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南街村参观，特殊体验了寻常不见的共产主义阵营里的这会主义优越性；特别是领略了在当今经济体制下，集体经济的发展状况。与众不同的南街村发展模式，举世瞩目。因而，被誉为中原大地四朵金花之一的南街村，名闻遐迩。他们到底按照什么样的原则结合在同一个组织内？如何确保该组织持续有效地运转？如何分配共同合作所产生的利益？这不仅是经济学而且也是社会学、伦理学甚至是政治学与法学共同关心的大问题。夸张一点说，我们民族能否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新模式、新版本，似乎也与这一谜底有关。简单点说，我们透过“能人现象”，能否发现不同于西方人的东方人特有的人际结合方式呢？在我看来，她不是固有的生产队基础，而是红色领导政权的南街集团；她不是自然的生产队管理，而是新型的居民区划分．．．．．．
　　我们一行四人是３月１４日，晚上８点多乘班车进入南街村的。令我感觉最深的就是这才是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一是南街村集体经济的高速增长，二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走集体化、共同致富的道路。正因为南街村依然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所以，不同观点的学者、记者都到南街村来找他们各自需要的东西。有些人是来找精神认同的。当毛主席的塑像被纷纷推倒之时，南街村却树起一尊汉白玉的毛主席塑像，由民兵日夜守卫；当毛泽东思想受到怀疑、批判的年代，南街村公开举起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坚持走集体化、共同富裕之路，而且那样成功，不少仍对毛泽东本人、对毛泽东思想深怀崇敬与信仰的群众、干部、学者、记者都到南街村来寻找精神认同。这一方面，留下许许多多感人肺腑的故事，他们的鼓励，成为南街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精神力量。也有些人是来捡渣挑刺的，要想证明南街村搞的是“挂羊头，卖狗肉”，说是“标新立异，欺世盗名”。当然，纯粹出于好奇，来南街看看的，也不在少数。所以，我们也是慕名而来，寻找精神的安慰；同时，也是从职业的本身出发，看看南街村学校的发展变化。
　　我们首先来在南街村宾馆住下。和外界的住宿条件相同，不讲脱离现实的艰苦朴素精神，以质论价自己结单，不过四人间也有卫生间、席梦丝床、地毯、电视、空调，条件不错，价钱不贵，正好适合我们四人一同住下。没有人神化明天的见闻有多么的神圣，也没有人憧憬明天的感觉有多么的美好，更没有人对南街的模式有什么异议，只是都觉得有些困倦，便都呼呼进入社会主义的梦想。
　　清晨５点４０分，我告别了梦乡，起床来到东方红广场，首先跃入我眼帘的是那尊汉白玉的毛主席塑像，接着是已经多年不见，而只有重大节日在天安门广场才能看到的马克思、恩克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我仿佛置身于儿记忆中的红彤彤的毛泽东时代的新世界。然而。与当年不同的是，现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处都充满着现代化的时代新气息，所以，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审视和赞美南街村。
　　6时30分，南街村高音广播中传来的《东方红》乐曲响彻天空。我站在汉白玉的毛主席塑像前，凝视着主席身后的东方天空，远望着太阳升起前千变万化的天空，观察着巨幅画像后迎着晨风飘动的一面面红旗，我被这熟悉的乐曲、久违重逢的场面最初唤起的感觉，真有一点“恍如隔世”。毛泽东把整个中国当作推行理想的巨大试验场，他发动一系列思想文化的批判运动，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反右斗争，直到“文革”初的横扫四旧与“文革”中的批孔运动，但是否把一切传统的“旧观念、旧习惯”从亿万人民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了呢？与一系列批判运动相配套的是一系列的思想教育运动，但冠以“毛泽东思想”的集体主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是否深入到人们的“灵魂深处”了呢？人脑是否犹如电脑，历史地储入其内的信息可以被“批判”所擦去，且被“教育”所重新输入？以“平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建立，加之“批判与教育”能否最终消 除人性内最顽固的“私己贪欲”与“分别竞胜”之心呢？毛泽东的前半生，在与“阶级敌人”、“民族敌人”作战，他赢了，赢得那样灿烂辉煌；他的后半生，其实是与人作战，与人性中“利欲”与“竞比心”作战，结果他输了。改革开放，究其实质是对人性中的“利欲”与“竞比争胜欲”的默认，市场经济不正是靠着“利欲”与“竞比争胜欲”之两轮而启动、运作的吗？然而在南街村，这里依然“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这里，每日清晨的《东方红》乐曲，汉白玉的大理石雕像，满墙的“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标语，仅是一种形式，还是具有真实的内容呢？

