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的灵宝选手(图文)
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的灵宝选手(一)
2008年8月8日至24日,中国成功举办了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举世瞩目,被国际奥委会评价为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一届奥运会。中国运动员勇夺51枚金牌、21枚银牌、28枚铜牌共100枚奖牌,打破历届奥运会各参赛国奖牌记录,成为世界公认的体育强国!
曾几何时,我们的祖国由于积贫积弱,我们的国民被列强讥笑为“东亚病夫”,长期被拒于世界奥林匹克大家庭门外。曾几何时,一代又一代有识之士和体育健儿为了中华之崛起,为了中国能够跻身世界体育强国之林而奔波抗争、顽强拼搏,到今天终于夙愿以偿。令我们灵宝人自豪的是,在中国最初的奥运先驱的队伍里,就有一位来自灵宝的选手,他就是参加过1936年第11届柏林奥运会的中国武术健儿、一代武学宗师、被武术界尊称为“武林一杰”的金丽贵(1907-1989)大师。
金丽贵(1907-1989)
一、体用兼优的国术状元
1907年10月,金丽贵出生于原阌乡县(1954年划归灵宝)县城金家巷,学名金石生。家境一般,母亲早逝,少年时金石生跟随父亲一边读书,一边种地。农闲时常与一帮伙伴习武,后来拜武林高手管世生为师。管师傅是清末西安皇城里专职教授八旗子弟的文武教师,人称“皇城武师”,辛亥革命后,形势巨变,管师傅从西安出走,沿途卖艺路过阌乡,阌乡城一些大户慕管的大名,鉴于城中少年多有习武者,就留住管师傅于冬闲时教授本家族少年武功。金石生有着极强的武术天赋,在管师傅的调教下,长进非常快。
父亲去世后,金石生与叔父一家一起生活,无法忍受叔母的寡情刻薄,18岁时离家出走,但出走后这一段情况不详。金大师的档案里他自己的自述是1931年6月考入开封河南省国术馆参加系统的武术培训,时间到年底。据灵宝与金大师有过多年交往的陈天禄师傅说,一同去省国术馆的还有一位灵宝人何志刚。期间,国术馆副馆长刘丕显(名义上的馆长是省政府派去的陈泮岭,但他不具体过问馆内事务),注意到了天资聪慧、勤奋刻苦、功底扎实、待人谦逊、英气逼人的金石生,培训结束后留下了他,成为自己的入室弟子。
刘丕显是天津静海人,毕业于河北保定讲武堂,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任西北靖国军前敌总指挥。离开军队后兼习武、做生意,在河南沁县任过县长,刘是北方梅花拳的第十二代掌门人,精通各路拳术,尤其腿上功夫无人能及,江湖人称“神腿刘”,1928年参加全国国术大考,刘丕显表演流星锤,参加格斗比赛,夺得第一名,人送美称“武状元”。
金石生师从刘丕显后,与刘的独生女儿刘紫霞结婚,迁住位于开封游梁祠街13号的刘公馆,习武同时还兼任开封省立师范学校的武术教员。在沿袭成为梅花拳的第十三代传人的同时,遍习太极拳、八卦拳、形意拳、少林拳、查拳、长拳、六合拳,受刘丕显的委派,四处游历观摩,博采众家之长。着重学习刘于二十年代自创的少摩拳,成为少摩拳的第二代传人并以毕生精力实践研习,使之发扬光大。
少摩拳,少意谓天下之大,唯我之小,虚心学习他人之长,少而精,吸取精华而去糟粕,主张简捷实用;摩乃心性的刻苦磨练,坚韧不拔,反复揣摩,锲而不舍。少摩拳在博采众家之长的基础上,以科学为方针,研究人体经脉、皮肉、骨胳、筋络,融武学、哲学、医学、物理学、心理学等为一体,以返璞归真的训练方法,强调的是技击实用,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达到实战运用发挥之目的。
金石生在这一段时间里,奠定了深厚扎实的武术功底。据友人回忆,金是一个极度追求完美、刻苦用功、自我约束极严同时悟性极高的习武之人,精通十余种拳械,尤其是少摩拳和少摩剑更是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他的武术功底即使到了晚年,也丝毫不减当年,1986年春,弟子冀志军专门找来擅长摄影的弟弟,为大师拍摄了一组练功的照片,其时老人已79岁高龄,而高边腿、穿心脚、侧踹、下劈等一系列高难度的动作,金老打将起来依旧虎啸生风,这一组珍贵的照片,成为少摩拳乃至武术界的经典写照。还有一天夜晚,金老骑自行车回家,一辆失控的大卡车呼啸着从身后冲了过来,后面骑车的路人眼看卡车把金老逼到路边道牙处,自行车已辗入车轮下,众人惊呼,以为必死无疑,不料卡车刹住时,却见金老双手抓住卡车车帮,仅左臂处有一点轻伤,这件事当时在西安当作奇闻流传坊间,足见其身手何等了得!
