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民爬上火车顶盖却冻死饿死摔死
类似惊险镜头，美国记者白修德拍了很多。乘火车场景与李蕤描述几乎一致。
一九四二年冬，数百万河南灾民，涌向了洛阳。
那里还有一段铁路通向 “西省”——梦想中的安乐地带。
他们穿上最好的衣服，带着全部的家当，沿陇海线一路向西，不打算回来了。可一旦由于寒冷、饥饿或筋疲力尽倒下，便永远倒下了。
灾民们冲锋似的攀援到火车顶盖上，因人多他们简直被挤得漫出车外。他们拘谨而认真地坐着，连解手都不敢轻易下来，害怕稍不留心火车便会飞去。
前方，就真的没有灾荒、没有饥饿吗？他们并不知道，但依旧义无反顾地向前……
灾民们在严冬的车顶上躲过了冻死、饿死、摔死，侥幸经过八十一难，才来到了梦想中的“西省”。作为河南灾民闯“西省”的一个聚集地，洛阳在当时的情况怎么样？真的是一个安乐世界吗？
其实“西省”为了市容的整肃，根本不准这些破烂的人到市内去。
豫东豫北沦陷，日军烧杀抢掠。北有黄河、南有长江……
逃荒，可选的目的地已经不多，有人向东南逃往安徽、湖北，也有人往北逃往山西。
而更多的灾民则选择了一路向西。
于是，成千上万的灾民涌向洛阳，希冀冲出死亡圈，让火车把自己带到可以活命的地方。
历史镜头
带上全部家当逃荒
沿着铁轨，《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看到的，是无尽的难民队伍，孤身的，拖家带口的，或者成群结队的，这些人在冬天里行进着，一旦由于寒冷、饥饿或者筋疲力尽倒下，便永远倒下了。有人推着辆独轮车，上面堆满了一家的全部家当，父亲推车，母亲拉车，孩子们随车而行。有时独轮车的两根车把之间，悬挂着一个婴儿吊袋，有时父亲把孩子的襁褓挂在脖子上。小脚老太婆们艰难地蹒跚着，有些年轻人背着年迈的母亲。在铁路两边潮水般的跋涉队伍中，没有人会停下来，如果有孩子在向着一个父亲或母亲的躯体哭号，那么他们就是已经悄然无声地死去了。举目四望，所有人都在逃跑，尽管没有任何军队在后面追赶。
历史注释
《前锋报》
1942年的南阳，有家民营小报 《前锋报》，发行量约有两千份。李蕤便是《前锋报》特约记者，深入灾区发出大量报道，集为《豫灾剪影》。 2006年，其女宋致新编辑出版《1942：河南大饥荒》，收录《豫灾剪影》。
施粥
施粥是临灾最急切的办法。民国以来，每遇饥荒，政府仍然实行设厂施粥的赈灾办法。
据1943年当时官方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统计，灾民流离的陇海铁路沿线办厂施粥主要有广武 （现荥阳广武镇）粥厂、洛阳粥厂、灵宝粥厂、常家湾粥厂、阌底镇粥厂，救济人数55万余人。
此外，根据上述报告，河南省各地共设立粥厂4000余处，食粥人数180余万，平均每个粥厂食粥人数为440余人。
事实是否如此，数据是否可靠我们不得而知。但报告中有的粥厂的食粥人数实在有点儿离谱，如泌阳县上报粥厂40个，食粥人数为103747人；唐河县上报粥厂33个，食粥人数为860000人。
陇海铁路 灾民心中的救生船
1942年冬，河南的数百万灾民，从四面八方涌向了洛阳。
河南省档案馆的档案显示，当年逃荒中，河南人除了少部分北上进入抗日边区、南下逃亡湖北、部分东逃外，大部分经洛阳沿陇海铁路西逃。后来，曾有人提出，当时山西、陕西比河南还要贫瘠，为啥河南人逃荒都往西跑，而不是去土壤肥沃的关东？《温故一九四二》作者刘震云的答案是：河南人乡土观念重，要是有一个人去了山西，想着有人照应，就会有十个人、一百个人往那儿去。