    职业的本能促使着我沿南街村教学区、转了一圈，身临其境，方知南街村的变化之大，奥秘之深。——学校是封闭式管理，谢绝参观！
    吃过早饭，我们退了房间，来到接待办公室，在接待人员的陪同下，免费坐着电瓶游览车，参观了南街村的展览馆、厂区、生活区、教学区和新建的南方植物馆。在接待人员的讲解中，在我们的询问中，我渐渐了解和弄清了心中的疑惑
　  南街村地处豫中平原，位于临颍城南，紧靠贯通中国南北、直穿临 颍县城的107国道(京深公路)，交通十分便利。该村的土地，除村东南角尚存数百十亩耕地外，全被现代化的道路、现代化的厂房、村委办公大楼、商店、宾馆、 现代化的学校、托儿所，以及现代化的数十栋村民楼房占据。就从硬件建设的标准来看，与我近八年所参观过的数十小康村相比，其“现代化”标准，堪称第一。在我去过的号称发达的浙江沿海，或许也找不到如南街村这样“现代化”程度的村镇。南街村内的“一条街”，仅一两千米，但十分宽阔。在有限耕地上铺建如此宽阔的“标准化”大道，与其说出于交通需要，远不如说供参观之用。沿街两侧的大楼、厂房墙壁上，悬挂各式标语。各企业的厂房上，写着“政治挂帅，思想领先，信用第一，用户至上”的标语。间或能看到“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标语。这些口号给人的醒目感，恰恰不在于它们的新颖，而在于它们的“陈旧”。对于我这样的四五十岁以上的一代人来说，如今已变得陌生的口号，在二十年前可以说在中国一切有墙的地方，皆可看到。在南街村的标语口号中，有一条属于创新：“坚持外圆闯商海，严守内方治南街。”这就是南街经验的一个自我总结吗？可能是的。
    南街村现有村民805户，3130人，2006亩耕地村设党委，下辖15个村民组，村企业组织──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公司下设方便面厂、食品厂、包装材料厂、中外合资彩印厂、胶印厂、啤酒厂等26个企业，职工12000余人。农业这一块，在八十年代初推行几年家庭承包制后，重新实行统一经营，建立体农场，实现浇水喷灌自动化，耕播收打机械化。近几年来，小麦亩产平均450公斤以上。村办集体企业，发展极为迅速，1991年，年产值超亿元 。1992年实现产值2.1亿元，到1995年完成产值12亿元。1996年产值目标15亿元，利税1.5亿元。在河南村集体企业中，名列第一。 .
    随着村集体经济的逐年壮大，村民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高标准的现代化六层村民集体住宅楼相继建成，绝大多数村民住进叁室一厅或两室一厅的公寓。家用电 器、家具、炊具、制冷取暖设备由村集体统一配备，村集体免费对村民供应水、电、气、食用油、面粉等等；村民的入学、入托、防疫治病、人身保险、各项村提留、乡统筹，概由村集体负担。总而言之，南街村正向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小区过渡。
    南街村的发展模式，受到中央、省市领导的积极支持与称誉。乔石、王恩茂、张爱萍、宋健、侯宗宾、李长春等都到南街来参观过，都对南街村的工作给予鼓与表彰。我们在展览馆和连接生活区与教学区的文化长廊里，看到了许多高级干部在南街村视察的照片。

    在解放前，凡市、县城乡结合部的村民，大多兼工商业，就此而言，南街村与河南其他各县的东、西、南、北街村并无二致。从零星的资料来看，该村姓氏很杂，且有回族村民，以王姓为多。一般而言，在城乡结合部的行政村内，姓氏结构较杂，且宗族观念较弱，就此而言，南街村与县城四周的村没有什么不同。1981年，全县推行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南街村也不例外。处城乡结合部的南街村得地理之便，加之土地十分稀缺与历史上的经商习惯，全村剩余劳力迅速向非农经济转移：一是在县城内设摊卖烟、卖菜，或搞饮食业。二是到外地务工经商。随着家庭劳力与经济重心的转移，家庭承包的土地或转让出租，或粗放经营，或任其荒芜，这在全国城乡结合部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指八十年代初的几年内）。1981年，南街村已办起两个集体小企业，一是砖瓦厂，二是面粉加工厂。此时也推行个人承包。结果是承包者个人发了财，集体欠了债，村民 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就此而言，南街村与其他市、县近郊各村并无差异：农业这一块非但不增，反有下降趋势；农户非农收入迅速增长，贫富开始分化。
