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们家乡的823部队搞“三线建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共中央根据当时国际形势，从战略上将沿海地区划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纵深山区为三线，为加强战备、巩固战略后方而适时提出“三线建设”重大决策），就地招收复员军人，按军事编制成立了“独立团”，在部队驻地建设军事基地，同时，还装备有枪支。
      我们公社的南朝、凹里、赵吾以及我们川口村都驻扎有“独立团”。
我们院子住了一个排的兵力。
      当时，我只有九岁，由于很喜爱枪，所以，“独立团”的“哥们”一下工都喜爱和我玩耍。
      因为他们装备的枪支，虽然是真家伙，但是没有弹药，中看不中用，而我从新卫厂引进制作的“火柴枪”多少还能有个响声，而且，还具有穿透七分钱练习本的威力。因此，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与我成了“忘年交”。
      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的“独立团”排长——刘启烈，他配备的是一支盒子枪，由于，家住阳店镇布张村，是我二姨的侄子，所以，我们俩很合得来。于是，他这个“独立团”的排长换成了“火柴枪”玩，而我则换成了盒子枪耍。他掂起“火柴枪”时，队员也怕三分，因为都怕火柴梗打烂脸。
      就这样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三线建设”的任务搞了一个段落，“独立团”解散了，排长——刘启烈与我分别了三十五年。
      一遇到熟人我就打探他的消息，但，很多去布张二姨家的机会都被他错过，大约是年龄相差吧，不曾让他对我那么挂念，而我，始终在心底孕育着重逢梦。
      2005年的6月18日，正直“三夏”大忙季节，我抽空到布张村采访一个退休老干部自办的“文化大院”，在这里，我们“兄弟”二人终于见了面。
      我从少年到中年，他从青年到老年，都已失去了三十五年前的童心和火气，如果不是“文化大院”主人的引见，还真不敢认识呢。
      其实“文化大院”主人刘可斌老人，我也是慕名而来后才相识的，说了和启烈哥的关系而又多年未见面的情况后，刘可斌老人极为热情地把启烈哥寻到了场，才终于圆了我三十五年来的重逢梦。
      他敦实的身体、我健壮的体魄，我俩站在一起，俨然是一对好兄弟，刘可斌老人颇有兴趣地给我俩照了一个合影。
      没有分别的泪水，只有重逢的激情——这是当过兵人的脾气；没有见面的礼物，只有急切的叙旧——这是深交的质朴；没有久别的遗憾，只有别后的问候——这是哥们的义气；没有枪支的话题，只有儿女的成长——这是年龄的特征；没有对酒又当歌，只有友情加亲情——这是环境的特殊；不顾自我的辛酸，只问长辈的健在——这是国人的孝道……
      在田园生活农家庭院相逢，在休闲娱乐文化大院欢聚，真是意味深长、其乐无穷。 35年前相处的庭院大门
35年后重逢的庭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