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同学小友，都是二十世纪50年代末出生的人，他大我三岁，和我家住斜对门。
    他的父亲在他上小学前就已经去世，一字不识的母亲，逢人就说：“你看我小友虽然不聪明，但是学习很用功。别人家孩子小学一年级才上一年，我小友就上了三年，不是就多学很多东西呀。”
    可是，用功的小友小学五年级（当时小学是五年制）没有毕业，就失学了。
    不过，小友长大后居然在北京当兵了，而我，则在本村小学当了民办教师。
    我送他走那天，他拉着我的手惭愧地说：“丰烈，我后悔文化水平太低，恐怕到部队后，连信都写不好。你是咱班的学习尖子，我走后，就拜托你给咱婶读我的信，替咱婶给我写信。”
    我说：“行！这不成问题。不过，得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小友认真地问。
    我说：“简单。就是到时候给我捎一顶军帽。”
    “是！敬礼。”小友一边满脸笑容地喊着；一边向我敬了一个很不规范的军礼。
    我的心里热乎乎的。
    后来，小友来信了。
    信上说他在北京某部炮兵连当兵，一切都比较顺利，请母亲放心。还说，由于他的文化水平低，分配在连队搬运炮弹。
    同时，他还在信上说，他把我为他母亲读信、写信，以及向他要军帽的事，告诉了连长，连长特意把自己多余的军帽让他寄给我。
    不过，我是第一次读他的信，看见满稿纸的错字、别字和极不通顺的句子心中十分好笑。默读一遍信后，我才根据我的理解大声读给大婶听。
    大婶高兴得直夸小友的信写得好。
    我说：“婶，部队是个大学校。小友在部队会学到很多东西的，再说，那还是在北京当兵，至少得当三年。”
    大婶乐呵呵地连连称道：“我儿有出息了！我儿有出息了！要比当初上三年一年级学的东西还要多哩。”
    当我把回信，读给大婶听时，大婶更加欢欣地说：“还是我丰烈写的信好。”
    大婶拍拍我的肩膀继续说：“不是你婶夸你，你写的信比小友强多了。就连钻到你婶的肚子里一样，把我想说的话都写上了。”
    最后，我习惯地像批改小学生作文一样，把小友来信上的错别字和不通顺的句子改正后，连同我代写的信装进了信封，一同寄给大婶直夸有出息的小友。
    就这样，小友在部队当了三年兵，他不知来过多少信，我也不知在煤油灯下读过多少信、写过多少信、改过多少信。
    小友复员回家了，第一个要见的就是我。
    他从行囊里，取出一顶新军帽，高兴地说：“丰烈。部队当兵三年整，多亏你的帮助。你看，这是我得的二等功奖章。军功章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这顶新军帽，是给你的奖励！”
    接着，小友深有感慨地说：“哎呀，没有文化太没有出息了。”
    他给我讲了一个在部队的故事：
    新兵训练后，他在炮兵连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军事技术大比武，人人都得过关，要说搬运炮弹的体力技能，他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但是，就是在军事基础知识的竞赛中出了差错。
    每个战士都要在全连120多人的大会上，讲述设备的名称、参数、性能和使用、保养的技术要领。
    他在会上说：“我们部队使用的炮弹就像我们农民住的窑洞那么壮、要有1米高。”
    倾刻间，台下官兵就像观看文艺节目、看到小品一样，笑作一团。
    小友红着脸走下了讲台，耷拉着脑袋回到原位。
    就是那一次对他的打击最大。
    他，他想到了母亲对他的期望；他，想到了我；想到了我一次次代写的信件；想到了我一次次给他批改的“作文”。
    正当他在营房里，回想这一切、翻阅这一切的时候，部队指导员找他去谈话，也被这些批改过的信件所感动。
    首长说他是接受远距离教育的好学生，说他是正在接受军事教育的好战士。鼓励他好好干，别泄气。
    后来，在唐山大地震的抢险大营救中，小友硬是凭着质朴的阶级感情和过硬的军事本领荣立了二等功。
    我接过军帽，恭恭敬敬地戴在头上，调皮地向他行了一个军礼，他很严肃地向我敬了一个很正规的军礼。
    小友在我们生产队当上民兵排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