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能当教师纯属偶然，也是我一生命运的转折。从那时起，我接近了知识，有了自己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一步步走向成熟。也是从那时起，凭借着自己超出常人十倍的努力，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人生。

“文革”中，原来的教育体制都被打破了。先是县里办的一所高中、七所初中都停课瘫痪。接着县里办起了“共产主义大学”，公社办起了高中，村里办起了初中。办学成了一种时尚，无论村子大小，也不管原来的四年制初级小学只有几间破房、七八个教师，只要挂上中学的牌子，就感到无尚的荣光。老百姓也很支持村里办中学，主要是孩子们上学方便，家长也减轻了负担。到外村上学要背馍，这是许多家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们村不到一千口人。原来办了所四年制的初级小学。一九七四年挂上了“东南朝中学”的牌子。学校有了，教师就成了问题。公社很支持，派了三个公办教师，村里派了七八个民办教师。学校挂牌时，村里人着实高兴了一阵，逢人也会自豪地说：“我们村也有中学了。”

十二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生产队牛圈里出粪。队长走过来对我说：“郭校长叫你到村中学去有点事。”当时，我很纳闷。学校虽然在村里，但我很少去过，会有什么事呢？

星期天，学校里静悄悄的。白土地的校园平平展展，打扫得干干净净。一排土坯瓦房教室整整齐齐，只是教室的窗户多是白色塑料纸钉的，破烂处，被风吹得呼呼叫。

郭校长是熟人。在水利工地领过一段时间队。他说：“没别的事，大队要广播通知浇小麦，你给写个通知，再出一道算术题你算算。”说完，他把已出好的题目放在桌子上就出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叫做就做。虽然辍学好几年了，但常看小说，写日记，写个通知也不算难。算术题是四则混合运算应用题，上小学时成绩还可以，不费力也算出来了。完成任务后郭校长还没回来，我看他的办公室有点乱，就帮他整整桌上的报纸和杂物，扫扫地，又把火炉通旺，烧热水把桌子、柜子擦了一遍。

郭校长回来后看到收拾一新的屋子露出很满意的神色。他拿起我做完的题目反复看了看，说：“学校没有音乐教师，你在这方面有特长，想叫你到学校来教音乐，你愿不愿来？”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民办教师是多少人想干的事。那时，在农村除了大队干部，就数民办教师地位高了。工分和大队干部一样，每月由大队给生产队下达，还有几块钱生活补助。村里根正苗红、高中毕业的青年也有好几个，能轮到我来当民办教师真和天上掉馅饼差不多。郭校长见我不说话就说：“你表个态吧！”我说：“怕干不了。”他说：“只要肯用心，没有干不了的事。如果你愿意干，明天就到学校来。不过还要考验你几个月。不行，你还回生产队去。”我说：“行。”

我到学校当民办教师的消息在村里着实引起了一场风波。村民们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特别是成份好，家里有高中毕业孩子的村民更是愤愤不平。有人甚至找村支书理论。好在村支书是个很善良、正派的好人，再加上我几年来在村宣传队和生产队的表现不错，是公认的好青年。过了一阵，议论也就平息了。

教唱歌对我来说并不难。因为从小喜欢唱，当时流行点的歌曲都会唱，简谱懂得一些，笛子、二胡等乐器也会摆弄，学生对我上课是蛮欢迎的。不会风琴就加班学，晚上怕影响同室的人备课，就把风琴搬到教室里摸黑练习。几个月后，风琴也能弹得得心应手了。那时，歌咏比赛特别多，以此来展示革命教育的成果和师生的革命豪情。一九七五年夏天，大王公社组织各学校在干店集市上举行歌咏比赛。郭校长对这次比赛十分重视。他说：“以前我们学校没拿过名次，这次你一定要下劲儿准备，争取拿个奖，这是对你几个月工作的检验，你一定要争气。”学校把每天早操的时间改为练歌时间，又让富有教学经验的赵向军老师帮我组织。每天早上，校园里赵老师弹琴我指挥，一百多名学生把歌唱得震天响。村里人都说，学生们唱歌真有劲，真好听。比赛那天，干店集市人山人海。参赛的学校有十几个。我们学校的人最少，但队伍最精神。学生们穿着走亲访友求邻居借来的白衬衣、蓝裤子，个个精神饱满，神气十足。比赛开始前，我不断给学生们鼓劲。没上台，我的衬衣早湿透了。走上台，富有舞台经验的我竟然感到发懵。三首歌曲，只见孩子们张大嘴拼命地唱。每唱完一首观众们都给予热烈的掌声。评比结果，我们学校仅次于灵宝七中（大王高中），获得了第二名。回来后，郭校长开表扬会，大队支书都来参加了。从此，那些几千人大村的大学校也对我们这个只有一百多学生的小学校刮目相看了。