作为第二代传人,他在少摩拳术之中融入了自己的思想和创造,他最忌讳华而不实的东西,主张剪掉一切枝蔓,力求简捷实用。在早年的日记里,他在多处写到,“套路乃散手之外壳,散手乃武术之灵魂也”,他把他的武术理念总结为一句话:“技击奥秘在运用与发挥”,经常以此醒示自己、教育弟子。他为人特别谦虚,行事低调,不喜出头露面,不象过去有的报纸文章写的那样数度打擂比武。除了正式比赛和柏林奥运会期间为了民族尊严愤而向洋人提出挑战外,他从未与人打过擂台,从未挑战过他人和接受过他人挑战。与他熟悉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武功深厚、沉稳内敛,正直善良、注重修养的谦谦君子,早年时即在武术界享有良好声誉。
1933年,河南国术馆在国术大考中获得团体第一名,金石生进入南京中央国术馆继续深造。1935年10月,在全国国术国考中取得第一名。
二、扬威海外的奥运先驱
1936年春,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前夕,国际奥委会主席给中国国民政府教育部发来一份电报,邀请国民政府组团参加奥运会。而当时日本人竟组织了一个所谓“满洲国”代表团,引起举国愤怒。国民政府决定组建大型代表团参加此届奥运会,还特令南京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等人负责组织一支国术队参加奥运会的表演项目。
消息一出,全国各地共有100多名武林高手报名参加选拔,南京中央国术馆、开封河南国术馆、上海国技馆和天津国术馆等4家武术团体的15名选手进入最后角逐。5月11日,张之江、褚民谊、郝铭、王子平、佟忠义等7人在上海申园健身房对国术队人选进行最后敲定。结果是张文广、金石生、温敬铭、郑怀贤、张尔鼎、寇运兴6名男选手,以及翟连元、傅淑云、刘玉华3名女选手入围。在入围的9名队员中,有4人来自河南,即许昌县的寇运兴,开封的张文广和刘玉华,豫西阌乡县的金石生。而金石生、刘玉华、寇运兴3人都出自河南国术馆刘丕显门下,这在当时中国武术界一度传为佳话。
当时这支中国奥运代表团经费严重不足,整个代表团没有一名随队医生,国术队的预算是22万国币,实际拨付17万。而国家足球队更是紧张,他们在亚洲球王李惠堂和当今香港著名艺人谭咏麟的父亲谭江柏的带领下,5月9日便先行出发,到东南亚等地打比赛,以出场费来补贴经费的不足。两个月后,再与乘坐邮船的代表团在印度孟买汇合,前往德国。
国术队从南京出发前,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在总统府接见了全体队员,为国术队员鼓劲。6月26日中午,中国体育代表团乘坐意大利“康梯浮地”号邮船离开上海黄埔港,7月20日抵达威尼斯,转乘火车于23日抵达柏林。时值盛夏,20多天的海上航行中,金石生和伙伴们坐的是经济舱,闷热难当,不少人都晕船,但大家还是趁风平浪静时,在甲板上训练。
中国代表团一到柏林,就受到围观。刘玉华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德国人)对中国非常不了解,围观我们就是看男运动员是不是还留辫子,女运动员是不是小脚。”
8月1日开幕式后,中国代表团在所有参赛的项目上,均未取得名次,成绩黯然。然而第一次将中国武术推向国际舞台的国术队却一枝独秀,大放异彩,受到各国人士的狂热欢迎。队员们身着白色练功服,在“满江红”的伴奏乐中英姿飒爽地出场亮相,器械和拳术表演娴熟敏捷、刚健优美,翻腾跳跃、虎虎生风。许多外国人是第一次看到古老神奇、富有生命力的中国武术,眼界大开,整个柏林为之轰动!
