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４年的春节，激起了我对远在宝鸡市——姐姐的思念，于是开始了“千里寻亲度岁”的“春蕾”计划。之所以叫“春蕾”计划，是因为这是春天里的第一次行动；直接体验了“春运”的关键时刻；这还将开辟我们农村旅游过春节的时尚先例，对今后富起来的农民如何挑战传统春节，将会是一个推动。

农历的大年三十，我们进行了大量、充分的物质和思想准备。因为，与远方的姐姐已失去联系三年之多，万一找不到人怎么办？一同前去的要有我的妻子、侄子、儿子、闺女，总共五人，没有歇脚的地方怎么办？在火车上的年夜饭怎么办？等等一系列新鲜而未知的问题使我们不得不事先有所考虑。

两个孩子——侄子杨云和儿子杨乐在年三十上午，专门在火车站观察了春运期间的列车时刻表，选择了正月初一凌晨三点出发——安阳至宝鸡的列车，既解决了年夜饭问题，又解决了看春节联欢晚会的问题，可以说是两全其美。

按照传统的习惯，我们于年三十下午六点半吃了团圆饭，新闻联播节目中，令我们最感兴趣和最敬佩的是国家主席胡锦涛同老百姓一同包饺子、吃年夜饭的镜头。新一届国家领导人这种勤政为民、真抓务实的精神，不仅深深地打动了我，而且也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家人。我一边看着电视，一边用手机向我的领导、同事、朋友、亲友（凡是有手机的一连群发了成百个新年祝福的短信）。短信的内容略带有广告的独有特色，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使每条短信一角的费用为我而升值。“来自《枫叶教育网》（Http://www.fyeedu.net）的真诚祝福：愿信息给你带来好运，快乐伴你喜迎新春，愿祥和的气氛、温馨的家庭、健康的身体、满怀的欢欣、丰硕的果实，洋溢在这猴年里。阳店中心学校杨丰烈。”杨云和杨乐也都拿出自己的手机体验着时尚的拜年方式。由于网络的繁忙，发一条短信很艰难，总是在正确操作中出错，反复几次才能发出一条短信。同时，我还陆续接到许多（包括没有手机、或有手机不会发短信、或发不出短信）拜年电话。

我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电话、短信拜年，这只是时尚的开始，那么省下来的金钱、空间、时间能干什么？能不能倡导富起来的农民进行具有真正意义、倍感时尚的旅游过年呢？一年四季或耕作于黄土地上、或打工在工作平台上的人们，春节一家人热热闹闹聚在一起过年固然是好事，那么，年复一年的过，怎能不乏味呢？倒不如及早筹划，根据各自的经济能力和爱好选择旅游的目的地。全家人形成一个小团体，锻炼能力、见识世面、捕获信息，既不误工，又开阔了眼界，何乐而不为呢？当然，资金的困惑远远没有传统束缚的影响大，这是一个消费观念的问题，也是一个世俗观念的问题，更是一个价值观念的问题。旅游开支的收获是无形的，购物开支的收获是有形的，二者虽然不属于同等价值，但多数人喜爱实惠的购物开支，而远离时尚的旅游开支。所以，旅游过年需要倡导。我们这次“春蕾”行动，就是在度岁的先河上，架起时尚开支了的桥梁，今后将会有很多人在这个桥梁上通过，这也许是勤政为民的又一种表现吧。

邻居田耀邦邀我去他家喝年夜酒，一同欢聚的还有在焦村镇干副镇长的他亲家——索磊和楼下的邻居——胡大波。由于，没有工作的压力，加之又是喜庆的时刻——年末岁首的第一次聚会，所以我们都喝得很尽兴。

大年初一的凌晨两点多我迷迷糊糊地被孩子叫醒，带着一种新春的醉意踏上了度岁的征程。这次行动我只是总策划，买票、买饭、住宿全都由杨云和杨乐负责，１０００元钱缴给他俩管理。妻子和女儿只顾欢乐和享受。在灵宝火车站购完票，进候车室时，我问：“人多不多？”工作人员惊诧地反问：“都啥时间了？”候车、检票似乎专为我们一行五人服务，上了车果然能把硬座当卧铺。但由于穿得太厚，躺下去头部挨不住座椅也挺难受。

几个孩子分别在新乡、郑州、洛阳上学，对坐火车似乎也没什么新鲜感，所以和他们的母亲一起或坐、或躺在车座上以补充不足的睡眠，我由于有早睡早起的习惯，所以一点睡意都没有，独自一人随着列车颠簸的节奏回忆着往事。

