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论坛上谈西方的法治、自然权利这些概念的时候，往往会有人不屑一顾地问，你谈这些有什么用？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吗？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人的实用主义思维，什么事情都要往“有没有用”上度量。

中国文明的源头，一开始就打下了讲求实用的烙印。《易经》、老子都在讲天道，但是后世之人并没有在何为天道上的问题上花太多时间，而是力求从这些经书中寻找对自己有用的答案。《易经》主要是被用来预测未来、决策国家大事；而像《道德经》这样的哲学奇书，其目的也是针对统治者如何治国而言。诸子百家解经无数，也产生各种哲学思想，但无不是为了寻求治理社会的良方。而后来的儒家独大，实证主义达到了巅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以致用、文以载道，可以数哦是是中国所有知识分子做学问的动力。

而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文明，一开始就走了与中国文化截然不同的道路，那就是学问并不是为了实用为目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探索哲理，是为了求知和摆脱愚昧，并无任何实用目的”。古希腊人的“爱智慧”，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寻找宇宙间的奥秘和规律，追求神的智慧。而追求智慧更是被毕达哥拉斯派认为是净化心灵、洗涤灵魂的途径。所以，古希腊产生了完全没有实际应用意义的数学、几何、逻辑学，而这种纯粹是为了知识而探讨的知识，是被古希腊哲人们认为是最高尚的学问，而追求这种无用之学则是最高尚的事业。

正是古希腊文明中的这种不以追求实际效用的学问，奠定了后来西方文明的自由、理性、科学的基础。

古希腊的数学与中国古代的数学

中西方思想文化的这个显著差别，比较一下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的数学就知道。我们不妨把中国的经典之作《九章算术》和古希腊数学的经典名著《几何原本》做一个对照。

中国的《九章算术》不是一个人的作品，而是几代人删减和修订的结果，大概成书于在公元一世纪的东汉时期。它的主要内容包括面积体积计算、分数的通分约分、比例的折换和分配、开平方和开立方、一次方程组、勾股定理求解等等。其中开方术和方程理论，可以说是独步于世界的高超算法。

古希腊的《几何原本》亚历山大时期的数学家欧几里德的著作。它把逻辑证明引入数学之中，提出公理、公设、定义和命题，然后用最一小批基本的公理证出一大批定理。它提出了分析法、综合法及归谬法这些几何证明的方法，强调逻辑证明是确立数学命题真实性的一个基本方法。我们今天中学的初等几何，就是来自这本两千多年前的数学巨著。

两本数学著作一比较，我们不难得到结论：《九章算术》是一种算术，甚至是一种高超的算术也不为过；《几何原本》是一套逻辑严密的理论系统。也就是说，前者是一种技巧性的东西，而后者则是一种思想的体现。如果说，数学不应该只是一种算术技巧，而是一种思想学问的话，那么古希腊的数学才称得上真正的数学。因此《几何原本》同时也是一本哲学巨著。

为什么中西方会产生两种不同风格的数学？答案只有一个：实用与无用。中国的数学，基本上是为了解决实际社会生活问题为目的的。《九章算术》所列举的算法，都是为了计算田亩面积、谷物比例、土石工程、摊派赋税等等之用。而古希腊的数学，不是为了解决生活难题的，而是基本这样一种信仰：宇宙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而万物由规律所支配能被人的理性思维所认识，理性思维从数学开始。毕达哥拉斯认为“万物皆数”，宇宙间的一切规律和奥秘都隐藏在数之中。

杨振宁：中国没有推演法

前几年，杨振宁先生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说了一番颇为大胆的评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而归纳法的来源就是《易经》。西方有推演法，典范就是欧几里德几何系统。。。欧几里德几何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大贡献，第一次把推演法规律化，其影响不可以道里计。”

这句话引起极大的争论，也伤了很多人的民族和文化自尊心。《易经》是否中华文化没有出现科学的罪魁祸首，我们这里不做评论。但中国文化里是否缺乏逻辑严密的推演法，则可以从上述古希腊数学和中国数学的比较中略知一二。

李约瑟难题

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简而言之，李约瑟难题就是说，为什么中国近代没能像西方那样产生自然科学。上面杨振宁先生的对《易经》的评语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解答。当然也有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历史偶然性的问题，或者错误地认为西方自然科学的产生，是因为近代西方追求商业利益的驱使。

我们首先不要混淆了科学与技术的概念，尽管中文里有“科技”这个词，但科学与技术是两个概念，前者是一种思想和学问，后者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技巧。李约瑟所研究的中国科技史，只是一些中国古代零星的不成体系的科学知识，而更多的是社会生活实践中所产生的技术而已。

然而科学史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自然科学的诞生，与追逐商业利润无关，与社会生产和生活无关，而只跟求知欲有关。我们从上述古希腊与古代中国的数学的比较，就知道基础科学的产生，并非是为了实际效用。

实用之学只能产生技术，无用之学却催生了自然科学

所以当我们研究中国和西方这两种文明的起源，就会觉得“李约瑟难题”其实并不难回答。

古希腊人的为了求知而不是为了任何实用目的的价值观，经过中世纪、文艺复兴、科学革命直至现在，一直都被整个西方文化所继承。西方的学术精神，是跟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划清界限的，这种精神始于古希腊人的“爱智”。

在科学史上，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等人从事科学研究的动力和目的，就是为了认识“上帝放置在宇宙中的规律”，跟古希腊人追求宇宙奥秘的动机如出一辙，只是多了一层更强烈的宗教情怀而已，同样是与实用目的无关。近代自然科学体系的诞生，无不是因为这种无用之学。

科学在技术上的应用，那才是为了实用。但科学本身尤其是基础科学的产生，却是与实用无关。

科学史作家家丹皮尔说过：“科学主要是追求纯粹知识的自由研究活动。如果实际利益随之而来，那是副产品，纵然它们是由于政府资助而获得的发现。如果自由的、纯粹的科学遭到忽略，应用科学迟早也会枯萎而死的”。

所以当大多数把科学是为了提高生产力和发展经济，追求实用，实在是对西方科学的一个大误解。

而讲求实用的中国文化，始终只能在技术的层面上原地打转。西方的无用之学，却产生了“大用”。

我为什么在“大用”上加引号，是因为当我们认为科学是“有用”的时候，走实用主义思维，用科学来为己服务，已经是跟真正的科学精神背道而驰了。这就是为什么一百年前中国人高举科学和民主这两面大旗来拯救中国的时候，一开始便已注定要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