过好学校的择校考试。”

像安安这样的经历走入清华的学生，其实也并非最为常见的情况。对于更多的家庭条件不错的同学们来说，中小学时补课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语数外。

同在清华的林晓，有着丰富多彩的兴趣班补习经历。除了学科类的数学英语之外，钢琴、舞蹈、绘画、书法、游泳甚至高尔夫，都在她的补习经历之内，她自嘲“可能市面上有的东西我都尝试过一遍了”。她回忆当年学钢琴的时候，老师一节45分钟的课收费200元，是一笔相当不菲的支出。每年花在这些上面的费用，在条件稍差一些的家庭可能就是全年的家庭收入。

“我小时候的家庭条件其实也没你们想象得那么优越，但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宁愿省吃俭用也不想在教育上吃亏。”林晓说。

在德普克的《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中，对于中产阶级家庭模式是如此描述的：孩子数目少，对子女教育高度重视。林晓的家庭正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父母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舍得在孩子的教育上投入大笔花销。

在周湘和安安的描述中，林晓这样的学生是学校里的多数。父母重视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进入大学以后，在许多需要展示才艺、需要社交的场合，他们相比于其他同学显得更加游刃有余。

补课，在万人大军中，

让学生更加焦虑

“我其实很愿意在发现自己的不足后，主动去听一些课来解决自己在学习上遇到的问题，但是很多时候补课不是那么回事。”林晓说。

她回忆起被母亲送去学数学，四年级听五年级的课。每次上课之前她都会大哭。

“我不像他们那样，四年级能够学明白五年级的东西。我完全学不明白，他怎么讲我都拐不过那个弯儿来。” 补课班老师因此对她非常失望，有一次老师问起他们在学校的数学期末考试成绩，她告诉老师自己考了100分，结果老师分外惊讶：“你能考100分？”她据理力争：“课内的东西我都会，只是不会这个班上的东西而已。”

补课本来是为了缓解焦虑，但揠苗助长式的补课反而使得孩子陷入了更大的焦虑和挫败感之中。

“高中组织学科竞赛的时候，喊来了几个文科班的学生来旁听，我是几个旁听生之一。”这是周湘为数不多的学科类补课经历。

“这几节课没有给我任何思维上的帮助，反倒挫伤了我的积极性。那些题目我是真的做不出来，觉得自己很没有用。”她上了两三节课，参加了一次考试，然后果断退出。

回忆起自己当年果断退出的勇气，周湘笑着说：“大部分时候，我都是在什么年级就学什么东西，所以一直非常快乐——当然，我课内的学习非常努力。”

谈及学科类补课，安安回忆说，其实刚上初中的时候，她并没有报任何补习班，而是把精力都投入到校内的课业上。

转折是从初一第一次期中考试开始的。

“我意外地考了个年级第一。我的班主任找我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又和我妈进行了长谈，总之就是把我当成一个重点培养对象，帮我做了详细的学习规划。这些学习规划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哪有除了课业以外完全不补习的学生？学校里学的知识足以应付中考，可以后要参加择校考试怎么办？”

在班主任和周围同学的建议之下，她参加了一个数学补习班，第二年又增加了英语和物理。她回忆，周围所有成绩不错的同学都是这么过来的，补课强度比起自己有过之无不及。一个学生、尤其是一个成绩挺好的优生不去补课，别人都会觉得你奇怪、格格不入，甚至有点傲慢狂妄。

补课，有时候补的是家长的心安。周围的人都在补课的情况下，不补课仿佛就被甩在后面了。

教育不仅仅关于成绩和学历，更关乎人生的过程

人可能是习惯忘记痛苦的。在采访的学生中，谈及补课的经历，那些当年的嘈点都变了“乐子”。

那些年的补课留下了什么？

林晓说，可能是梧桐树，也可能是冰激凌。当年的补习英语的地点在一个特别有年代感的大别墅里，院里长满了梧桐，一起补课的姐姐们下课就会牵着她的手溜出去买冰淇淋。补习绘画的时候，骑着舅妈的自行车去上课，结果画了6个小时出来以后发现车被偷了，只得嚎啕大哭地给妈妈打电话。

对于林晓来说，真正影响她的是当年上过的兴趣班。无论是舞蹈，还是高尔夫，这些学习的经历成为她记忆最深的生活刻痕。

人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每一次的转折都是关键，但并不是一个失败就折了一生。在此刻，很多孩子都在为录取通知书做准备，但是，像林晓说的“我的人生并没有在拿到清华录取通知书那一刻结束啊。”

在进入大学之后，新一轮的挑战和竞争再一次席卷了这群学生。绩点、社工、实习……大家都在为打造一份光鲜的履历绞尽脑汁。

“考进清华可能就是大部分清华学生人生的最高点了。因为进入社会后取得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大概率不会比清华在中国大学里的地位高。”这是清华学生自嘲的话，但听起来又是那么现实。

很多刚入学的新生听到这句话，会因此焦虑，并暗暗发誓，一定不能让考进清华成为人生的最高点。但多年后回头再看，都会反问那个时候的自己一句：So what?（那又怎么样？）”

安安说，给人生划分最低点和最高点是一种有些畸形的逻辑。高三时精神状态极差，常常坐在教室里一边写卷子一边哭，数次以为自己坚持不下去了，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高考后的暑假。进入大学后，她的心态逐渐变得阳光，也学会了和自己的消极情绪和平共处。世俗的标准下她的人生“最高点”，恰恰是她最崩溃，最深陷自我怀疑的时候。

北大教授刘云杉曾经说过，在古典教育中，教育最重要的功能是“认识自己”，但如今，教育被赋予了“改变命运”的使命。

家长们渴望孩子通过教育实现阶层的跃升，或者至少是防止阶层下滑。当“改变命运”被过度强调，“认识自己”被弃之不顾，教育将变成了一个只带有功利目的的工具。

教育应该是一个逐渐探索“我是谁”，发现最好的自己并逐渐成为自己的故事。考试、作业、做题、补习……仅仅是抵达这个目的的手段，如果让这些手段反过来压抑了孩子的成长，那才是得不偿失。

“经历了刚进入大学的心理落差之后，我也逐渐认识并接纳了自己。我的家庭条件不好，并且因此错过了很多东西，但我也收获了其他的，比如对基层、对苦难的理解和共情能力，还能掉到谷底也能爬起来重振旗鼓的毅力。”周湘如此总结道。

她也在逐渐从中学的学习状态中走出来，适应更加考验综合素质的大学生活。她说，中学时自己忙于课内的学习，没有时间尝试其他的兴趣爱好，进入大学后，她加入了篮球队，现在已经是院系女篮队的队长。和我们谈话那天，她正准备动身前往清华面向全国优秀高中生的夏令营，打算为还在高中的学弟学妹们答疑解惑。

（文中提及的三位学生均为化名，清华大学本科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