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几多第一次
人的生命没有第一次，也没有最后一次，即使死里逃生，也没有次数的区别，只有质量的差异。
所谓质量的差异，取决于人生几多第一次的经历。正是由于这些第一次的盲目编织，无论是从感性上或是从理性上都为人生的质量积累了诸多经验和教训。才使人生的第二次、第三次……，甚至很多次，不再重蹈第一次的挫折和失误。
我的人生几多第一次，凝聚着生活的酸甜苦辣，如果是经验——她帮助我把“人”字写端，假若是挫折——她把我教训得更加聪明。
初为人师
其实，当教师并不是我理想的选择，我的理想是当兵。由于特殊的原因（并不是身体的原因）我没能当成兵，只在生产队当了两年的民兵。1978年7月初为人师后，我才真正感到教师的光荣。
到学校教的第一界学生，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伙伴，那时我是“小娃头”，现在，我是他们的老师、初一班主任。环境和地位虽然改变了，但他们心底并不十分信服，就像当年的小说《不称心的姐夫哥》一样，难以使他们遵守班级纪律。在当时来说，我从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这就是我能够选招为民办教师的首要条件，这一切班里的学生都知道，他们就是从情感上转不过弯来，总想着上课是在玩耍、游戏、“开火”，几乎没有“师道尊严”那种等级尊严，只有伙伴们在村里的平等友情。于是，显得我们班的纪律在全校是最“差”的，因为上课时，学生可以随便发言，其他任课教师上课也是这样“乱哄哄”的。
校长和学校领导班子在衡量我这个班主任以及我这个教师是否称职。谈了几次话、听了几节课，结论是我还没有完全进入教师角色。
那时，我有一种自卑感，自己高中毕业如何胜过师范院校毕业的正规教师呢？于是，我在业务上加强了文化进修学习，在班务上，发挥我童年、少年时“小娃头”的优势，和学生打成一片，教育他们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和他们一起探讨最佳学习方法，我把办公桌搬进教室，用我的敬业精神和勤奋自学的精神感动他们，终于在我初为人师的第一学期辅导区统考中，我们班取得了语文人均分数第一名的好成绩。
现在想起来，我深刻地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超前地进入了新课程实验，建立了民主、平等、和谐的新型师生关系。但那不是理念的更新，而是当“小娃头”的特殊原因引起的。所以，后来，学校让我当校团支部书记、当副教导。
第一次去三门峡
我第一次去三门峡是在1979年的后半年，当时我任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课，正好下午是作文课，我在午后给班长杜勇留了一张便条，就离开了学校。
我在当时的川口火车站，上了火车，到了三门峡已是下午五点多，由于天阴，也分不清东西南北。只是随着人流乘上了班车，当乘务员问我到什么地方时，我也随大流地说：“市里。”
到了市区我茫然所知，在现在的百货大楼对面的一个小商店里见到了我要买的东西——红领巾。但是，货不够，要我明天早上再来。
看来只有在三门峡停上一夜了，但是我拿的钱根本没有住宿的费用，当时，三门峡对我来说举无亲，而且，交通也没有现在这么方便。
怎么办？我只好学习《梁生宝买稻种》——艰苦朴素。
在当年的街心花园转了一圈，在当年的陕县县委招待所门口看了看，我才原路返回，步行来到火车站候车室，围着火炉和旅客们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我觉得比梁生宝还有趣。
第二天，天不仅没有放晴，反而，下起了零星小雪。由于，在候车室也睡不着，所以我起早冒雪步行来到市区，门市部还没有上班。
红领巾买到了，但是雪也下大了。我大胆破费，把剩下的钱一合计。在百货大楼买了一把用塑料布做面料的雨伞，急忙又乘火车返回学校。
回到办公室，我的办公桌上整整齐齐地放着昨天下午我走后，学生们完成的作文——《在老师走后……》。
昨天下午，我走时给班长的便条上写道：“同学们：今天下午的课老师因为出差，不能给你们上了。当你们看到这个便条时，老师已经坐上了去三门峡的火车。所以，今天下午的作文题就是《在老师走后……》。”
据班长杜勇反映：当他读了便条的内容后，全班同学先是镇静，再是骚乱，最后，才安静下来。大部分同学都在静静地写着老师走后，班里发生的事情。就是平时纪律性较差的同学，也不敢有较大的动作，生怕别的同学把他们写进作文。这也许是他们人生的第一次吧。
