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侯，由于特别喜爱手表，所以，就常常给自己的左手腕上画个手表。记得第一次画手表时，正碰上学校的老师，逐家挨户登记招收小学一年级学生，我的这一举动，竟然打动了老师，一举成了入学后当班长的优先条件。
         后来，在邻居家拿了一块坏手表玩耍，不慎丢失，被母亲打得鼻青眼肿。看来，同一个爱好，既有乐趣，又有苦恼。
         直到1979年我20岁时，才戴上一块旧上海表。
         那时，我正在本村学校当民办教师，家里也正在建房子。不可能总在学校工作不给家里搭手建房子，也不可能专门请假在家里建房子。而且，那时，我干民办教师的主要收入是和生产队社员一样的工分分配制。远在宝鸡的姐夫哥，将自己的手表邮寄给我，以便让我掌握上下课的时间，兼顾教学、建房的公私关系和利益。其实，我家离学校仅仅只有3分钟的步行路程，在那种“镶金牙爱笑，穿皮鞋爱走街道，戴手表不爱袄袖（diao） ”的年代里，我戴上了手表也只仅仅是暂时圆了我的手表梦，从来都没有让手表露出袖头被别人笑话。房子建成后，手表完壁归赵地寄给了姐夫哥。一时手腕的轻松、内心的空虚以及习惯看手表的不自在，使我更加渴望得到一块手表，驱使着我下决心买一块手表。然而，决心并不能解决购买手表所急需的现金，刚刚建起房子的家庭经济是不可能允许我这样奢侈的。
        让人惊喜的是，邻居搞到了几块台湾产的电子手表，说是一块银圆换一块电子手表。征得家人的同意，我才拥有了自己的手表，而且还是电子的，在当时真可谓是够气派了。
        成家后，我买了一个带日历的石英座钟。为了仔细研究日历变换的奥秘，我常常是熬夜到深夜12点，观察那一时刻日历数字递增的现象，甚至还打开后盖看个究竟。
        邻居家买了一个能上发条的闹钟。第二天就不走了，急忙拿来让我修理。我翻来覆去把外表看个遍，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就上满发条交给他。谁知停了一天他又拿着表来了，说是表的质量不好，要向生产队长请假，去城里换表。我直纳闷：好好的表怎么能坏呢？我问他：“你给表上了没有？”“上什么？”他奇怪地问。“就是上发条啊。”我解释说。“怎么还得上发条？我当买回来就不管它净走了。”他还是不解地说。我没有用过多的语言向他解释，教会了他上发条和校对时间，免得他再来。现在想起来，没有技术很难与时俱进了。
        在大人小孩都戴电子表的年代，我花了120元买了一块梅花表。开始手表的时间观念还很强，精确无比。但是，两年后，时间误差很大。同事们开玩笑地说：“你的手表扔球了。总是时时对、分分拨、一不对差一刻，戴着全当没戴。” 于是，我就专程在三门峡百货大楼花270元买了一块全自动带日历的双狮手表。没有误差的烦恼，没有上表的遗忘，只有昂贵的炫耀。
         我曾经戴着手表、别着BB机、拿着大哥大，够气派了；掌握时间、获取信息、回个电话够现代化了。但仔细一想，这简直是走进新时代的愚笨！难道大哥大不能掌握时间？难道大哥大不能获取信息？于是，我告别了手表，告别了BB机，尽情发挥大哥大的作用。并没有当年手腕轻松、内心空虚的不自在的感觉，更没有不别BB机觉得贫穷的内疚。
          从给手腕上画手表到手腕上不戴手表的变化，既表现着当初对时间概念的追求和对手表的渴望，又体现着现代观念的更新和时代的进步。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象征着时代进步的电子、通讯等等轻工业的迅猛发展。
         客厅里挂有电子挂钟，卧室里挂有康巴丝挂钟，书房里摆有电子闹钟，抬头低头时时都能看到、听到、感到时间的发展和变化，就连座机电话也都能够给人提供时间的信息。
        商店里有闪动的电子挂钟，高楼上有奔走的秒针、分针和时针，时时处处都能够见到时间的老人、历史的快车，不仅给手腕上画手表没有必要，就连手腕上戴手表更没必要了。
         电视上有整点报时的显示，电脑上有时分秒的数字， 时时刻刻都会提醒人们与时俱进、惜时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