二

从小，父亲就常对我们说：“做人要勤快，年轻人气力用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人勤快别人才看得起。”进了村学校，时刻牢记父亲的教诲，每天天不亮起床，挥着大扫帚把校园打扫得干干净净，用水把每个教师办公室的门窗擦得亮亮的。农村孩子很听话，也容易教，看见我每天打扫卫生，有几个孩子每天早上也很早来到学校跟我一起干。星期天，我和几个孩子一起找来塑料纸，把每个教室的窗户都钉得整整齐齐的。几个老教师在一起议论：这孩子勤快，好学，行！

一九七五年夏收，郭校长派我到第二生产队去领学生拾麦。一来是二队的民办教师生孩子，二队的学生没人领。二来校长也是有意让我到二队去表现表现。二队大队干部多，高中毕业生多，是对我到学校当教师意见最多的队。二队人口多，学生也多，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生有三十多个人。每天早上天刚亮，我就拿着哨子在二队的崖头上一遍一遍地吹。几个任小组长的初中生听到哨声就赶紧起床，挨门去叫年龄小的学生。当高高低低一群孩子背着筐子，揉着睡意惺忪的眼睛排队走上田头时，社员们也才刚刚出工。

拾麦就是捡收割过后丢在地里的零星麦穗。每收割一块，我就带孩子们一字排开，仔细寻找每一个麦穗，比赛看谁拾得又快又净。前面拾过，后面有两个年龄大点的学生检查。拾到地头休息时，我就组织孩子们活动。有时讲故事，有时唱歌。孩子们干得开心，玩得高兴，虽然天很热，但没一个孩子请假。有的家长心疼孩子叫孩子在家休息一晌，可孩子坚决不同意。每天收工，我就拉着架子车把每个孩子拾的数量过秤，登记，然后公布在生产队的麦场板报上。家长们看到自己的孩子又听话又勤快，都十分高兴。

农村“三夏”是最辛苦的时候，白天割麦、运麦，晚上打场。为了慰劳打麦场上的劳力，有时晚上生产队会炸油条。这种当时十分优厚的待遇不在麦场劳动到后半夜是没有资格享受的。当时，我白天在二队带学生，晚上要回我们四队麦场加班。一天早上，我正吹哨集合队伍，队长老婆把用报纸裹着的一大捆油条放在我的筐里，说：“昨天晚上加班吃油条，大家说你今年给二队出力了，叫给你留一份。”当时，我激动得快掉泪了。这油条代表着二队社员对我的认可和情意啊!半个月麦收很快结束了。按惯例生产队要放社员一天假，让大伙到收获过的麦田里“溜麦”（捡麦子），收入归己。这天，二队的大叔、大婶们多数空手而归。村支书的爱人见人就说：“小艾领孩子拾过的麦地像牛舔过一样净，这娃子当老师行。”

当教师的头两年主要任务之一是建校。原来校园里只有五个教室，办中学后七个年级七个班无论如何也不够用。郭校长号召我们学习江西共产主义大学，自己动手建学校。先是找大梁。郭校长带着我在村里转，看上哪棵大树，给村里汇报后，我们就去刨。接着是打土坯，全校师生动员，从远处运土，在操场上堆起小山一样的土堆。一层土泼一层水，把土加湿到可以制土坯的湿度。我们五个青壮年男教师每人一盘模子，一下课脱下外罩，穿着裤头背心就去打土坯。打土坯是个力气活，太阳下干一小会儿，脊背上的汗就往下淌。打土坯更是技术活，把土装在模子里打结实搬起来就不容易，再一排排、一层层地摞起来更不容易，一点放不好，几天辛苦打起来的一排土坯顷刻间就全部倒地，塌成一堆土块。土坯打了两个月，校园里外土坯堆了一万多块。我们每个人都晒得黑黝黝的。不少村民看着那一排排整齐的土坯说：“服！”