此外，交通也是重要原因。河南地处中原，交通一向发达，但豫东豫北已经沦陷，日军占领后烧杀抢掠，往这两个方向逃，无异于往“火坑”里跳，且北有黄河南有长江，天险阻挡无法越过。当时河南省内有两大铁路：陇海线和平汉线，平汉线纵贯南北，但当时几乎被损坏殆尽，几无通行能力，唯一的一条“大动脉”，就是陇海线。此时，陇海铁路郑州到洛阳段已经被拆，只有洛阳以西，还有一段铁路通向“西省”，通向“大后方”。
陇海铁路，在灾民的心目中，好像是释迦牟尼的救生船。他们梦想着只要一登上火车，便会被这条神龙驮出灾荒的大口，到安乐的地带。
于是，成千上万的灾民涌向洛阳，希冀冲出死亡圈，让火车把自己带到可以活命的地方。
关门闭户 带上所有的东西逃走
关于逃荒，目前详细的介绍，仅有《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和《前锋报》记者李蕤的报道，虽然字数不多，却依旧触目惊心。
白修德当时从重庆出发，经宝鸡、过西安，再到洛阳、郑州，刚好和灾民的逃亡路线相反。他写道：“他们都是穿着最好的衣裳逃亡出来的，中年妇女们穿着她们按照传统风俗结婚时穿的嫁衣，红红绿绿的，上面沾满了斑斑污迹。他们逃出来时都尽量带上了最好的东西，黑色的水壶、铺盖卷，还有年代久远的座钟，所有能卖掉的东西，他们都用来换成纸币了。 ”
可见，这些背井离乡的人，是下了决心不打算回来了。
河南人安土重迁，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离开家乡。光绪三年大旱，虽多数人都往外地逃荒，但家家户户都留有看门的。逃荒回来，农器家具全无损失，只要下场雨，还是这一家人。 1942年逃荒，则是男女老幼，关门闭户——不知道前面等着的是什么，依旧义无反顾地走了。“洛阳，夜幕中的火车站，人们像垛柴一般把难民装进闷罐车，尽量压缩得更紧些，以至于谁也不能再动弹，还听到大声咒骂那些爬车顶的人，父亲使劲拉着孩子的手往上拽，像拽着悬在半空的一件行李，他们想攀上去后趁着黑夜逃出隘口，同样的，到处弥漫着尿臭和尸臭。 ”
没有尽头 灾民仿佛要挤破这座城市
当时，《前锋报》记者李蕤冒着生命危险，记录了灾区见闻，1943年初在《前锋报》上连载。当年5月，《前锋报》将该系列通讯汇集成册，由社长李静之作序出版。李静之说，目的就是“使远方人，后代人，借以明了河南灾情的实相，并替国家保存几片史料”。
在洛阳，李蕤发现，这个灾民的“大聚口”处处为哭声、呻吟声所笼罩。尽管火车顶盖上一批批的灾民整日往西拖，但灾民却好像永没尽头。大街上，小巷里，防空壕中，破旧的碉堡中……任何地方都有他们。谁家只要一开大门，立刻便会灌进去一群鸠形鹄面的人，仿佛灾民要挤破这座城市。
美国记者白修德曾写道：“人群一层摞着一层，他们挤在火车顶篷上，孩子、老人和妇女在列车奔驰中抓住任何可能抓住的地方……10分钟之内，我们看到了第一个遇难者，一个农民流着血躺在路基上。他几个小时前从一列难民车上摔下来，车轮切掉了他的脚，他孤身一人，号哭着，他那被轧平的血肉残留在铁轨上，他脚部的骨头露出来，像细弱的白色玉米秆。 ”
开车之前 冲锋似的爬到火车顶盖上
李蕤的报道中，更为详细描写了当时的情景：这些破破烂烂的人，在开车之前，冲锋似的攀援到火车的顶盖上。人们肩挨肩地在一起堆砌着，四周乱七八糟地堆满他们所有的财产：土车、破筐、席片，以及皮包骨的孩子。因为人多，他们简直被挤得漫出车外。时间正是下午，距火车开行，还须等一夜零半天，但他们却非常拘谨而认真地坐着，连解手都不敢轻易下来，害怕稍不留心，火车便会飞去。