国术队在德国停留了近两个月,在柏林、汉堡、法兰克夫、慕尼黑等地举行多场表演,场场轰动。在德军杜贝利兹军营,希特勒等纳粹头子观看了表演,中国武术令这些盖世魔王大为震惊。张文广与温敬铭的空手夺枪,刘玉华的双刀,金石生的少摩剑与九节鞭,寇运兴的棍术,郑怀贤的飞叉,傅淑云的绵掌,翟连元的花拳,满场观众目不暇接,群情沸腾,喝采欢呼,声震雷动,队员们常常要谢幕十几次才算作罢。观众常把队员们围得水泄不通,经常问运动员的刀枪是否带电,飞叉表演是否要借助磁场作用,武术到底是不是魔术?好多次要靠几十名自发赶来的中国留学生手挽手组成两道人墙,队员们才得以退场。当地报纸盛赞中国武术“具有体育、攻防、艺术三重价值,兼具艺术、舞蹈、奋斗三大特色,反映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及尚武精神,”是“艺术中的精华,体育中的骄傲”。
但是由于国弱被人欺,一些欧洲人对来自历来被称为“东亚病夫”之国的中国武术大受欢迎,心存悻悻,很不服气。
一位芬兰的拳击手指名要与寇运兴一比高下,狂妄叫嚣,如果寇不敢与之交手,中国人就贴出海报认输。激怒了中国队员,更激怒了寇运兴,寇运兴说:“我个人胜负事小,为祖国争气事大。我决定和他比试,也有决心击败这个狂妄自大的家伙!”经大会裁判处签订协议,二人当众比武。比赛一开始,寇运兴就运足内功,先发制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招制敌,对方即倒地不起。裁判宣布寇获胜,但次日又通知说,芬兰选手提出寇没有按拳击比赛规则出手,输赢不算。寇当即提出按对方认可的规则重新比试,但对方却不敢答应了。
两天后又有一名英国拳师再次挑战,扬言只用三拳就能把寇运兴打倒。面对高出自己一头,满身横肉的对手,寇运兴闪展腾挪,避其锐气,伺机智取,周旋二十余回合后,寇故意卖个破绽,然后一招将中计的对方击倒在地,爬不起来。
金石生在韦思巴德体育馆则遇到欧洲击剑冠军、一位丹麦击剑选手的挑衅。这位丹麦人在看了金石生的剑术表演后,走上前来,通过翻译传话说,他认为金的剑术是花架子,纯属表演,毫不实用,与西方剑术不可相比。金石生虽向来行为低调,不好与人争辩,但内心是清高气傲的,听得此言,不由火起。在他看来,西洋剑术呆板生硬,在中华剑术面前,根本不堪一击。他当即提出挑战,这丹麦人哪里是已将少摩剑术锤练至炉火纯青的金石生的对手,还没等他回过神来便处于极度劣势,几无招架之功,只好弃剑认输,灰溜溜而去。
还有一个插曲,就是受东道主的邀请,那天比赛前的宴会上金石生喝了几杯酒,事后他认为喝酒影响了自己情绪控制和剑术发挥,虽然取胜,但还应该更好。所以一生追求完美的金石生从此以后滴酒不沾,也可从中看出大师自我约束之严,性格之刚。
1936年的十一届奥运会,是中国武术第一次走出国门,在国际舞台正式亮相,声威大震,深受欢迎,赢得了全世界的关注,也引起了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武术的进一步重视,当时的“中国体育考察团”领队袁敦礼对队员们说:“我是学洋体育的,以前认为国术犹如古董,有之不嫌多,无之不嫌少。今天才发现它真是国粹,连外国人也如此喜欢,我们考察团回国之后,一定大力提倡国术!”金石生和同伴们用青春和热血为国家、为民族争得了荣誉,赢得了尊严。
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国术队6名男队员与领队,昨二为金石生
中国首次登上奥运舞台的三位武林女杰,左起:傅淑云、翟连元、刘玉华。刘玉华时年
17岁,奥运国术队9人中,她与金石生、寇运兴、张文广4人来自河南,且与金石生、寇
运兴3人系出同门,都是从开封河南国术馆出来的,这在当时中国武术界传为佳话
三、德高艺精的一代宗师