我姐弟四个，大姐属猪比我大两轮，出嫁在阳店镇布张的杨崖村，有两个儿子都早已成家；二姐出嫁在陕西省的宝鸡市，有两个二子，老大接班已成家，老二是游子。哥哥和我均有两个孩子，老大都是男孩，老二都是女孩。人都说一娃一女活神仙，话虽这么说，但实际还有差距。如果处在生存线上，根本没有云来雾去的神仙滋味；如果处在生活线上，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更换了消费观念，那还差不多。

在我和哥哥上学时期，由于家境拮据，远在宝鸡市的姐夫，经常寄钱资助我们，就连我们使用的作业本也都是从宝鸡邮寄的，因为当时根本买不到白纸作业本。父母也经常到宝鸡做客，享受城里的生活，我们全家都为来往于城乡之间而自豪。

我第一次去宝鸡时，正在上高中，和我的女儿一般大，都是十五岁。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而且是在正月十五前，当时，姐姐还住在汉中路上，后来由于城市改造，迁住在机场街２０号。记得，正月十六回家时，母亲头顶圆月接我之村口。只可惜母亲已于十年前的农历１９９４年正月２３日去世，不可能加入我们的春蕾行动，父亲晚于母亲三年后去世，他们很难想象出他们的儿孙们在千里寻亲度岁，延续和加深着儿女亲情、姊妹亲情。

我最后一次去宝鸡，是三年前姐夫病重时。那时，姐夫已经内退，由大孩子接班，和姐姐一起做着小生意。由于姐夫和姐姐都信奉基督教，所以，姐夫病重时就住在基督教堂，生活完全靠信徒们资助。那次赶在星期天到达宝鸡，姐姐正在教堂里祷告，当我从盘坐低头祈祷的人群中叫出姐姐时，她竟然认不出我来，更想不到我来看她和姐夫。迟钝片刻，亲情的泪水夺眶而出，我的眼眶也随即湿润起来。姐夫躺在教堂大门西一间房的病床上，床边齐肩高的部位架着一根竹竿，供姐夫在下床活动扶撑。姐夫已失去了以前勤劳健壮的身体，浑身消瘦得很，脸上无光泽，说话有气无力，我很难相信耶稣的灵气能保佑他驱逐病魔，恢复健康。姐夫看到他平日关爱的内弟来看他，内心甚是激动，心情大为好转，挣扎着要坐起来。我坐在床边紧握着姐夫干枯的手，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并掏出五百元钱，双手递给姐夫说：“祥生哥，兄弟给你五百元钱让你看病用，看好病再回灵宝转转。”姐夫执意不收我的钱，因为平日老是他给我钱，今日我给他钱，倒觉着不好意思，在他的心目中似乎我还小，永远是花他的钱的人。我说：“祥生哥你收下吧，这钱既不是借的，更不是公家的，是你兄弟挣的。你兄弟长大了，你也花得起你兄弟的钱。”姐夫手里紧紧地握着五百元钱，嘴里清清楚楚地说道：“对！不——要——花——公家的——钱。”姐姐和我们弟兄俩都成了泪人。一年后，姐夫去世了，哥哥、嫂子和妻子一同前去送葬，我由于工作脱不开身，没能去寄托深深的哀思。

姐夫和姐姐最后一次回灵宝是在十年前母亲去世的日子。那天是阳历三月四日，我在城关镇涧东小学工作，起了个大早准备明天学雷锋活动游行的标语牌。姐夫突然出现在我的住室门口，原来他是专程来灵宝办理外甥的户口，刚下火车，直接来找我的。我请了假骑着自行车回川口替姐夫办手续，姐夫则在我的住室一边等我，一边帮我制标语牌。但是，不幸的是我母亲在上午九点多晕倒在去我家苹果园子的半道上就再也没有醒来。由于筹办丧失，也顾不上给姐夫办手续，一个电话把姐夫叫到了川口的家里，祭奠了去世的母亲后，迅速返回宝鸡叫姐姐去了。这一切都来得这样突然、这样偶然，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我的女儿——杨璐，是在宝鸡生的，完全依赖的是姐夫和姐姐的悉心照料。这就是这次千里寻亲度岁的主要原因。