一节停着的车厢，正卸麦子。麦包的四周，有十几支枪在游走着，而几丈远的外面，坐着几乎上千的女人和小孩，他们眼巴巴地望着间或漏出的粮食，准备等搬完后去扫。有的因为伸手捡拾面前几颗麦子，立即吃了几皮带。
一踏入车站附近，更加触目惊心。铁道的两沿，几尺高的土堆上，到处都挖的有比野兽的洞穴还低小的黝黑的“家屋”，有的便用几茎树枝和泥浆圈成一个圈子，一家人挤在里面。“停着的一列火车，顶上满是成了菜色的人脸，他们带着紧张而惶恐的面孔，推着、挤着，拖着他们的亲人，生怕新上来的人挤去了他们的位置。下面的人，盲目地爬上头等车、三等车、邮政车，然后又绝望地绕起圈子。火车的汽笛响了，这声音激出了他们的力量，我看到一个一二十岁的少妇，在几分钟里从车顶爬上跃下三次，那个车是圆顶的镔铁皮车，有两丈多高，并没有可攀登的地方。
车快开的时候，车上车下的吵嚷声、喊叫声、号哭声成了一片。忽然从车上落下一个只系着半边的竹筐，车下一个白发的老太婆，从几尺开外把孩子抛进竹筐里。那孩子两脚向天蹬着，系着半边的竹筐飞快地向上拽起。眼看孩子便要跌下，车上车下的人都发出惊呼，然而那老太婆却毫无惊慌的表情，手里已经又抱着一个孩子等待着竹筐落下。
然而他们毕竟是有感情的。车动的时候，车下的人拼着全力喊着：‘小心过洞！小心！小心啊！’从他们恳挚的表情上，可以看得出他们恨不得把这句话塞到远行亲人的心里。 ”
█聚焦
灵宝 出现了秘密“人市”
经过一个整夜，车到了灵宝。李蕤下车时，看到一个妇人守着一个老头的尸体恸哭，这是夜里在车顶上连饿带冻死的。“平常得很，每天都有”。
因为灵宝大桥被敌人炸断了，火车不能畅通，灾民们只能步行向西。
灾民们从家乡逃出来，只知道坐上火车便可以到“西省”，却不知道“西省”到底在哪里。
到灵宝后，他们大部分已经用尽了盘缠，寸步也不能前进了。所以这里比洛阳更惨，车站附近，有了秘密的“人市”，许多狠心的爹娘，流着眼泪卖掉了自己的女儿。
灵宝的车站、大街、汽车站附近，几乎都是带着河南口音的乞者。这些难民，还有人觉得他们受苦不够，把他们作为谋利的工具。有些奸商，化装成难民，混在里面带鸦片、带白银。这些人发了财，却苦了真难民，因为任何一个难民，都要经过无数次的搜，即便有最后的一文钱，也要被搜出去。
李蕤写道，他曾亲眼看到一个麻脸当兵的，逼着一个妇女到屋子里去，脱她的裤子搜查。
西安 并非安乐世界
西安城街道宽，城大，相当繁华。一个初从河南到西安的人，一定会觉得西安确实还像个市面，不像洛阳，满街是饥饿愁苦的脸，充耳是啼饥号寒的声音。但后来才知道，街上没有难民，并非西安没有难民，原来是人家为了市容的整肃，根本不准这些破烂的人到市内去。
当时，陕西省政府同意接收10万难民安置在三个新的垦区。而实际上，已到陕的难民远超过10万人。在西安和宝鸡这些城市的周围，有很多移民聚居在草棚茅舍或地窖里。
河南灾民的大本营，在西安东关和北关。这里他们住的地方，还不如在洛阳的时候。有许多人，在平地上挖出一条小沟，再从小沟掘挖小洞，一家人便蛇似地盘在里面。“不到黄河心不死”，逃到西安的人，才算灰心绝望到极点，有许多是活活饿死，有些则是一家人集体自杀。粥厂，西安倒有一个，但散发粥券，只有很少一个数目。许多人得不到吃粥的机会，而吃到的也只许一次，便在难民条上按上戳记，不能再领。原来他们招待的只是过境的难民。但难民们到这里，早已九死一生，再没有“过境”的力量了。
据《河南商报》报道