从柏林回国后,金石生在开封省立初中担任武术教员,时隔不到一年,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8月,开封风声日紧,金石生携岳母、妻子刘紫霞先是撤往洛阳,短暂逗留后起程准备撤往兰州,途中路过西安,改变了打算,就留了下来。
从1937年8月来到西安,金石生先是在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地址在王曲,现为解放军西安陆军学院)担任上尉武术教官,教习学员劈刺。再到西安西北盐务局录事室当文员,在伪警察局当过教官。期间曾几度失业,做些小生意也不善经营,常常亏本,时局混乱,法币贬值,家中物品,典当殆尽,生活极为穷困潦倒。西安临解放时,迫于生计,进入国民党西安绥靖二处侍勤队,做少校武术教官,随部队溃退至成都,成都解放前,拒绝了郝连元一起前往台湾的邀请,携老岳母和妻子几经周折,重回西安。1951年5月被公安机关查明曾经在伪警察局和绥靖二处做过教官,被判处拘役管制一年半,审查无罪恶释放。这件事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出狱之后,复名金丽贵。1954年加入西安木器合作社(后更名为西安市民用木器厂)做油漆工至1970年退休。
1953年,金丽贵参加陕西省武术比赛获得第一名。1958年代表陕西省参加全国武术比赛,我在他的日记中发现此时的金丽贵心情一扫往日阴霾,仿佛重新找回事业支点,在北京还与当年一同参加奥运会的张文广,温敬铭、刘玉华夫妇等人久别重逢,金大师打算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的武术事业大干一番。于是凭着一腔热情,经过深思熟虑,金丽贵针对武术界存在的一些问题向陕西省体委提出“武术应注重技击实用,防止表演化”的建议。不料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被视为落后和反动言论受到极为严厉的批判,被迫退出陕西省武术界。
在后来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中,金大师更是遭受各种惨无人道的打击迫害,在厂里干的是最苦最重的劳动,接受无休止的批斗、揪斗,无理由的冷言、羞辱,三天两头到场办和派出所汇报改造情况。他的徒弟陶德安、冀志军含着眼泪对我谈到,当时已是60多岁的金老每天天不明就得拉架子车从胡家庙到三桥往返40多华里运送直径1米多的木料,春夏秋冬,每天一趟。也正是在那个荒诞、愚昧和动荡的岁月里,张庆祥、叶一魁、王锡文、宋秀清、宋朝斌、张通运、吕树发、牛振林、薛金山、杨宝生、翁积秀、李德元、白文祥、周润生、陶德安、史申喜、高公债、裴发永、郭大祥、王发元、张德民、王浩、祝强、周正凯、杨书成、王君、冀志军等一大批各行各业武术爱好者,仰慕大师武功,敬佩大师人品,不惧政治风险追随大师,一批批成为少摩拳的传承者和陕西省武术界的中坚力量之一,诚武林之大幸矣。
盖胸有鸿鹄大志者,大难成大器,大难铸大德。历经磨难的金丽贵情倾少摩痴心不改,正直骨气弥久愈坚,人生信念忠贞不渝。在生活极度窘迫的日子里,他以书画寄情,以诗词咏志,书画诗与武功兼修,颇见功力,堪称一绝,尤喜画兰草、荷花。他在一幅水墨兰花上附诗云:“幽兰出深峪,寄居在石旁,每日千人过,并无一回头,但愿清风起,闻香飘万里”。大师一生有相当数量的书画、日记和武学理论手稿,部分留存与弟子,还有一部分去世后被有些智障的养子建忠当作废纸卖掉,实在令人痛惜。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金丽贵已年届古稀,他终于等到了拨乱反正、平反昭雪之日,终于等到了改革开放、祖国兴盛之时,何异枯木逢春,于是他更以全副精力和同道者一起投入到振兴祖国传统武术事业之中,做了大量有口皆碑的工作。