上山拉木料是次十分艰难危险的经历。汽车是通过私人关系找来的，司机趁给单位拉货的空子，偷偷把车开来给我们拉一趟，报酬是我们给司机二百斤小麦。吃过中午饭向朱阳公社犁牛河出发，计划天黑前赶到，装上车后，趁半夜朱阳街木材站人睡着后闯关下山，因为我们运木材的手续不全。谁知进山后天就下起了雨，装好车后不敢冒然下山。因为从犁牛河到朱阳街几十里路全是在河沟里走。曾经发生过突发的山洪把正在沟里行走的拖拉机冲入下游水库的事。在犁牛河好不容易等到天亮，做贼心虚的司机一定要上路下山。那盘山公路又陡又滑，行车十分艰难。上坡时，我背块大石头跟着汽车走，车一打滑停下来，就赶紧把石头顶在后轮的后面，然后用手在山崖上扒碎石子铺在轮子前防滑。下坡时，车轮已刹死了，车子还往前面滑。在一个下坡加急弯处，汽车险些滑到沟里去。好不容易熬到朱阳街，又被木材站扣住了。郭校长又四处托关系找人，一直到下午才放行。回到学校，紧张了一天一夜的我实在困极了，向郭校长要了根香烟靠在办公室的床头上抽。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等别人把我拉起来，满屋子都是浓烟，被子被烧了一个大窟窿。

建校盖房是在那年的暑假。大队派来几个木工、瓦工。我们几个教师带领初中几十个学生当小工。校园上空装了一串几百瓦的大灯泡，白天干，晚上也干。老师、学生都一身泥土，但谁也不叫苦。二十多天，一排崭新的教室盖起来了，宽门大窗十分敞亮。

三

一九七七年，我经历了人生的一场大磨难。当时学校有五名青年教师。其中一人天资聪明，书教得好，也很关心时政，是大队看好的校长接班人。清明节过后，他参加公社组织的一个什么学习班。一天早上，我正在上早操，他对我说：“我去公社学习了，有个日记本你帮我收起来。”当天晚上，我正在办公室备课，一个孩子敲门进来说：“我去公社看电影，没有电影，见了某老师，他让我给你捎个纸条。”我拿来一看，上面草草写着两行字：“我已暴露，不要担心，不要声张。”看着像电影中地下党的口气，我虽不知是什么事，但感到不是好事，就立即把纸条送给了校长。校长看了半天，只说了一句：“你去吧！”

第二天中午，公社来了两个人，他们很严肃地对我说：“跟我们到公社去一趟，有事问你。”当时我就感到和某老师的纸条有关。原来头一天他被公社革委会扣起来了，在他传纸条时就被监视着。询问是在一间黑森森的房子里，两个陌生人一直在逼问我和某老师什么关系，在一起干过什么事。我如实说都是老师，在学校关系不错，但除了教书，没干过什么事。逼问中有一个人要动手，被那个年纪大点的拉住了。中午时候，两个问累的人去吃饭了，我被反锁在黑房子里，不给吃饭，也不给水喝。那一会儿我感到十分恐惧，不知道犯了什么罪，不知道将受到怎样的惩罚，不知道家里人急成什么样。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一家人小心翼翼地过日子，从不敢惹什么是非。今天我被公社关在这里，不把全家人吓死？不把妈急死？

下午，两个讯问的人走进门，“啪”地一声把一个日记本子甩在桌子上，厉声说：“你睁开眼看看，这是什么？你俩没合谋干坏事，他的本子怎么会在你的抽屉里？你应该清楚你的家庭出身，不把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情说清楚只有死路一条。”听到这些话，真如五雷轰顶，我瘫在地上。可是我真没和他干什么坏事，也不知道他干了什么事啊！没完没了的问，可我就是说不出什么来。大概他们看我不像是在说谎，始终没有动手。天黑了，他们也问累了，就说：“告诉你，某某某反党反社会主义，你要认真考虑你和他的关系，如实向党交代。同时，要检举他平时有哪些反动言论，争取立功赎罪。已通知你家里人送被子来，你到南院去住。”事后才知道是某老师给党中央写信反映基层一些问题被作为政治案件处理了。