    南街村之所以成为如今的这个样子，起始于1984年。是年，村党政班子作出一项重大选择：重新走集体化的道路。第一步是将两个承包给个人的小企业重新收归村集体，由集体承包。但这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承包制了。因为由村委任命的厂长，只领工资，既无奖金，更不参与企业利润的分配。第二步是在村民自愿的基础上，重新将承包土地陆续收归集体：这项重新集体化工作始于1986年，完成于1993年。随着村集体企业的迅速发展，全部农业劳力转入村企业，使这项土地耕作重 新集体化与企业化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当村集体企业把绝大部分甚至全部劳动力皆吸纳其内时，废除土地家庭承包制并重新集体化与企业化的做法，并非南街村的首创。当然，就全国范围而言，只有极少数的行政村能走此道路（全国有九十余万个行政村）。南街村集体承包的特点在于企业厂长主要是一种责任承包，没有所谓的“个人利益激励机制”。承包者不参与企业利润的分配，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厂长相似。从表面上看，南街村有两个显着的特点：一是在这种“企业集体承包制”下，集体工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二是他们所一再宣称的“毛泽东思想挂帅”。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据展览馆中一些数据显示：1984年产值70万、1985年130万、1986年320万、1987年730万、1988年1400万、1989年2100万、1990年4100万、1991年突破亿元大关、1992年2.11亿元、1993年4.2亿元 、1994年突破8亿、1995年达12亿元。各年的利税占总产值的10%左右。这些统计数字是否可靠，有无水分在内，我们无法核实。且在四本书内的统计数字并不一 致。但南街村各项“现代化硬件设施”明摆在那个地方：他们确实很富有。
    1984年，南街村重新走向集体化之路。经历十余年的发展，这个拥有八百余户，叁千余人的行政村成为一个集体资产雄厚且具有很高凝聚力的真正集体或说真正的共同体，一个参与市场经济竞争并依靠市场竞争而发展壮大的村民集体。一个行政村，何以能形成一个真正的集体，并以集体法人的资格参与市场竞争呢？这一现象，一直引起我的高度兴趣与关注。因为这个问题，在我看来，直接关涉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可能的重大问题。
    接待人员告诉我们：他们实行低工资、高福利的分配制度。南街村为什么推行低工资、高福利的分配制度？王宏斌说，为了限制与消除产生以权谋私、损公肥私等腐败现象的最终根源──私心。最有趣的是，王宏斌将人的私心理解为相互攀比，相互争胜之心。他说：“人们没有私心，有权的不会以权谋私，不会搞腐败，没权的人就不会损公肥私。这一切错误的、消极的、腐败的现象都是由于私心所产生出来的。如何在南街消除或缩小私心的滋生蔓延，找来找去，没有其他办法，只有从所有制这个问题上去解决……我们认为，私有制的成分越大，人们所产生的私心就越多。……这几年，南街村的生产资料已全部公有化了，人们不再因生产资料而产生私心。但是，仅有这还不行，人们的私心还会产生。因为目前的生活资料还有部分是私有制。要想解决生活资料公有制，必须通过分配这个渠道去解决。如果不解决生活资料私有制问题，人们还要比。他的一家比咱们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攀比消费水平，有积蓄的可以拿积蓄来赶上人家的消费水平。家里没钱的，就会想歪点子。有权的搞以权谋私，没有权的，就搞损公肥私。这两样都不能搞的，便去偷，去抢，去骗，违法犯罪。所以，咱们在解决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后，还要下功夫解决生活资料公有制问题。现在咱们新建起村民楼，配套下来每户八万多元。里面的大件东西全部姓公，小件东西如衣、被、鞋、袜还是姓私的，这些要随南街集体经济的发展，逐步把现在姓私的东西都变为姓公。让南街人富得个人一分钱存款都没有。到那时，不存在私有的东西了，人们的私心就会大大减少，但不可能全部没有，那时，人们的私心会体现在谁的官职大一点，谁的权力大一点，谁的名气高一点，要去争，去比，去计较。私心会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但不再以权谋私，损公肥私，不再去偷拿 公家的财物了。”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缩小工资分配上的差别，扩大公共福利中的平均分配份额，这一思想，确实是源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曾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一制度，但失败了。王宏斌在他小小的王国推行共产主义试验，会成功吗？据云，自1988年以来，王宏斌固定月薪250元。这样，村党政主要干部一律250元。各分厂厂长月薪在300─350元之间，说是以工资体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其实只具有象征意义。值得指出的是，公共福利这块的分配，只涉及南街村村民范围之内。截至1996年，南街企业集团共有职工12000名，其中属于南街村的，至多2000人，其余万名职工来自南街村之外，他们无权参与“高福利”的分配。