1979年在全国武术观摩交流大会上获得一等奖;1982年参加全国首届武术工作会议,受到赵紫阳、万里等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在会上,金丽贵与刘玉华、温敬铭、张文广等当年参加柏林奥运会的部分队友久别重逢,感慨万千,欣逢盛世,互相勉励在有生之年为祖国武术事业多作贡献;1986年参加全国武术挖掘技艺观摩赛,荣获金狮奖;被聘任为陕西省武术挖掘整理办公室顾问,西安市武术协会副秘书长,陕西省柔道教练、散打教练、击剑教练、骊山武馆名誉馆长等职,为陕西省武术界培养了大批人才。
在与大师的部分弟子和友人的交谈中,他们对于金老感触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大师的武学思想之精深。任何一门学科和艺术,要想在前人基础上有所突破,首先要在理念上有所创新,理论指导思想,思想支配行动,所有先贤大师,无不以与时俱进的理念和先知先觉、大彻大悟的思想来教化后人。金大师将毕生精力献身祖国武学,不单传授学生武功技艺,更注重于赋予被教育者一种思想,一种敢于和善于创新的理念,在他的手稿中,反复强调的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实用与创新的突破,一切目的皆在于如何更接近于事实的真相,更符合科学的逻辑。在指导弟子解放思想、冲破樊篱,从武学和哲学的高度上理解和认识武术方面,诸多论点独到精辟,令人有耳目一新、醍醐灌醒之感。二是大师的品德之高尚。一生正直耿介,淡泊名利,坚守为人处世原则,鄙弃蝇营狗苟、假公济私,约束弟子以严,律己更甚。有两件事可见一斑。一件是陶德安血性性格,某一日有一武林同道,公开场合对少摩拳颇多诋毁,陶捍卫少摩尊严心切,前往高声挑战,不料正迎面撞见大师,大师一贯要求弟子习心重于习武,不要争强好胜,一怒之下,宣布开除陶德安,众弟子皆知老师要求甚严,无人敢上前求情,多年之后,众人求情,陶才复归少摩门下。另一件是某一日大赛前夕,金大师手把手指点冀志军少摩剑法,地躺翻滚示范几十来回,诲徒不倦。次日大赛,评委徐雨辰拿着名单问大师:“金石老,这个表演少摩剑的是您的徒弟吧?”不料大师正言道:“不是,我没有徒弟参加比赛!”事实是大师绝不想借自己影响来左右比赛评判,大师一生视原则为生命,他常用浓重的灵宝口音,一字一顿地教育弟子做人的三个字就是:“不胡说!
1986年,灵宝举办第一届金城果会,大师回到阔别60年的家乡,星转斗移,沧桑巨变,感慨之余,向有关人士提出择家乡有志少年培养、为家乡体育事业尽绵薄之力的想法。
晚年金大师常常对人发出感言:“何时中国能举办一次自己的奥运会?何时中华武术能够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不知我能不能等到这一天?”
1989年7月,向来身体健康的大师忽然病倒,送进胡家庙电力医院40天不见好转。8月底,唤来众弟子交代三句话:“第一,把我送回去(指送回灵宝),第二,把忠忠照顾好(老人终生未育,50年代收养了一个农村孩子,起名建忠,可惜先天略有智障,又经常惹祸,老人觉得他无法自立是一大心病,建忠1995年患肝病病故,生有一女金乔,现在灵宝金蕾幼儿园工作),第三,把东西传出去(指的是毕生钻研的武学理论及少摩拳技艺)。”
9月4日,一代武学宗师、中国奥运先驱金丽贵大师在阳平镇阌乡村病逝,终年82岁。噩耗传至西安,陕西省、西安市领导及武林同仁深感悲恸,省武协主席刘侠僧含着热泪,单膝跪地,书写“武林一杰”四个大字,寄托崇敬、哀伤心情。
在西阎乡阌东村公路边高地上,正面镌刻着“武林一杰”四个大字、背面记有金丽贵生平的高大墓碑矗立在蓝天白云之下,醒示着一个武学宗师高贵不屈的灵魂,一个奥运先驱执著不息的精神!安息吧,大师!您是灵宝人民的骄傲和光荣,您的高风亮节和奋斗精神将激励着我们为家乡这一方热土更加美丽富饶,为中华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