南院是个大天井院，四周全是窑洞。我们住在最里边。两孔敞口的窑洞里住着五六个被公社叫来处理的人。记得有个骂村干部的；有个为给公社医院护士帮忙盖灶房砍路边杨树的；还有个村的民兵营长是利用晚上看守棉田的机会多次奸污偷棉花的妇女，被受辱妇女丈夫告发的。在这里没有见到某老师。这里是标准的画地为牢，虽然没人看守，窑洞也是敞开的，大院里人来人往，出了大院就是集市，但除了上厕所，没有人会走出窑洞一步。整天就是躺在地铺上看窑顶。

在南院住了三十天，没人过问，也不让回家。当时应该是已把手续交给公社文教组了。那个穿草绿色服装，大热天也戴着草绿色帽子的组长时不时来转转，撂下一句“好好想想啊”，就走了。一天晚上，新店学校造反精神很强的校长突然来叫我，把我带到教育组办公室。关上门，先让我立正，然后开始审问，问不出名堂就训话，前后折腾了几个小时，他打着哈欠说：“去吧，以后不准乱说乱动。”六月份，全校教师都被叫到公社办学习班，我才回到教师中。没有解释，也没有结论。学习班办了三天，结束时郭校长被留下了。一个月后，他回到村里，但离开了学校。

四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次考试无疑是中国教育界的一声春雷。农民是最纯朴的，也是最现实的。当城市人仍处在对各种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农村人已经开始埋头干实事了。学校的教室里全部装上了电棒，早上六点打预备钟，但六点前各教室就传出孩子们哇哇的读书声。初中生加上了晚自习，要学到二十二点。停电是常有的事，几乎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都要停，教室窗台上放满了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每当停电时，几十盏煤油灯黑烟滚滚，教室门窗大开人才能喘过气来。

教师更忙。本来就没读多少书，肚子里没货。再加上除了简单的课本没有一点教辅资料，要把学生教好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找辅导资料是头等大事。星期天，甚至晚上，骑自行车到几里、十几里外的兄弟学校找同科老师交流资料。拿到一分新资料就对人家感激万分，说不尽感谢的话。所以，那时全公社同科的教师都熟悉，有的多年以后还是好朋友。拿到资料就要刻印。学校买了一台手推油印机，两块钢板仍不够用。在蜡纸上刻字不容易，用力大了刻个窟窿，用力小了刻不透、印不显。手推印刷常常弄得满手满脸都是油墨。印资料的纸要学生自己掏钱买。班长每过几天就要收每人两毛钱。不少家长说：“这孩子现在上学跟吃纸一样，整天要钱买纸。”可抱怨归抱怨，掏钱却很利索，因为我们村已有人考上大学了。家长们都望子成龙啊！

我学习更下劲。经过几年努力，我从专教音乐到兼代历史、地理，又到兼代语文，最终成了初中语文教师。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误人子弟啊！可那时，所有农村学校都一样。我们去外校听课，就见过语文教师教学生拼音“中国”的“国”，老师教学生“guo归，中国的归。”还有老贫农代表管理学校，女教师请假时说：“看让谁代我上天课。”老贫农说：“不用找，我给你招呼着。”上课了，老贫农扛着锄头走进教室问：“今天上第几课？”学生回答：“第十课。”老贫农说：“从头到尾抄三遍，好好抄，不许闹，爷去锄地了。”为了尽快充实自己，我找来文革前的初、高中课本拼命学。白天下课学，晚上加班学，放学回家走在路上心里也默背着课文。村里姓刘的一位大叔几次在路上碰到我，他对别人说：“这孩子着魔了，走在路上一个人总是咕嘟咕嘟说话。”功夫不负有心人，那时我能背诵三十多篇古文，十几篇现代散文，《成语词典》上的成语能一条不落地解释出来。