１９８９年，怀着女儿的妻子被姐姐邀去帮忙做肉夹馍的生意。不巧的是我在收秋后患腰腿疼病住进了西安陆军二院。当时，不到五岁的儿子被岳母引走照管，还在世的三老岳父送我去西安，年迈的老人背着行动不便的我爬行三、四楼，病情好转后，三岳父才回灵宝。后来，接到信后的姐夫和妻子才把我接到宝鸡继续治疗。出院那天，我和步履艰难的妻子住了一夜免费宾馆。原因是，在医院门口，有很多私人宾馆，有些根本就没有招牌。当我找到一家宾馆问其为什么没有招牌时，回答是找不到人写。我欣然答应给他们写招牌，店主很乐意，答应不收我们的旅店费，不过他弟弟的牌子也得我写。于是“迎宾旅馆”、“便民旅社”的两个招牌第二天就赫然出现在医院的门口。由于字体还比较规范，店主和病友们都说我这个人才发现得太晚。

我们在宝鸡一连住了三个月，妻子的身体一天笨着一天，也不能帮着做生意了，只好将小姨子娟鱼叫去帮忙。女儿是农历１１月初十生的，母亲在初八就赶到了宝鸡。那时，我大姨的女儿——我条姐也赶在宝鸡做一笔生意，他的孩子——现在的市三中校长杨向谋因故也不时地往返于灵宝和宝鸡之间。后来，我把小姨子送回灵宝，把儿子接到宝鸡。听岳母说，儿子经常想我们，常常在别人家看电视时，见到与我相仿的人，就说：“奶！那是我爸！”岳母哄她的外孙说：“你爸病只要好了，就来接你上宝鸡看你妈。”姐姐家显得很繁忙、很热闹，要承担十几口人的吃饭问题，全靠姐夫、姐姐摆摊来维持。

那一年春节我们全家第一次在异地过年；那一年正月初一我们没有歇息，照例在建国路上出摊挣钱。我学会了和面、煮肉、打馍，但我不会夹馍，总是把肉夹得多多的，顾客特愿意，我们特亏本，姐姐只让我站炉行，不让我站肉案。现在回想起来这些特别有趣。

上午七点多西安车站到了，下去了不少戴瓜皮帽子的新疆旅客，又

上来了不少西去串亲的旅客。妻子和孩子都已没有了睡意，于是，我们的早餐开始了。一包狗肉、一包鸡肉、一瓶葡萄酒、五瓶早餐奶，全是冷饮。火车在起劲地奔跑，我们津津有味地吃，乐滋滋地喝，喜哈哈地说。

我们又唠起了西安的话题。我第一到西安出差，那是１９７９年的秋季，独自一人专门给学校买图书。当时，还是老火车站，厕所里没有衣帽钩，很是不方便，后来在《西安晚报》上看到火车站尊重旅客意见，安装了衣帽钩的报道。在解放路的中州旅社，我在木楼的走廊上休息了一晚，由于是阴雨天，晚上受了凉，翻天桥赶火车时，只觉右臀部一阵疼痛，便落下了坐骨神经疼的毛病。

由于火车晚了点，我们在上午１１点多才到达宝鸡市。一下火车，我们就匆忙上金台关下的基督教堂赶，因为只有在那里才能够找到姐姐。教堂位于百货大楼北的胜利渠边，要爬一段台阶和坡路。教堂的大门紧闭，幸亏小门还开着。我们直接进了大门，推开当年姐夫得病时住的那间房门，里面的人没有一个认识的。我问道：“请问：杨爱梅住在什么地方？”一位主妇急忙走出来说：“不知道。她都两年没在这里了。听说，搬到电子街什么地方了。”虽然这是事先预料的事情，但不能不是人大失所望。但既然是“寻亲”，加之又是大年初一，所以就有一种传奇的色彩。失散了几十年的侨胞都能找到自己的亲人，何况我们又在自己的国土上，熟悉的城市，没有什么难度，只不过是破费周折罢了。孩子们也都没有泄气，都望着我，等待着我发出一道决定性的指令。

我们离开教堂，在人民路上，掏了十元钱，挤进一辆出租车，来到宝鸡钢厂——钛金属有限公司，寻找外甥范建林。

外甥接班成家后就一直住在厂里的职工宿舍，我没有来过，这次寻亲，只有把找到外甥作为压轴戏了，要不就得通过灵宝的电话，寻找在宝鸡生活的姐姐当年的介绍人——赵便香，通过她再寻找姐姐。