     这种分配制度我认为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在南街村无论是机关、工厂、学校、生活区，一律是铝合金门窗，全部没有防盗门。
    在南街集体企业的管理上，坚持“集体承包”，不搞个人承包制。王宏斌在解释这项制度时说：“根据南街过去承包的教训，在南街咱们认为个人承包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是表明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咱们还认为，在南街奖金越发，人的私心越重；奖金越发，人的觉悟越低；奖金越发，人与人的关系越淡薄；奖金越发，党组织的形象越差，党群关系越紧张。”的确，由个人承包乡村集体企业的大量实践表明，承包者往往利用集体企业组织来获取个人管理经验，建立私人供销渠道，积累私有资金，然后转为私人企业。在这个意义上，个人承包制往往是从集体所有制向私人所有制的一种过渡形式。南街村为防止村集体成员间的贫富分化，推行集体承包。这种承包制的前提条件是，各集体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必须在精神、动机上对村集体效忠。这也便是他们强调“政治挂帅”的基本原因了。当然，取消了个人物质激励机制的集体企业负责人，之所以积极工作，一是靠王宏斌为首的领导班子的“以身作则”，二是南街村集体通过高福利分配制度已让他们富得无需更多的货币。叁是在南街村发扬光
大的毛泽东遗产：学习与斗私会制度。
    南街村是否还是生产队的建制，在各独立农户之上如何形成一个集体组织？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过于复杂的问题。在我国广大的村民中，能否通过平等的协商，通过一种民主程序，制定一 套契约化规章制度，并选举自己的领导人执行这些制度，从而使之成为一个集体并有效地合作呢？一个较不乐观的估计是，至少目前尚不具备这一条件。因为在中国村落文化中的各种人际合作的传统方式中，没有一丝一毫现代民主与法制的因素。虽然，开大会、选举、定章程这套现代民主程序也输入到乡村，但村民依然无力按现代民主程序自发地形成超家庭的各种集体合作形式。村民的集体利益与集体意志是要由一个“别人”来认识、来代表的。“南街出了个王宏斌，王洪 彬带出了一个好班子，好班子带领村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句话的意义与力量只有在村落文化内，才能得到理解。从“为民作主”到“民主”，从“以身作 则”到“以法作则”，我们民族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问题在于，王宏斌这类人物的产生，往往出于偶然。虽然我们在这类人物的身上能找到村落文化的因素，但村落文化并不必然促成这类人物在绝大部分村落内成批成批地产生出来。这也正是南街村之所以成为南街村，且南街村经验无法推广普及的一个根本原因。假如王宏斌突然从南街村消失，南街村是否还能长期保持它如今所是的这个样子？我敢大胆地预言：不可能。这里涉及到一个更大的理论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建成，关键在于它能否创造出一种在市场中有效运作的集体组织形式，这种集体组织既然无法通过契约方式产生，那只能求助于王宏斌式的人物。但这种人物又只能是可遇而难求的。那么，我们能否创造一种新的精神文化，使得王宏斌式的人物成批地产生出来呢？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因此，南街村的集体，主要是对南街村原村民而言的。就南街集体企业集团而论，如今已拥有12000名职工。其中属于南街村集体成员并有权享受村集体福利的职工，至多不超过2000人。其余10000余人是来源于外村、外乡、外县甚至外省市的打工者。他们参与了南街村集体福利的创造，但基本上享受不到比工资丰厚得多的集 体福利。据此，有人将南街集体企业称之为“集体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是否有经济学上的根据，姑且不论，但它所指称的现实是明摆着的。
     仰慕、疑惑、费解、明白，最终在我们的心中，形成了一种思路——无论那种经营模式，他有自己独特的生存理论、方式、土壤、条件、价值和效果，他都是以发展经济为目的，进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物质的需求。值得敬佩的是，村南街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土地上红色政权真正意义上的集体经济，是集体经济迅猛发展、村民共同富裕齐奔小康的安居乐业的新社会主义新农村。当然，南街村的发展，是与中央政策相一致，而且，他们在某中程度上把握吃准了中央的文件精神，坚持正确的理想信仰，才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至高境地。
    接待人员给我们送到国道旁，我们的总体感受是，为人民服务的总旨，在南街村真的完全彻底实现了。

本文参考资料《南街村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