辅导我自学的主要是灵宝七中（大王高中）的张景仁老师。张老师上世纪五十年代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学识渊博。他一生酷爱文艺，弹得一手好琴，指挥大合唱十分潇洒、帅气。我是在搞文艺活动时认识他的。灵宝七中就在我们村边，我经常到他那里去，每次去他办公室都有不少学生，可见学生对这位和蔼可亲的老师是十分敬重的。张老师每次给学生印资料都留给我一份。有不懂的地方，晚上下自习后我就摸黑跑到七中去找他。每次去他都耐心地讲，直到我弄懂为止。有时讲得太晚了，张老师就留我挤在他的大床上睡一会儿，天不亮再赶回学校。张老师经常借一些书给我读，每次拿到借来的书，我都如饥似渴地读了一遍又一遍，在最短的时间里还给他。从那时起，我才真正体会到“书非借不能读也”的真正涵义。写作文是必修课，每周一篇，和他班里的学生写同一题目。写得好的，他就拿到班里给学生做范文。在张老师的辅导下，我的知识积累增长很快。张老师与我的忘年交在七中传为佳话，我好学的精神也成了老师们教育学生的现实实例。

一九七九年冬，第一次走进了灵宝师范参加教师进修班，时间只有一个月。教育局安排全县顶级的教师给我们上课。现代汉语是蔺万盈、卢正林老师，古代文学是索定一、蔼自君老师。学员主要是民办教师。第一节课进行测验，出了一篇短文，其中有“耄耋”二字，全班竟没有一人能准确注音和解释。老师们也明白我们这些人缺知识，每天六节课使劲地灌。我们也知道机会难得，拼命地学。其中有个“文革”中当干部的同学，底子太差，每天晚上几乎熬通宵，吸烟把手脸都熏黄了，那精神真叫人感动。对几个老师，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卢老师讲现代汉语句子成份分析，先出一个只有主语、谓语的短句，然后加上宾语，再加上定语，再加上状语，让人一看就懂。蔼老师讲课气势磅礴，引经据典，还时不时发表些非凡的见解。在讲《李朔雪夜入蔡州》时，其中“士畏朔，不敢言。”教科书上解释是“畏，害怕。”蔼老师说：“我认为教科书上解释是不正确的。李朔是个很会带兵的将领，好将领首先要爱兵，就像李广带兵一样，士兵吃不饱，李广不会吃饭，士兵不喝足，李广不会喝水。士兵只是害怕将领的军队是打不了胜仗的。因此，这里的‘畏’应该解释为‘敬畏’。”许多年过去了，他这种严谨治学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短短三十天，我们满载而归，自我感觉充实了许多。

一九八二年，我带了两年的班就要初中毕业了。两年中，我和孩子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直到如今，已过不惑之年、当了处级干部的学生逢人还常讲我当年熬辣椒、茄子杆水给他洗脚治病的事。天刚暖和，男孩子们就把被子搬到学校和我一起睡在教室里。女孩子下晚自习后我组织男孩子一个一个送到家门口。孩子们学习相当刻苦，每晚催几遍才躺下，可睡在被窝里还在不停提问题。刘宏伟等几个孩子简直能把课本倒背如流。这年考高中，我带的这个班成绩很好，我教的语文课人均成绩全乡第一名。我常想，与其说是我教出了这班学生，不如说是这班学生成就了我。他们的努力给了我自信，给了我光彩，给了我在全村人心中的地位。我真诚地感谢这些纯真可爱的孩子们！就在这一年，我考入了洛阳师范专科学校，离开了养育了我八年的东南朝学校。

五

一九八四年毕业，我走进了灵宝第五高级中学。来这里是我挑选的。到教育局报到时，人事科长曾说准备把我分到在县城的灵宝一高。当时教师仍很缺，“文革”前毕业的老教师数量很少，“文革”后毕业的本科生多数分到大城市去了，像我们师范专科毕业的学生是很抢手的。但我毕业时曾接到一位学长的来信，他说灵宝五高虽地处偏僻，但学风纯正，是个干事业的好地方，希望我到这里来。