在钢厂的传达室，我说明了来意，门岗问：“是什么车间？”我说：“不知道。” 人家说：“好吧，你们到西面的家属楼一问就知道。”说着，便出门给我们指方向。我说：“谢谢！”对方说：“不客气。”

走到一个巷口，正想右拐，后面的门岗大声呼喊：“还在前面！”我高声回敬：“知道了！”

家属院里，打听了几个人，都是因为不知道什么车间，而不知道住在哪幢楼上。好不容易打听到楼房了，但又不知道几楼而犯愁。只好用最笨的办法，逐楼道喊，结果是枉费心机。借解手的机会在三楼的卫生间，遇到一位男工人，一打听，人家说：“一楼是单身，三楼没有住姓范的，你到二楼和四楼打听。”来到二楼也不见人出门，也不好推门打扰别人，看到一个年轻媳妇在洗菜，再次打听，回答只有三个字：“不知道。”上到四楼后，一个虚掩着的门里的小两口正在吵架，更不敢去添乱。回到楼梯口遇到一位老大姐，当我用普通话，讲明来意后，她很是热情，一边指着外甥住的房门，一边说：“我和你姐夫是同一个车间的，不过我现在退休了；我和你姐原来关系就很好，我在十几年前见过你，不过你现在长变了。”我心里好激动、好高兴。一是因为我们遇到好人，二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亲人，三是因为我看到了姐夫和姐姐为人处世积德行善得到的好报应。

但是，外甥的门是关着的，人是不见得。我问大姐：“他有手机吗？”大姐热情地说：“有。但我不知道。不过我给你用我电话给你联系，我给你寻人找号码。”她急忙回屋取出小灵通拨电话进行联系，又遇着两个同一楼的邻居，替我们说明来意，劝他们打手给我们联系电话号码。大姐说：“人家大老远地来看她姐，见不着人怎么行？快帮忙找找。”另一位大姐说：“我姑家就住在灵宝新华街。我家也有手机，可我不会用，拿来你给看看有没有存着他的号码？”他们一面忙碌着联系号码，一面招呼着让我们坐在家里等着。这盛情真是令人感动，这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一举一动，为我们千里寻亲度岁的行动营造了浓浓的亲情氛围。我不由地想到，那一年，在宝鸡过春节时，宝鸡市春节联欢会的主题就是暖暖的西北风。事隔十年我又一次体验到了这种主题的深刻含义。

真是不便再打搅人家了，给人家喜庆的节日，无故增加一些麻烦实在是不好意思了。我急忙说：“大姐，是这样。我们把行李放到你这里，我们下去转转，我把手机号码留给你，如果找到了，麻烦你让他给我回个电话就行了。如果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我们转一会儿就回来了。”大姐说：“那好吧，让我拿个笔记下来。”我说：“不用笔，你把你的号码告诉我，我打过去你不接就存上了。”大姐不好意思地说：“你看，我一急就糊涂了。”

下了楼，已经下午一点多了，孩子们都饥饥、饥饥了，妻子说我这是麻线掉鳖——故意让饿着。我说不管怎样现在总算是有眉目了，而且不拿行李一身轻了。

在一家羊肉泡馍馆，我们一人吃了一碗优质羊肉泡，算是新年第一天早上冷饮过后的第一顿热餐。

在上马营市场新建的“家美佳购物商场”，我们一边带着闲情遐意逛着超市；一边把手机的耳机戴上等待着回电话；一边东张西望地想捕获外甥的身影。足球场大小的购物商场，几百人的售货员、几千人的顾客，在琳琅满目的货架走道里，如果真的能够捕获到外甥的身影，我们这次“春蕾”行动的传奇色彩就更浓了。

最终，电话回过来了，几颗悬着的心放下了，我们结束了逛超市和捕捉身影的行动，向钢厂家属楼赶去。

在刚才吃饭的时候，杨乐还说：“不知道我建林哥长了没有？”是的孩子们也是十年没有见面了，他们的亲情虽然比不上我和我姐姐的深，但毕竟是亲戚弟兄，基因连情，不可枉薄啊。外甥上初中时，杨乐还小，口词还不清楚，见人就说：“我建林哥上球（初）中了！”逗得人哈哈大笑。记得父亲在世时，杨云上了实验中学，父亲给我说：“给你爱姐写信，说云都上县中了”这是父亲的骄傲。如今，两个孙子都上了大学，父亲虽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但他的儿子，亲自引着他上大学的孙子，来探询他的女儿，父亲在天之灵，一定会得到万分的安慰。父亲那微笑的音容，不时地在我脑海里出现。

