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中国未来”学术论坛年会，今天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小礼堂学术报告厅里隆重召开。这次的论坛是由信孚教育集团与中山大学联合举办的。规格很高。信力建先生作为东家之一自始自终都很活跃，也常常有高论迭出。在中山大学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越是有水平的高规格学术会议，越是在小礼堂里召开，今天请到的与会学者，其实有不少是相当牛气的。比如，教育学领域就请了南京师大的吴康宁教授、北京师大的劳凯声教授、南京大学的桑新民教授、北京大学的陈学飞教授、北京理工大学的杨东平教授、华东师大的丁钢教授、东北师大的柳海民教授、北京师大的周作宇教授、中山大学的钟明华教授与冯增俊教授等，经济学界的茅于轼老先生与盛洪教授、思想界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雷颐教授，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教授。他们的出场各有高论，我在这里不一一转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丁学良先生的高论，毕竟是香港来的，他说的是最清晰，也是最敢真情放言的一人。

丁学良先生的发言主题是：《从另一个国家困难时期的教育扶贫说起》，他的发言用了大量的数据与详尽的调查与分析说明一个长期以来被大陆有意或者无意歪曲的一个现象：美国的大学，特别是世界顶尖级的常青藤大学是专为富人开办的，与穷人无关。丁先生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与数字显示，美国的大学从来没有让一个有才学又极想读书，仅仅因为经济困难而与大学无缘的例子。丁先生做学问是极严谨的，他在美国，一间一间大学地去调查，访问，收集他们的相关数据，共调查了美国最顶尖级大学四十多间，美国最好的大学也就是共六十多间，但是，真的是没有发现一例这样的事件。美国对那些有才学，而经济又困难的家庭，他们是倒着思考的。什么是倒着思考呢？就是这样的学生，首先无论如何都要让他们去他们应该去的大学就读。但是，这类学校的学费十分昂贵，怎么办？就给这样的学生发奖学金，平均每个学生竟然可以发到每年3万四千美元，这个数字，不仅可以帮助困难学生完全解决学费问题，而且还可以让这样的学生在生活上完全无后顾之忧。那么钱从哪里来呢？美国有三四万个民间基金会。美国是一个普遍乐善好施的社会，许多人，在临终前都不会选择将财产留给后代，而是选择捐献给各种基金会，特别是慈善机构与教育基金会。这些钱，就是专门用来解决那些特别优秀的天才们因为经济困难而无法读书的问题。当然，如果你不是天才，但是，足够有才能，或者来自贫困地区，也是这种基金资助的对象。这样的社会，其实没有我们意义上的真正私有，也不是公有，而是社会所有。包括美国的私立大学，其实也不是个人所有，而是属于社会所有。名义上是私立，其实是社会共有，相对公立大学，它们只是资金来源不同。公立大学是联邦政府出资，而且学费低廉或者免收学费。但是，这些公立大学也有不少办成了世界一流大学。美国对困难家庭的孩子读大学的问题，有三重保证，第一重保证就是天才儿童的常春藤学校的巨额助学金；第二重保证，如果不够天才的级别，那么，还有学费很低廉但是也同样优秀的公办州立大学可供选择；第三重保证，就是如果家庭不富裕，本人也不够优秀，那么还有第三重保证可供选择，那就是基本上是免费的学制二到三年的社区初级学院，初级学院并不意味着学业失败，这些学校的数量也极其庞大，教学质量也是上乘的，并不是中国人所想像的垃圾学校或者野鸡学校。如果你不够优秀，同时家境又比较贫寒，那么这类学院是最佳选择，这里是求学的最好中转站，从这里毕业的人，可以选择工作，也可以选择继续到州立大学与常春藤学校继续深造。美国有近半数的本科生，都是先经过初级学院的培育，然后再步步高升的。由于美国的学校教、学、做合一，因此，他们的办学水平普遍是很高的。丁先生所提到的国家的困境时期，就是指美国的金融海啸引发的经济危机期间的入学问题。