这里条件确实很差。远离县城，不靠乡镇，原是五十年代建的一个工厂。教室很简陋，学生住的是两幢土坯墙的二层土楼。底层的学生铺就直接打在地上。墙上没有窗户，几十个人挤在里边，气味实在难闻。暑假开学前，老师背着喷雾器去学生寝室打农药，第一次进去，跳蚤能爬满腿，接连打三次农药才能把害虫消灭完。老鼠多的出奇，晚上能爬到学生脸上。谁带了干粮，不出一夜口袋准被咬个大洞。最要命的是没有水，校园里有一口小井，但出水量很有限。管井和烧开水的是个十分认真的老头。他把洗脸台的水龙头用木头塞住一大半，并且不到洗脸时绝不打开总阀门。学生不能用水洗衣服，老师洗衣用水也十分有限，最多只准涮两次。女教师爱干净，总为用水和老头争吵，但无论你怎么发脾气，水是不会多给你一点的。喝开水，学生只准拿一个碗，老师准拿一个水瓶，多拿一个老头就瞪眼。伙食也很差，几百名学生一个伙房。菜是清水煮白菜、南瓜，上面漂着一层油辣子。半碗菜、一个馍就是一顿饭。教师伙食好一点，有面条、包子。每当开饭时，满校园都是一手端碗、一手拿馍边走边吃的学生。

这里学风确实很正。八十年代初，全社会对高考都十分关注。有的村会为考上一名大学生请剧团唱几天大戏。五高的学生几乎全部来自农村，跳出“农”门、改变命运的愿望更强烈，学习几乎完全是自觉的。刚到学校，教导主任就跟我谈，让我带三年级两个班的语文课。我说自己知识底子薄，经验又不足，还是从一年级开始干起吧。后来，就安排我当一（二）班班主任，教一（一）和一（二）两个班语文课。

当民办教师八年的经历，再加上两年对教育理论的学习，我清楚地知道，一个好教师就是要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让学生自己去掌握知识。检验学生成绩的标准就是学生要把学到的东西准确地落实在试卷上。为此，我为自己制订了“以学生为主、以课堂为主，以训练为主”的“三为主”教学方针。后来，这种教学方法在河南省教改会议上得到了交流。

上语文课我不主张老师多讲。因为老师讲得再多，学生未必接受得了。再说老师给文章分分段，总结一下中心思想，对学生有多大帮助呢？我让学生反复读，在熟读中体会文章的特点，分析文章的结构，能体会出一点，就是学生自己的收获，最后老师总结启发，学生进一步思考。再就是增加阅读量。语文课确实是一门只有多见才能识广的学科，“会背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能吟”，就是这个道理。中学语文课本每学期三十篇文章，学生全都熟读了对他帮助又有多大呢？于是，我就找大量优秀散文印发给学生读。那些催人泪下的优秀作品对提高学生的感受能力作用太大了。

写作文是语文教学中的难点，许多学生怕作文。农村流传一句老话：提起写文章，不如变婆娘。可见怕写文章自古有之。学生怕作文，一是感到无话可说，二是有话不知怎么说，三是考试中作文分高，造成了学生的心理恐惧。作文教改，我从训练说话做起，每节语文课前我都找一个与生活非常贴近的话题让大家说几分钟，下课后把自己说的话写下来。这对高中生来说并不难，有的学生还说得头头是道。我说：“这不是一篇好作文吗？”学生说：“太短了。”我说：“多说几句不就长了吗？”

传统的作文教学是两周一篇作文。第一周老师出个题目学生写。作文收上来后老师日夜不停地批阅。红笔又圈又点，最后写一大段评语。其实多数学生只看一下给了多少分。第二周，老师讲评几十分钟，注意听的学生并不多，因为作文已做过了，已没有新鲜感了。这样每个学期学生充其量也只能做十篇作文，老师却每周都在忙着改作文。我上作文课主要精力用在备课上。每周用心挑选十个题目，并且对每一个题目打好腹稿，能做到出口成章。上课时先让学生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选题，打腹稿，然后自告奋勇站起来口头作文。选中同一题目的还可以先评价前面的发言，然后做自己的口头文章。待十个题目正确破题立意并有了充分的材料后，全班学生分为十组，每组写一个题目，并且必须在四十五分钟里完成，当堂交作文。作文收上来后，我只按学习程度不同抽阅一部分，并不做批改点评。第二周，每个题目抽一位学生朗读自己的文章，并让全班学生评价，这篇作文好在什么地方，不足之处是什么，然后留一定时间让学生修改自己的文章。这样学生每学期至少接触二百个作文题，自己动口说的题目要达到一百个左右。同时学生自己朗读自己的作文，同学之间互评作文，比老师点评作用大得多。经过一年的训练，到二年级，我带的学生几乎人人能出口成章，写作文成了件愉快的事。