离我们有２００米远，我就认出了外甥，他引着自己的小女孩。我问：“谁能认出你建林哥？”在相距５０米内，几个孩子才相认。

外甥告诉我：“我和我媳妇引着女儿正在二叔家吃饭，一听说你们来了，就赶紧跑来。找我的电话都倒腾了三、四个人，才找到我。”我说：“好啊！这才具有传奇色彩。”能看到姐姐就近在咫尺了，我们都很高兴。

外甥和我们叙着旧，外甥媳妇忙着做菜招待我们，外甥孙女害羞，躲在另一个房间里绞着头发，孩子们累得坐在一旁不想说话。

自从建林成家、姐夫去世后，姐姐一直跟着多事的二外甥海林过，他的作为成了姐姐的一块心病。不仅如此，而且我母亲和姐夫的相继去世，或多或少都与不争气的海林有关。为此，姐姐终止了信奉基督教，搬出了闹事区，住在李家寨。现在，海林似乎有点懂事，知道干了、不惹事了，和他的未婚妻在一家饭店作着服务员，和姐姐一起过着平淡的日子。姐姐的心情和病情都好转了，给别人看管着冷库，挣两口饭钱，已经失去了夕日承担成十口人吃饭、穿衣、过节的能力、条件和辉煌。由于，姐姐不信奉基督教了，又不爱在家停留，所以没有落脚固定的地点让我们找到她。

饭后，我们一行８人（增加了外甥建林的一家三口）绕过密集的集资楼群，钻过昏暗的火车隧道，走过尘土飞扬的马路，终于来到了姐姐租住的地方。果然不出所料，姐姐不在家！在马路边，我们足足等等了一个多小时，也不见姐姐的身影，后来只好兵分两路，一路由建林的媳妇带着孩子回他家守家，一路由我们继续等待。一直到五点三十分，眼看着没指望了，我们只好决定，一同去火车站，要么住宾馆，要么坐火车去西安。但新的问题缠绕着我们，如果明天还是找不到怎么办？所以，一到火车站，两个孩子就匆匆忙忙买了六点二十多去西安的无座位火车票。外甥含着泪目送着我们进了候车室，由于离火车开动仅省不到十分钟，我只是深情地叮嘱他：“一旦联系到你妈了，就给我打电话！”

难以预料到的是车厢里坐满了人，我们是无座位的票，只好先坐在空位上，等待着下一站下人后独自享受。三个孩子都一一被有票的旅客请起来，惟独我和妻子的座位没有人来，我们盼望着列车快启动。一开车，没人来，我们就放心了。还算好，火车开动后也没人来。到了下一站，我们都有了座位。春节串亲的短途多，这是常事，但多得让人没座位让人费解。春运春运，运出春天、运出好运、运出亲情、运出效率、运出信息、运出观念，这是我的感受和体验。

寻亲计划没有彻底完成，我不免有些扫兴，也有些困倦，迷迷糊湖进入梦乡，忽然间又被杨乐吵醒，“你看是不是到西安了？”我睁眼一看，都已经眺见西安城墙了，怎能不是西安？

一出火车站，孩子们就问我怎么办？我说：“买票、吃饭、住店都得办。”得到十点以后才能购买明天火车票的信息后，我们径直走向解放饭店。杨乐问我：“在这里住过没有？”我说：“没有。”“为什么？”杨云反问。我回答：“太贵。一个房间一个晚上３８０元。但今天晚上因为是过年，让大家享受享受。”杨璐急忙说：“享受什么呢？你看上面的广告，标——准——间１２０元。”逗得大家都面对我笑起来。

正月初二的早上九点钟，我们才开始起床、退房。这一天的白天，我没有接到任何人打来的拜年电话，也没有给任何人打过电话，开着的手机当成了怀表用。

购完火车票，确定了下午五点半返程的时间，我就筹划带着大家游大雁塔、电影城、钟鼓楼、逛西大街和解放路。杨璐很惊奇地告诉我：“那里有一个字写别了，真丢西安的人。”我一看，果然就是。在西安火车站候车室前，悬挂的横幅上写道：“春节期间增开临时客车ＸＸＸ次、ＸＸＸ次……欢迎乘座”。杨云和杨乐也都说那个“座”字应该是“坐”字。杨璐为她的成功发现而自豪，妻子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大约有好几年没有来过大雁塔了，这里巨大的变化令我惊喜！雁塔北拾阶而上的文化广场上，音乐喷泉占了主流，喷泉四周是佛门、佛柱、雕塑、草坪、音乐灯，以及远处的仿古建筑。置身于文化广场上，真叫人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上了观景台，从大慈恩寺的东墙行至南门时又是一番新奇的感受。这是一段徒步行走的文化路。树身被用特殊的材料包装装饰成了古诗文展示橱窗，大型的铜制古代人物雕塑栩栩如生。漫步这段文化路，既领略了古代古朴典雅的文化氛围，又感受到了现代建筑艺术的科技含量。

