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父亲离开我们已有十七个年头了，想起那些逝去的岁月，想起同父亲生活的点点滴滴，常令我泪雨滂沱。

打从我记事起，父亲的头发就是花白的。父亲的前妻死得早，留下五个高低不同的孩子，最大的十四岁，最小的才只有三岁，家里还有两位年迈的老人。父亲又在外工作，那样一个烂摊子，谁看见都发愁。以后父亲又娶了我的母亲，家里又添了我和两个妹妹，这样一个八个孩子的宏大家庭，其艰难程度可相而知。

父亲喜欢抽烟，自己用废报纸卷烟沫子抽，为了省钱。愁苦使他常靠汗烟来麻醉自己，忘记生活的烦恼。几十年的时间里，父亲先后为两位老人养老送终，供八个儿女读书，为他们操办婚嫁，修葺破败的房屋。一桩桩一件件，让他操碎了心，过早的白了头发。

父亲是公家的人，一个老税务工作者。总是言传身教。更多的时候，父亲是个沉默的人，他的爱埋藏在男人博大的心里。

父亲有个记事本，上面记着每个孩子的生日。每年我的生日，有时我自己都记不起来了，父亲总会煮两个鸡蛋，并告诉今天是我的生日。还记得小时候父亲为我梳头的情景，他给梳子上吐口唾液，将我的头发梳得溜光水滑，父亲粗大的手好有力，我的头皮几乎都快被他扯下来了。父亲梳的”朝天辫”让我晃悠着脑袋很是得意。上中学的时候，学校离家远，我住校，学校伙食差，一到礼拜天放假，父亲总是买来肉包饺子为我改善生活。    

然而小时候不懂事，总惹父亲生气。记得那是上小学的一个“六一”儿童节，学校里有一个体操表演，我是带队的，学校规定穿白衬衣蓝裤子，而我恰好没有蓝裤子，便让父亲为我买一条。父亲放假回家的时候，我问父亲买了裤子没有，父亲没有说话。我以为他没买，便大哭着跑开了。天很黑了，我向野外跑去，父亲紧紧跟在我后面，等我跑出去老远，父亲抓住我，在屁股上拍了两巴掌。这是父亲唯一一次打我。生活如此艰辛，每个月都是捉襟见肘的日子，父亲要挤出钱来为我买裤子，他该犯多少难。

上中学那一年，街上流行白围巾，许多女同学都有了。我也想要一条，想象着围着它，衬着我青春的容颜，走在冬日的街头，白围巾飘起来，该是怎样的惹人眼目。父亲刚好去西安出差，便央求父亲为我买一条。父亲出差回来，却不见围巾，心底的失望和落寞可想而知。围巾很贵，也不好看，父亲说。一个礼拜天回家，却见父亲坐在床边织毛线。粗大的手略显笨拙，白毛线已经被手抓成了黑色。父亲见到我却不好意思地说我给你织条白围巾吧，我年轻时织过袜子的。再一个礼拜天回家时，白围巾已经织起来了，洗好晾干，两旁还缀着流苏。那一刻，我泪眼濛濛。白围巾啊，温暖和美丽着以后许多个寒冷的日子。

小时每逢过年的时候总听父亲念这样的对联：年难过，年年过，年年难过年年过。我们觉得好玩，也跟着父亲念。如今想来，对联里包含着多少生活的艰辛和无奈，八个孩子的大家庭，生活的重担已压得父亲喘不过气来，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苦苦支撑着这个家。

父亲退休的时候，我和妹妹还在读书，为了补贴家用，每年冬天在街上摆个画摊。下雪天的时候，街上人少，来买书画的人也少，为了多挣点钱，这样的天气父亲也不舍得休息，他将画摊摆在临街的过道里，他自己就站在人家的屋檐下，双手笼在袖筒里，不停地跺着脚，等买主。北方的冬天，寒冷阴湿。由于要给人包书画，父亲的双手常常是皲裂开长长的血口子，要用胶布包起来。这画摊一摆就是六七年，直至父亲去世那天还摆着画摊，要知道父亲那时已经是快七十岁的老人了，一个在税务系统工作了四十多年当了几十年的老所长的国家工作人员呀。

　　在工作上，父亲一直是一名优秀的税务工作者，发的奖状不计其数。他完全有条件利用工作上的便利为自己和家庭谋点私利。可父亲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否则家里的境况也不可能是那样。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有一次大哥拿了放在父亲办公桌上的几元钱的税款，为此父亲专门准备了一条鞭子放在门背后，用来警告我们几个孩子。父亲经常说的话是；成绩要靠自己创造，别人只能为你创造条件。

　　想想我们，有时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吃的好穿的好，还有好的工作，在心里难勉埋怨父亲。父亲养活八个儿女早已是殚精竭虑，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要求父亲更多，惭愧。

　　1997年农历的腊月十二，父亲一早去医院做肠镜，庸医误人，父亲很突兀的就离开了我们。街上还摆着父亲的画摊。父亲却永远的走了。一夜之间天塌下来了，多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父亲的羽翼之下，我们还来不及报答他的养育之恩，他就永远的走了，再不回来。

　　那一年北方的雪特别的大，皑皑白雪覆盖了父亲坟头，天地一片苍茫。

　　父亲，如果有来生，还让我做你的女儿，来报答这比山高比海深的养育之恩。

作者简介：

马晓娟，70年代生人。有着在南方七年的漂泊经历。七年的伤痛，边走边唱，作品有长篇小说《南飞燕》、中篇小说《无法浪漫》。在《侨乡文学》《打工文学》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多篇。现在新华保险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