一九四二年冬，数百万河南灾民，涌向了洛阳。
那里还有一段铁路通向 “西省”——梦想中的安乐地带。
他们穿上最好的衣服，带着全部的家当，沿陇海线一路向西，不打算回来了。可一旦由于寒冷、饥饿或筋疲力尽倒下，便永远倒下了。
灾民们冲锋似的攀援到火车顶盖上，因人多他们简直被挤得漫出车外。他们拘谨而认真地坐着，连解手都不敢轻易下来，害怕稍不留心火车便会飞去。
前方，就真的没有灾荒、没有饥饿吗？他们并不知道，但依旧义无反顾地向前……
灾民们在严冬的车顶上躲过了冻死、饿死、摔死，侥幸经过八十一难，才来到了梦想中的“西省”。作为河南灾民闯“西省”的一个聚集地，洛阳在当时的情况怎么样？真的是一个安乐世界吗？
其实“西省”为了市容的整肃，根本不准这些破烂的人到市内去。
豫东豫北沦陷，日军烧杀抢掠。北有黄河、南有长江……
逃荒，可选的目的地已经不多，有人向东南逃往安徽、湖北，也有人往北逃往山西。
而更多的灾民则选择了一路向西。
于是，成千上万的灾民涌向洛阳，希冀冲出死亡圈，让火车把自己带到可以活命的地方。
历史镜头
带上全部家当逃荒
沿着铁轨，《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看到的，是无尽的难民队伍，孤身的，拖家带口的，或者成群结队的，这些人在冬天里行进着，一旦由于寒冷、饥饿或者筋疲力尽倒下，便永远倒下了。有人推着辆独轮车，上面堆满了一家的全部家当，父亲推车，母亲拉车，孩子们随车而行。有时独轮车的两根车把之间，悬挂着一个婴儿吊袋，有时父亲把孩子的襁褓挂在脖子上。小脚老太婆们艰难地蹒跚着，有些年轻人背着年迈的母亲。在铁路两边潮水般的跋涉队伍中，没有人会停下来，如果有孩子在向着一个父亲或母亲的躯体哭号，那么他们就是已经悄然无声地死去了。举目四望，所有人都在逃跑，尽管没有任何军队在后面追赶。
历史注释
《前锋报》
1942年的南阳，有家民营小报 《前锋报》，发行量约有两千份。李蕤便是《前锋报》特约记者，深入灾区发出大量报道，集为《豫灾剪影》。 2006年，其女宋致新编辑出版《1942：河南大饥荒》，收录《豫灾剪影》。
施粥
施粥是临灾最急切的办法。民国以来，每遇饥荒，政府仍然实行设厂施粥的赈灾办法。
据1943年当时官方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统计，灾民流离的陇海铁路沿线办厂施粥主要有广武 （现荥阳广武镇）粥厂、洛阳粥厂、灵宝粥厂、常家湾粥厂、阌底镇粥厂，救济人数55万余人。
此外，根据上述报告，河南省各地共设立粥厂4000余处，食粥人数180余万，平均每个粥厂食粥人数为440余人。
事实是否如此，数据是否可靠我们不得而知。但报告中有的粥厂的食粥人数实在有点儿离谱，如泌阳县上报粥厂40个，食粥人数为103747人；唐河县上报粥厂33个，食粥人数为860000人。
陇海铁路 灾民心中的救生船
1942年冬，河南的数百万灾民，从四面八方涌向了洛阳。
河南省档案馆的档案显示，当年逃荒中，河南人除了少部分北上进入抗日边区、南下逃亡湖北、部分东逃外，大部分经洛阳沿陇海铁路西逃。后来，曾有人提出，当时山西、陕西比河南还要贫瘠，为啥河南人逃荒都往西跑，而不是去土壤肥沃的关东？《温故一九四二》作者刘震云的答案是：河南人乡土观念重，要是有一个人去了山西，想着有人照应，就会有十个人、一百个人往那儿去。