教改见成效了，就有外班的学生常悄悄挤在我们班教室后听课。后来，学校组织了大型作文课。在学校中央的小广场上安装扩音设备，架起活动黑板，让我分别给高一、高二、高三三个年级上课。语文组的几个老师都比我年龄大，平时关系也都很好。他们不但不反感还积极帮我做准备。特别是语文组的权威侯老师，快六十岁的人了，跑前跑后忙得脚不着地。上课时，语文组五个老师都坐在学生后面听。那种无私、无言的支持实在让人感动。县教育局语文教研室卢老师对我的教改十分重视，几次来学校听我上课，指导我改进。两次组织全县高中语文教师来观摩教学。

任何改革都会遇到阻力。有别科的教师说：“年轻人就会哗众取宠，不批改作业，净搞些表面文章。”侯老师和几个语文老师说：“别理他们，别泄气，一定要搞出成绩来。”校长和教导主任也说：“大胆干吧，我们支持你。”实践证明这次教改是成功的，县里多次会考，我们学校的语文成绩都名列前茅。一九八七年高考我所带的两个班人均语文成绩全县第一名。

六

在五高几年，最难忘的是那浓浓的人情味。校长是豫东人，个子不高，瘦瘦的，说话声音特洪亮。他为人光明磊落，敢说敢当，很会调动人的积极性。他把我们几个三十岁左右的教学骨干都安排到教研组长的岗位上，并给每人封了个年级主任，协助教务主任工作，哄得我们几个青年教师白天晚上干，星期天也不回家，把教研组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年轻人好热闹，每逢周末，我们排班买酒喝。轮到谁就出十元钱，四元钱买两瓶酒，四元钱买熟肉，两元钱买青菜。酒场设在我的办公室，我连作厨师带搭上作料。一小盆拌肉片、一大盆拌青菜，七八个人两瓶酒玩一个小时，那真叫美。有老教师看不惯，提意见。校长说：“年轻人利用星期天自己掏钱玩玩有什么不好，我还想参加哩！”后来，他果然参加进来。不过我们每次玩都把门关得严严实实，也不敢大声说话。为人师表嘛。

十几个中青年教师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谁家有事，大家就一起上。党老师结婚，我们自己组织乐队，编排节目，布置新房。举行仪式那天，校园里张灯结彩，鼓乐齐鸣，一千多名师生利用开饭时间进行了大联欢。那场面，那气氛，只怕很少有人享受过这种婚礼待遇。杭老师家盖房子上楼板，我们不用机械，几个人大吼一声，把几百斤重的楼板举起来就抬上去了。学校里的事情我们争着抢着去干。水井淤泥了，我们光着脊梁下到黑咕隆咚的井底去挖。危房我们自己动手拆掉了。一段时间，曾有小流氓摸到女生宿舍。蹲了半月终于抓住了再次来作案的坏青年。我们狠狠地揍了他一顿后，才押送到公社派出所。在那条件十分艰苦的五高，我们真过出了延安生活的味道。二十多年过去了，每当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的老伙计聚在一起，还都念念不忘那激情似火、其乐融融的岁月。