美国能够做到，为什么中国就做不到呢？丁先生说，中国目前相比三十年前，也富裕了不少，社会民间也相对集中了大量的资源，而且也确实有不少人愿意为社会做一点这方面的工作。但是，一个汶川大地震，仅香港就捐出一百多亿港币，但是，这些钱，他们究竟流向了哪里？怎样用的？用在哪些方面？从来没有公开过，甚至简直就是一团漆黑，完全是暗箱操作。我们有捐款的义务，却没有监督的权利。相比美国来说，中国最缺乏的就是NGO。在中国就是做好事的资源，也是被政府垄断了的。一个政府害怕有人做坏事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害怕人们来做好事，就很可悲哀了。因此，丁先生呼吁，请政府不要垄断了人们做好事的资源与机会，希望中国能够真正有自己的NGO，让大家行动起来，为中国的教育、卫生、慈善事业与环境保护作一点贡献，只有这样才能够缩短中国与西方的差距。

从丁先生的这段话，我又想起了前不久在美国久居的一个女士撰文说，不要关心民主与自由的问题，而要多做善事，不要因为善事小而不做，并且列举了她在美国坚持做一点小小的慈善事业的案例。其实，丁先生也在美国有十几年的留学、任教与居住的经验，不同的是，丁先生看到了，没有民主法治与自由的社会，其实就是你想做好事，做善事，也会让某些人感觉到是对他权力的威胁。因为在这里，有些人手握权力专门做坏事，而你却来做好事，这就意味着你有与他争夺民心的嫌疑，也许你无意问鼎权柄，但是客观上也会造成民心向背的问题。因此用于做坏事的资源可能是自由放任的，而恰恰是用于做好事的资源成为一些人最可怕的东西。你成立一个NGO用来专门帮助穷人，那你就很可能成为穷人的靠山，并且成为穷人的希望所在。这才是最危险的。因此，他们不害怕黑社会，而最害怕你那专做好事、善事的NGO。一个社会，劣币驱良币，好人怕坏人，逼良为娼的局面就此形成。

一个社会，如果权力与人权的位置弄颠倒了，那么，就会出现许多头脚倒置的现象，比如用屁股思考，用脑袋走路，把人当工具，而把机器当人，最值钱是的官位，最下贱的是人命。谎言比真理更值钱，也更有市场。做坏事比做好事更让权力放心。贪官污吏比清廉的官员更受某些权力者欢迎。如果,你不够坏，就千方百计用金钱、美色拖你下水，或者干脆来个逆淘汰，清廉的人可能是最早成为贪官污吏被抓起来的人等等。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让你服从他人的权力，对权力者个人的忠诚。如果一个人倒立着看世界，那么整个世界都是倒着的，其实世界并没有被颠倒，只是观察世界的人被颠倒了。中国的教育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了呢？我提出的问题有三个，第一是中国真理部对真理的垄断的问题，真理部常常靠制造谎言当真理，投再多的钱办这种谎言教育也是没有用的，投钱越多，残害越大；第二是吏部对人才垄断的问题，什么是人才，怎样相中人才，数千年来都是靠了伯乐相马的游戏，今天也仍然是这样的。吏部说你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第三才是教育部的问题，教育部不过是真理部在娃娃这里的延续而已。今天，大家讨论的焦点常常对着教育部，其实是有点不公平的。

解决的办法就是重温邓小平的教育的三个面向：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却是面向国学、面向传统、面向孔子。人家就是不肯开放，你怎么办？我这样追问一直侃侃而谈的雷颐教授。有幸的是雷先生说到了我最喜欢的一个词：博弈。英雄所见略同。博弈，既不是鱼死网不破，也不是网破鱼不死，更不是鱼死网破，而是鱼与网就那样互相耗着玩，生命不息，玩乐不止。人生的乐趣与意义就在这个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