此外，交通也是重要原因。河南地处中原，交通一向发达，但豫东豫北已经沦陷，日军占领后烧杀抢掠，往这两个方向逃，无异于往“火坑”里跳，且北有黄河南有长江，天险阻挡无法越过。当时河南省内有两大铁路：陇海线和平汉线，平汉线纵贯南北，但当时几乎被损坏殆尽，几无通行能力，唯一的一条“大动脉”，就是陇海线。此时，陇海铁路郑州到洛阳段已经被拆，只有洛阳以西，还有一段铁路通向“西省”，通向“大后方”。
陇海铁路，在灾民的心目中，好像是释迦牟尼的救生船。他们梦想着只要一登上火车，便会被这条神龙驮出灾荒的大口，到安乐的地带。
于是，成千上万的灾民涌向洛阳，希冀冲出死亡圈，让火车把自己带到可以活命的地方。
关门闭户 带上所有的东西逃走
关于逃荒，目前详细的介绍，仅有《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和《前锋报》记者李蕤的报道，虽然字数不多，却依旧触目惊心。
白修德当时从重庆出发，经宝鸡、过西安，再到洛阳、郑州，刚好和灾民的逃亡路线相反。他写道：“他们都是穿着最好的衣裳逃亡出来的，中年妇女们穿着她们按照传统风俗结婚时穿的嫁衣，红红绿绿的，上面沾满了斑斑污迹。他们逃出来时都尽量带上了最好的东西，黑色的水壶、铺盖卷，还有年代久远的座钟，所有能卖掉的东西，他们都用来换成纸币了。 ”
可见，这些背井离乡的人，是下了决心不打算回来了。
河南人安土重迁，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离开家乡。光绪三年大旱，虽多数人都往外地逃荒，但家家户户都留有看门的。逃荒回来，农器家具全无损失，只要下场雨，还是这一家人。 1942年逃荒，则是男女老幼，关门闭户——不知道前面等着的是什么，依旧义无反顾地走了。“洛阳，夜幕中的火车站，人们像垛柴一般把难民装进闷罐车，尽量压缩得更紧些，以至于谁也不能再动弹，还听到大声咒骂那些爬车顶的人，父亲使劲拉着孩子的手往上拽，像拽着悬在半空的一件行李，他们想攀上去后趁着黑夜逃出隘口，同样的，到处弥漫着尿臭和尸臭。 ”
没有尽头 灾民仿佛要挤破这座城市
当时，《前锋报》记者李蕤冒着生命危险，记录了灾区见闻，1943年初在《前锋报》上连载。当年5月，《前锋报》将该系列通讯汇集成册，由社长李静之作序出版。李静之说，目的就是“使远方人，后代人，借以明了河南灾情的实相，并替国家保存几片史料”。
在洛阳，李蕤发现，这个灾民的“大聚口”处处为哭声、呻吟声所笼罩。尽管火车顶盖上一批批的灾民整日往西拖，但灾民却好像永没尽头。大街上，小巷里，防空壕中，破旧的碉堡中……任何地方都有他们。谁家只要一开大门，立刻便会灌进去一群鸠形鹄面的人，仿佛灾民要挤破这座城市。
美国记者白修德曾写道：“人群一层摞着一层，他们挤在火车顶篷上，孩子、老人和妇女在列车奔驰中抓住任何可能抓住的地方……10分钟之内，我们看到了第一个遇难者，一个农民流着血躺在路基上。他几个小时前从一列难民车上摔下来，车轮切掉了他的脚，他孤身一人，号哭着，他那被轧平的血肉残留在铁轨上，他脚部的骨头露出来，像细弱的白色玉米秆。 ”
开车之前 冲锋似的爬到火车顶盖上
李蕤的报道中，更为详细描写了当时的情景：这些破破烂烂的人，在开车之前，冲锋似的攀援到火车的顶盖上。人们肩挨肩地在一起堆砌着，四周乱七八糟地堆满他们所有的财产：土车、破筐、席片，以及皮包骨的孩子。因为人多，他们简直被挤得漫出车外。时间正是下午，距火车开行，还须等一夜零半天，但他们却非常拘谨而认真地坐着，连解手都不敢轻易下来，害怕稍不留心，火车便会飞去。
一节停着的车厢，正卸麦子。麦包的四周，有十几支枪在游走着，而几丈远的外面，坐着几乎上千的女人和小孩，他们眼巴巴地望着间或漏出的粮食，准备等搬完后去扫。有的因为伸手捡拾面前几颗麦子，立即吃了几皮带。