有几个没有当堂完成作文的同学，他们记载的是晚上上晚自习的事情。晚上，村里放了电影，电影幕就挂在我们五年级教室的后窗外。学校没有通知看电影，还照常上着晚自习。似乎安静的教室里，同学们在做着作业，听着电影，还不是地偷看不完全的反面电影画面……
当我把自己去三门峡的目的和经历告诉给同学们时，许多同学都流出了眼泪。（有可能会有读者反问：买几条红领巾跑到三门峡不是奢侈吗？在现在看来固然是奢侈，但20多年前在灵宝一时半载是买不到的）
第一次去北京
每个中国人心中都向往着北京。我是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歌曲长大的，心里总是把能够到北京看看天安门当作一生最大的幸福。
我常问在北京当过兵的我的同学：“天安门有我们川口村边的火车桥高吗？有我们村边的汽车桥长吗？”答案是“没有。”我心里一阵纳闷。直到1989年的五一节，真正见到了天安门，我才真正明白，天安门的高大不在她的实际尺寸，而是在中国人民的心里，乃至世界人民的心里的地位。
4月29日我还在宝鸡市处理一件急事，连夜坐火车赶到三门峡参加了成人自学考试，才在下午1点钟赶回工作单位——川口小学。我和教师们冒雨来到灵宝火车站，乘车去北京，超前享受黄金旅游周。
当时，去北京的车票是17.4元钱，学校仅给每人补助65元前，所以一切都得省吃俭用。更没有坐卧铺的奢望，硬是挤座位、躺地板让火车把我们运到了北京。身子虽然苦点，但每个人的心是甜的。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去北京。
当我们坐地铁匆匆忙忙赶到天安门广场时，听到的是雄壮的《国歌》声，看到的是徐徐上升的五星红旗。置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看到了盼望已久的天安门，我们每个人的心情都万分激动。站在金水桥上，我四岁的孩子杨乐说：“爸爸，以后把我妹妹杨璐也引来照相。”我爽快地回答：“行！”（当时，女儿才半岁，直到1991年第二次去北京时，才实现了孩子的美梦）。
瞻仰了毛主席遗容、参观了人民大会堂、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后已经中午12点了。当我们准备游览故宫时大家却犯难了。当时的门票5元！超出了我们的承受能力，所以，我们集体决定：不游故宫，吃盒饭，还能省下两元钱。
下午，我们乘公交车赶往颐和园，在一亩园的地方找了一家便宜的小旅馆住下。
由于没有导游，我们只好自行安排，虽然费时间，但却省钱。5月2日游颐和园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大家坐在万寿山上，吃从家乡带来的未吃完的鸡蛋、啃从家乡带来的未吃完的冷馍、喝从旅馆里灌在水壶里的凉开水。
游香山时我们赶到苹果圆住宿。当时，一张澡票才5分钱一张，一切都很实惠。
大家安定下来后，我和张邦栓老师到前门火车票售票处，购买返程的车票。票买到了，我俩倒是在地铁上睡过了头。地铁竞把我们拉在苹果园的地面上。我还以为是哪个火车站呢？邦栓问：“杨老师怎么办？”我看看停息的地铁、漫天的群星说：“随大流，跟着前面的人群走。走出这个地方再说。”咳——，奇了！没走几步，薛玉龙老师背着我的孩子杨乐，迎面转过来了。待我和邦栓说明情况后，我们都哈哈大笑，因为地铁虽然坐过头了，反而离我们住的地方近了。
游完香山后，我们转移到301医院附近的一个地下室住了一个晚上。然后，在北京北站乘火车去长城。着实体验了詹天佑设计修筑的“之”型的火车路，当然，当上了好汉登上了雄伟、壮观的长城。下午，回到京城，我们特意要坐地铁到前门站下车，但一块醒目的招牌上通知说：“接上级紧急通知，前门站不停车。”我们只好在崇文门下车，返回到天安门广场。这里刚举行过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广场上一片浪迹，废纸、饮料桶到处都是，纪念碑四周的护栏铁链被挤断，散落在地上，纪念碑上有一些打油诗……
看到这一切我们的心在颤动，为天安门广场失去了刚来时的尊严而伤心。薛玉龙说：“杨老师，咱把这铁链子拿回去套狗用老美。”我说：“千万不敢！上火车时查出来了，我们就麻烦了。”
回到家乡后的6月3日中午，孩子杨乐在看电视时，突然大哭。我问：“怎么回事？”他说：“如果歹毒打毛主席怎么办？”我安慰孩子说：“禁严部队进驻天安门广场就是保护毛主席的。”
此后，同事们每每谈论起第一次去北京的经历，都感到很幸福。因为，在我们乡，我们学校是组织教师去北京旅游的首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