在那所简陋的学校里，师生的情谊像佳酿一样甘醇。我对学生要求严，学习上、守纪上一点也不敢马虎。每天早上，我比学生起得还早，带他们出操。晚上他们睡觉后，我还要查一次铺。我上课不允许有人交头接耳，作业必须认真完成按时交。记得有个男生本来成绩不错，可有一段时间学习不专心，成绩不断下降。十一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上课，看到教室外有个中年妇女在徘徊。我一问，是这个学生的母亲来给他送棉衣的。这位四十岁不到的女人一脸风霜，当我伸手接她递的棉衣时，看到她双手十分粗糙，手背上裂满了细碎的口子，有的还渗着鲜血。原来她利用农闲的时间在河滩挖石子卖钱。我把她的孩子叫出来说：“你看看你妈妈的手。”这位母亲不好意思，想把手藏起来。我说：“让孩子看看吧，对他有好处。”直到看得这孩子眼泪汪汪。然后，我请求这位母亲让我班里的孩子看看这双伤痕累累的手。当她把手伸向学生们的时候，孩子们先是静悄悄地看，接着就有女生哭出了声。送走这位母亲，我动情地对孩子们说：“人心都是肉长的，看看这位含辛茹苦的母亲，想想你们的亲娘，你们有什么感想？就以《母亲的手》为题写一篇文章吧。”那次的作文写得非常成功，不少同学是流着泪写出来的。从那天起，班里的学生像长大了几岁，懂事了许多，学习也更刻苦了，那位男同学后来考上了重点大学。

有时，我也严厉过了头。从外校转来一个学生插在我的班里。人很聪明，但已连考三年了都名落孙山。经了解，这孩子太毛躁，本来细心点就能做对的题他却常算错。语文作业上错别字很多。一天，我在他的一篇作文中找出几个错别字，让他写出正确的，他连写了几遍都是错的。我越看越生气，抬手打了他一耳光说：“不说你从小学到高三吃了你父亲多少粮食，仅你连着复习三年你父亲要给学校送多少麦子。你就用这样的学习态度报答父母啊！”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羞得满脸通红一声不吭。过后，我下定决心帮他改掉学习不细心的毛病，天天检查他各科作业，还请其它几科老师共同关注他的学习。后来这位同学考上了北京航空大学。他经常来信感谢我对他的帮助。我也常后悔真不该动手打人家孩子。

严厉归严厉，但我是真心把学生们当自己的弟弟妹妹看待。学生们跟我也很亲近，下了课在我面前就无拘无束。背地里男孩子叫我老焦，毕业后也有人时而称老师，时而称老兄，还有当面叫师傅的。学校伙食差，有的学生想腌咸菜吃。只要他们拿出青菜，我就给他们腌制好装在瓶子里。星期天经济条件好的学生从几公里外的镇上买肉，一群学生在我办公室包饺子。有时我买一袋面，过不了两个星期就被他们折腾光了。农村孩子的情感很朴实，每次过大星期，回家取东西的孩子们都会给我捎来一些地里产的鲜果、鲜菜，把我的办公室弄得像个仓库。就连家长到学校探望，给他们捎的零食，也总忘不了分给我一点。师生关系好，班级凝聚力特别强。无论学校搞什么活动，我们班准拿头一名。老师都赞扬说我把班级带得像军队一样。

一九八七年高考前，学生心理压力大，天气又热，教室里的气氛沉闷而紧张。我请示学校后，就把学生带到几里外的槐树林中复习。在空气清新、凉风习习的树荫下，孩子们或坐或卧，静静地看书、思考，然后再分组集中起来互相提问。学累了就在林中唱歌，散步，嬉闹。

高考时住在县委党校的大教室里，考前外校的老师在不停地给学生讲题，我却和孩子们一起聊天、说笑话。每场考试结束，孩子们就围着我唧唧喳喳说个不停。被冷落在一旁陪考的家长感慨：“这些孩子，见了老师比爹娘还亲。”这种无私的亲密无间的友谊一直延续到现在。有几个从政当了领导干部的学生遇到生活、工作中的问题还常打电话问我。其实，他们早超过我了，只是出于信任，他们把我当做终生的老师。

这几年放长假，我常和学生们聚在一起。论辈分，他们的孩子该叫我“爷爷”。可他们硬把我降了一辈，让孩子们叫我“伯伯”。在我面前他们不敢过分放肆，就撺掇孩子缠着我，逗我开心。一次，在瀑布下玩，他们都在水中玩，我站在水边看，不留神被几个十多岁的孩子按到了水里，虽然浑身上下湿透了，可心里那甜、那美——让白发人又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校园。

作者简介  焦爱民，笔名艾子，河南灵宝市人，研究生学历，历任教师、公务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成熟做人 相约成功》、《秋天里》等八部作品集和回忆录。人生信条：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公公道道处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