一踏入车站附近，更加触目惊心。铁道的两沿，几尺高的土堆上，到处都挖的有比野兽的洞穴还低小的黝黑的“家屋”，有的便用几茎树枝和泥浆圈成一个圈子，一家人挤在里面。“停着的一列火车，顶上满是成了菜色的人脸，他们带着紧张而惶恐的面孔，推着、挤着，拖着他们的亲人，生怕新上来的人挤去了他们的位置。下面的人，盲目地爬上头等车、三等车、邮政车，然后又绝望地绕起圈子。火车的汽笛响了，这声音激出了他们的力量，我看到一个一二十岁的少妇，在几分钟里从车顶爬上跃下三次，那个车是圆顶的镔铁皮车，有两丈多高，并没有可攀登的地方。
车快开的时候，车上车下的吵嚷声、喊叫声、号哭声成了一片。忽然从车上落下一个只系着半边的竹筐，车下一个白发的老太婆，从几尺开外把孩子抛进竹筐里。那孩子两脚向天蹬着，系着半边的竹筐飞快地向上拽起。眼看孩子便要跌下，车上车下的人都发出惊呼，然而那老太婆却毫无惊慌的表情，手里已经又抱着一个孩子等待着竹筐落下。
然而他们毕竟是有感情的。车动的时候，车下的人拼着全力喊着：‘小心过洞！小心！小心啊！’从他们恳挚的表情上，可以看得出他们恨不得把这句话塞到远行亲人的心里。 ”
█聚焦
灵宝 出现了秘密“人市”
经过一个整夜，车到了灵宝。李蕤下车时，看到一个妇人守着一个老头的尸体恸哭，这是夜里在车顶上连饿带冻死的。“平常得很，每天都有”。
因为灵宝大桥被敌人炸断了，火车不能畅通，灾民们只能步行向西。
灾民们从家乡逃出来，只知道坐上火车便可以到“西省”，却不知道“西省”到底在哪里。
到灵宝后，他们大部分已经用尽了盘缠，寸步也不能前进了。所以这里比洛阳更惨，车站附近，有了秘密的“人市”，许多狠心的爹娘，流着眼泪卖掉了自己的女儿。
灵宝的车站、大街、汽车站附近，几乎都是带着河南口音的乞者。这些难民，还有人觉得他们受苦不够，把他们作为谋利的工具。有些奸商，化装成难民，混在里面带鸦片、带白银。这些人发了财，却苦了真难民，因为任何一个难民，都要经过无数次的搜，即便有最后的一文钱，也要被搜出去。
李蕤写道，他曾亲眼看到一个麻脸当兵的，逼着一个妇女到屋子里去，脱她的裤子搜查。
西安 并非安乐世界
西安城街道宽，城大，相当繁华。一个初从河南到西安的人，一定会觉得西安确实还像个市面，不像洛阳，满街是饥饿愁苦的脸，充耳是啼饥号寒的声音。但后来才知道，街上没有难民，并非西安没有难民，原来是人家为了市容的整肃，根本不准这些破烂的人到市内去。
当时，陕西省政府同意接收10万难民安置在三个新的垦区。而实际上，已到陕的难民远超过10万人。在西安和宝鸡这些城市的周围，有很多移民聚居在草棚茅舍或地窖里。
河南灾民的大本营，在西安东关和北关。这里他们住的地方，还不如在洛阳的时候。有许多人，在平地上挖出一条小沟，再从小沟掘挖小洞，一家人便蛇似地盘在里面。“不到黄河心不死”，逃到西安的人，才算灰心绝望到极点，有许多是活活饿死，有些则是一家人集体自杀。粥厂，西安倒有一个，但散发粥券，只有很少一个数目。许多人得不到吃粥的机会，而吃到的也只许一次，便在难民条上按上戳记，不能再领。原来他们招待的只是过境的难民。但难民们到这里，早已九死一生，再没有“过境”的力量了。
据《河南商报》报道
更新：2014-08-03 11:4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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