到了大慈恩寺的南门时又使人豁然开朗。偌大一个广场，唐生的塑像屹立在高高的台阶上。这是一个照相留念的好地方。站在铜像的南面，朝北望去，尽收眼底的是一字型排列的，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塑像、南门和大雁塔。我们打开了两天以来，特别是新春以来，曾未打开过的照相机镜头，兴致勃勃地取景留念。

大慈恩寺前庭后院游了个遍，惟独没有登雁塔，所以，孩子门只是觉得每人一张２５元钱的门票花得冤枉。我的感觉是似乎雁塔北的几个殿堂都是新近扩大的规模。

往东步行５００多米，寻找当年的电影城，却是荡然无存，借问摆小摊的市民，说是拆掉了，正在建筑芙蓉圆别墅。乘公交车去钟鼓楼的路上，在孩子们都在观望窗外的景观时，我在想：西安市拆掉了人造景观，而大规模地在雁塔四周修建广场、文化路，真是保护和发展古文化遗产的伟大壮举，无论是观念的与时俱进，或是设计的时代气息，或是建筑的新颖造型，都围绕着大雁塔这一景观做铺垫，这种古文化遗产和现代建筑艺术的珠联璧合令世人瞩目惊叹。

首先，跃入我们眼帘的是鼓楼，在以前，鼓楼被群楼淹没，难以让人看到她的真面目。不过我们还是先来到位于东西、南北大街十字路口中央的钟楼的西北方向，又一次顺光拍影留念。接着，我们穿过地下通道，漫步草坪广场，钻过鼓楼圆洞，用了一顿午餐。

西大街和解放路我们都是步行观景，当年的中州旅社的木阁楼已经被高楼大厦代替；当年的解放商场已经变成了图书批发市场；当年的火车站地下商场生意已经十分萧条。

饱食一顿陕西岐山名吃——哨子面后（可惜马虎面馆未开门），我们踏上了征程。在快到我们灵宝车火车站时，孩子们早早地拉开了窗帘，急于想看我们灵宝的夜景。

“到了！到了！”“看见了！看见了！”“那是市政俯！”“那是紫金宫！”“那是金城大道！”“那是信合大厦！”“那是金水湖！”“那是新灵桥！”“那是咱家的集资楼！”……

孩子们的阵阵喝彩和惊叹，吸引得满车厢的旅客，也都纷纷探头远眺，连连称赞：“灵宝是个好地方！灵宝是个好地方！”都已经下了火车了，孩子们还沉浸在刚才火车上观夜景的幸福和快乐之中。我给他们道出了其中的秘密，我说：“今晚的夜景之所以好看，原因有三个：因单位、居民的都要红红火火过大年，因此，开灯比平时多；因为灵宝是个小盆地，火车路绕灵宝市区弯道而行，因此，我们看到的是全景；更是因为我们是在行使中的动态、俯视观景，就如坐在飞机上一样，因此，看到的夜景就十分壮观。”

回到家里已经快九点了。妻子急着下元宵，备晚宴；杨云和杨乐忙着算帐；杨璐则打开了电视机；我打开了笔记本电脑准备把这次行程记录下来。只听杨乐欢呼道：“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我抬头一看，原来他俩的帐目快兑住眼儿了。杨乐说：“帐面总共开支８１１元钱。”杨云说：“我兜里还剩现金５元多。”我说：“给我缴回１００元，省下的是你们两个的小费。”

我们刚刚吃完元宵，沉睡了一整天的手机，唱起了欢快的和弦音乐。凑巧得很，姐姐的电话打过来了。我说：“爱姐，大过年的，我们实心实意去看你、去给你拜年，却找不到你，真叫人失望！”姐姐说：“我在冷库上着班。合同签到四月份，到时候我就回去了。” ……

真没想到，还是真正有意义的时尚拜年电话，结束了我们这次“千里寻亲度岁”的时尚“春蕾”行动。

２００４年于春节